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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六日，将近午夜的时候，当百老汇的灯光照耀在欢闹的人群之上，它所造就的电气的黎明熠熠生辉。这时，一具男人的身体从空中疾速跌落，重重撞击在福克纳大厦脚下的地面上——摔得面目全非……
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今天，比约恩·福克纳以这样的方式遁出了我们的世界，同时也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当利益纽带彻底取代爱恨情仇，当一位伟人屹立于世又坠落深渊——这就是作家安·兰德为我们塑造的世界。比约恩还活着，比约恩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而活，又为什么而死？
你也许没有听说过安·兰德，那么我很荣幸这本书可以作为你了解她的开始。本书收录了安·兰德的三部剧作，均写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作品并不是她的代表之作，相比她一生的辉煌成绩，这三部剧作显得寒酸了一些。然而，如果拿安·兰德风靡全美的小说《源泉》的文学价值和它的畅销程度相比，就不得不承认，由于受到中心思想的制约，那部原著长达一千四百页的超长故事其实可以用几页纸来归纳；反而是写作于安·兰德创作生涯早期的剧本，故事巧夺天工，情节环环相扣，展现了她思想的雏形，为日后安·兰德的哲学奠定了基调。
我难以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证明安·兰德对文学、哲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安·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销量上确确实实击败了你所读过的几乎任何一本书。安·兰德不是美国的本土作家，一九〇五年，她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圣彼得堡。从小她就展示出了极强的文学素养，她八岁开始写剧本，十岁开始写小说。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爆发时，她只有十二岁，但是她已经坚定地与主张推翻沙皇俄国的克伦斯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紧接着爆发了十月革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被推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上台。政治的动荡毁掉了安·兰德原本幸福祥和的中产阶级家庭，于是她开始了长时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九二五年，她自己取笔名为安·兰德，以取代自己的俄文名字艾丽莎·日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安”——“Ayn”很有可能来自于希伯来语“Ayin”
，意即“眼睛”。同年她完成学业，并拿到赴美国的探亲签证，远渡重洋来到了纽约。
她爱上了纽约。她也许是爱上了纽约的摩天大楼，更可能的原因是，她爱上了纽约的精神。即便她的父母几经周折也没有得到美国的签证，她还是毅然决定要待在美国。之后她跻身好莱坞，从群众演员做到剧本审稿人，成了一名职业作家。事业蒸蒸日上的她在一九二九年嫁给了一名好莱坞演员，一九三一年成为了美国公民。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安·兰德已经能够立足于美国文坛。她发表各类作品宣扬自由市场，这当中就包括她伏案七年的大作《源泉》。《源泉》顿时红极全球，把安·兰德推上了美国文坛的顶峰。一九五七年，她又发表了她最著名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该书获得极大成功之后，她的视野就不再集中于小说，而开始发展她的哲学思想，游走于各地巡回演说，在报纸杂志上刊文，直到她晚年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一九七四年她因吸烟过度而罹患肺癌，一九七九年她的丈夫先于她离世，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创作和社会活动大大减少。一九八二年，她将《阿特拉斯耸耸肩》改编为电视剧的工作尚未完成，就因心力衰竭溘然长辞。
如此用寥寥数字概括安·兰德的一生显然过于仓促了，这样的陈述比她所生活过的沧桑要平庸许多。她的一生留下了石破天惊的作品，还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叫“客观主义”。能力所限，我不对安·兰德的哲学妄加太多评论，只大体归纳一下。“客观主义”是安·兰德建立的哲学流派，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个思想内核所作。客观主义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认为世间万物都脱离于主观的感知而存在。安·兰德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其实是被迫的，因为她更愿意关注存在的第一性，可是“存在主义”已经被让·保罗·萨特等人率先提出，因此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客观主义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有能力用感官感知世界，用逻辑分析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独立的感知和分析，每个人存在于世界，就是为了追求个体的幸福，而非其他。客观主义的哲学体系在《源泉》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定型。安·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写道：“我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个人至上，以个人幸福为其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利益为最高尚的活动，以理性为其绝对的原则”。
