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历史

1954年，波士顿爆发了很多的脊髓灰质炎病例。病人如此之多，儿童医院不得不在街边进行鉴别归类，面对众多枯坐在车里的痛苦的父母。所以，当次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 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通过测试，他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但是，索尔克的疫苗的生产是基于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 在更早期获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1948年，恩德斯及其同事发现了在人体之外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方法。在当时，人们无法看见病毒，即便是采用最强大的显微镜。恩德斯团队确定他们是否成功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唯一方法是，将病毒注入一只猴子的脑部，观察它是否感染了这个疾病，而出现一些恶劣的症状。恩德斯的技术使得索尔克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可能，并且索尔克因为此疫苗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恩德斯也因其功绩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甚至在索尔克的疫苗被验证为有效之前。 3

生产索尔克的疫苗的知识链紧跟着当时最新的医疗进展。然而，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索尔克和其他人取得突破的方式无异于人类最古老的知识进展方式。比如，就跟我们确切地知道病毒及其敌人疫苗一样，古人确信人是有四种体味或者“体液”（humors）的：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每种体液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化系统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化系统包括器官、体内的液体流动、一年四季、星座的运程和疾病疗法。 如果你的体液不正常，你可能会被送往当地理发馆，进行一次有益的放血或者通便（不要问为什么）。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异教徒”都相信这些关于身体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同周围的环境相结合的知识。近2000年来，人类认为体液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极其重要。

当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你的胆汁并不依赖于你的星座，你的肝并不依赖于你的个性。但即便我们现在完全否定了体液这一想法，但来自珀加蒙（Pergamum）的盖伦（Galen） ，康涅狄格州的恩德斯，纽约的索尔克，前者和后两位的出生日期相差了1 800年，都接受同样的假定，认为知识基本的运作方式如下：知识是一个框架，其稳固的根基可以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添加新的东西——如果你已经了解了病毒和免疫系统，那么就可以掌握脊髓灰质炎病。因为我们可以打下稳固的基础，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具备更好的能力，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生存。

当然，盖伦居住的知识之屋（houses of knowledge）和恩德斯和索尔克所居住的有着重大不同。体液论者认为他们的知识基础是稳固且真实的，因为其知识基础能使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到天文学——使用类推法。这个只有在以前说得通，也就是当我们还相信上帝以最美丽的方式命令世界运转的时候，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所以我们才可能欣赏他的杰作，并且我们的头脑（和上帝一样）通过观念联想而运作。因此，发现类推，就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认为类推法是一种推进知识的科学方法，否则我们还会相信，正是因为一些肿瘤引发的静脉肿胀令人看起来 像螃蟹，那么癌症一定和