对于文学的欣赏，更多的时候可以抛开繁杂的哲学体系，更加注重于在客观主义之上提出的诸多观点和立场。安·兰德本人也似乎更在意这一点，以至于她在后半生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断地丰富这些观点，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成为美国精神的一大拥护者。面对针对她过度美化资本主义的质疑，她的一句回答很好地总结了她的哲学：“我最主要的不是要拥护资本主义，而是要拥护利己主义；我最主要的也不是要拥护利己主义，而是要拥护理性。”她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信仰理性，那么他一定会赞同她的哲学，反之亦然。可见理性是她的思想根基，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则是“理性”在伦理学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投影。在伦理学层面，安·兰德提出了“理性自私”，意即每个人都是全然为了个人利益而活，他从来不为别人牺牲自我，也不应强求别人为自我牺牲。需要强调的是，安·兰德的利己主义是与利他主义对立而生的；安·兰德不反对人们友好相处、互伸援手，只是这样的所谓“利他”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符合“理性”的，而不是出于强迫和教唆的，利他主义的核心不是慈善和博爱，而是把奉献和牺牲作为社会义务，所以安·兰德反对的是政府和法律以暴力迫使人们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牺牲。换言之，她认为，假使一个人没有见义勇为、没有为了集体利益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是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的。在政治层面，安·兰德力挺个人权利。她认为社会必须基于人的自由——人的思想自由，人的个人发展自由，人的人际关系自由，因为只有完全的自由才符合一个理性的人的社会判断。人的权利最基本的要素是生存的权利，故人不能为他人牺牲生命，这样等同于放弃理性。人也必须具有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因为财产是人的存在带来的产物，根据理性，人们理应拥有财产，并且理应自由交易财产。安·兰德根据这一点，认为只有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才符合人的需要，任何所谓混合式的经济都或多或少引入了中央集权，扼杀了人的自由。
可以想见，安·兰德的哲学一经提出，在美国立刻引起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唇枪舌剑，安·兰德也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众哲学家。这意味着她是一部分人的偶像和女神，也被另一些人嗤之以鼻。尤其是在冷战的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美国掀起恐慌，美、苏的两种意识形态进入决战。起初，安·兰德几乎把美国精神从濒死边缘挽救了回来，客观主义也跃升成为宗教信仰被信众盲目崇拜。这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年代自不必说，但是无论是大众还是权威，总有大部分人对安·兰德是抵触的。她的思想，无论对东方的价值观，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对西方提倡的普世价值观，都是巨大的冲击。很多人认为安·兰德的思想过于极端、夸大，无法应用于现实社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安·兰德对于人的理性和自利的揣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所不愿承认的；她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乌托邦世界，她想象中的集权主义，也在现实中一遍遍重演着；我们每个人，事实上也无法避免的是安·兰德所定义的“人”。
虽然文学评论家广泛地认为如上的哲学思想开始于《源泉》，但是在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剧本当中，这种哲学思想已经显出了初始的形态。甚至在安·兰德日后的作品中，有些人物只是这些剧中人物的丰富、放大和升华。在写作这些剧本时，安·兰德只有三十岁，所以她的思想很有可能来源于她青年时代在沙俄，也即后来的苏联的经历。从一个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度来到纽约，两个社会的差异在她眼前显露无遗，她不得不为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折服，而她也恰恰是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小姑娘，在好莱坞的丛林里自我奋斗，最后转变成为文坛巨匠、哲学大师，她有理由信仰美国精神、代言美国梦，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写作。
这些剧本在情节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它们分别由一宗谋杀案开始。平心而论，我讲故事的水平，同安·兰德还是相当有差距的，所以我建议读者直接跟随剧本里的情节发展，我在这里也尽可能少地干扰大家看原文的兴致。可以说，这三则故事，假若用悬疑剧的眼光去看，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但是如果跟专业的侦探故事相比，一定还会感到失望。安·兰德毕竟不比柯南道尔，她没有相关的经历，写作的初衷也定不是展现凶案的层层迷雾。
另外，正如安·兰德在《一月十六日夜》的序中所说，这三部剧作的写作风格一定要与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简而言之，故事情节中的事不要放到现实生活中，故事情节中的人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我们习惯了《雷雨》式的话剧，写小人物的生活，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舞台上的一颦一笑都是真实的，人物的性格以最贴近生活为好。安·兰德的剧作中也有人物，只是他们的出场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他们性格之外的内涵。这样的创作意图的结果就是，人物有时会脸谱化，对话有时会比日常生活要来得严肃和有哲理。这并不是说，安·兰德的作品是完全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安·兰德的创作也是来源于对当时时代的思考，但是她没有唏嘘当代，没有针砭时弊，而是在她的笔下创造出了一个简化的世界，来承载她的哲学。人物是傀儡而已，故事是载体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写出来是为了影射讽刺，也没有任何一个情节写出来是为了催人泪下。
《一月十六日夜》是安·兰德在美国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它无疑是本书所含三部剧作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是其中唯一一部在安·兰德去世前发表的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安·兰德的创作中也是罕见的，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如此错综的情节，在安·兰德随后的创作生涯中越来越淡化。《一月十六日夜》在百老汇舞台上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兰德相当有创造力地让观众可以与演员互动，并且最终决定女主角的有罪抑或无罪。故事的发展当中，原告、被告双方的证据被刻意地平均，所以依照不同证人的证词，故事在不同的节点上分出枝杈，形成了许多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其可信之处。对于这个故事，文学评论家存在着很多争议。基于浪漫主义的本质，尽管故事的一个版本当中涉及比约恩·福克纳卷款逃跑的情节，译者还是倾向于少去看一些它的现实意义，例如资本家该如何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种种。根据安·兰德在她自己所作的序中的说法，她展现了两个集团和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而她这样做的原因是她要为像比约恩·福克纳一样的伟人辩护。安·兰德认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众不能由于他们的伟大，就把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罪恶。法庭在大财阀比约恩·福克纳坠楼身亡的背景下开庭，出庭的每一位证人都与比约恩有着很近的关系，他们中有他的情妇、夫人、岳父、守门人。然而现在大财阀命丧黄泉，法庭上却没有人是悲痛的，有人在瓜分他的财产，有人在为自己辩护，有人在算计着鬼主意。安·兰德或许只是想呈现出这样的场景，它完完全全地不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又那么相似。凯伦·安德列不爱比约恩·福克纳（尽管他们在剧中同属安·兰德希望为之辩护的集团），比约恩·福克纳也不爱他的夫人。无论故事是哪个版本，这都是一个利益链条驱控着的世界，也是社会律条对战个人膨胀的世界。安·兰德把决定权交给了陪审团，她让观众用分析来戳破层层迷雾，这个过程在她日后的哲学体系里，就是一种“理性”。
《理想》的故事模式没有《一月十六日夜》那样自由和流畅，它不像是故事，而像是语录式的哲学著作。这与《阿特拉斯耸耸肩》十分类似，所以它的内容被公认为安·兰德小说的前奏。安·兰德在《理想》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几乎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悉数登场。同时，《理想》传达出的观念也极端复杂，每一幕的格式几乎是在重复，但是又因为场景的变化而各异。从序幕到第二幕的最后一个场景，在八个不同的房间里，凯伊·贡达，那个万众瞩目的女神，被无数次背叛。凯伊·贡达所象征的就是人的“最高价值”——自我实现。所以如果一个人背叛了凯伊·贡达，他就永远不能达到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希冀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场景当中，都有社会的另一个元素，将这个“最高价值”击倒在地。《理想》写于《一月十六日夜》之后，显然，比约恩·福克纳的形象在安·兰德心中尚未散去，所以《理想》中的凯伊·贡达也是一个和比约恩·福克纳类似的人。因此在思想层面上，《理想》与《一月十六日夜》是共通的——当一个安·兰德塑造的“人”面对现实社会，却被社会公众拒绝和狙杀。这是一种极好的预见，因为安·兰德在这些剧作完成后的几十余年中，就遭遇了如同凯伊·贡达一样的经历。但是安·兰德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她不可能屈服于社会的律条，她必须追求她的“最高价值”，而不被任何其他的因素所干扰。
《三思》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侦探故事，不过安·兰德塑造的各个人物充满了她惯用的对立。布雷肯里奇先生的死，在剧中的象征含义，是他对于利他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漠视，安·兰德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由围绕在布雷肯里奇先生周围的人物说了出来。情节中充满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布雷肯里奇先生要把发明献给全人类，而英格尔斯则要用它来赚钱，这两者所象征的两大意识形态不必多谈。黑斯廷对于它们的判断也是相当精辟的：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渴望金钱，而是大声叫喊着自己对金钱的鄙夷和自己是多么地愿意为他人奉献。瑟奇印证了这一点，那个最喜欢强调自己毫不在乎个人利益的人，反而是那样一副嘴脸。安·兰德聪明地把瑟奇描绘得相当无辜，然后再让他的一切伎俩暴露出来。《三思》也是以安·兰德的哲学作为出发点的，她希望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利他主义都是一个善意的面具。就像剧中的孩子比利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那么他就必须找到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制造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循环最终会导致信仰利他主义的人开始谋求对别人的控制，把他人作为工具看待，而不是独立的人。和其他两部剧作相比而言，《三思》的人物矛盾是最激烈、最泾渭分明的，谋杀案也唯一一次被搬上了前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安·兰德对于理性和利己主义的信仰是不断加强的，这样的思想最终在《源泉》中爆发了出来。然而，事实上，《三思》的暗示似乎也相当骇人，因为渴望自由的人不得不除掉独裁的布雷肯里奇先生，来追求他们个人的实现。如此的激进做派，也为安·兰德招来了不少反对之声。
以上是译者对于安·兰德作品的一些浅薄分析，很多内涵还望读者能够深深挖掘。至今，本书收录的三部剧作依然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以各种语言上演，安·兰德的思想也在其支持者的不断推广下传承下去。尽管她的这些主张一直不被大众接受，她的客观主义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〇〇九年，在金融大动荡的背景下，《阿特拉斯耸耸肩》再次荣登美国亚马逊小说类的销量榜首，来源于这些剧作的客观主义思想又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金融危机时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格林·斯潘正是安·兰德的疯狂追随者，于是赞扬者与诟病者又以安·兰德的思想为议题，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未来。译者也希望有一天，这些剧目可以登上中国的舞台，带给中国观众同样的思考。作为大洋彼岸的中国读者，面对举国经济大发展下对于人的本性的迷惘，本书中的三部剧本会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给予我们一些启发。在安·兰德写下这三部剧作的八十年后，我们默诵着这些文字，依然会顿觉天摇地动，灵魂震颤。
郑齐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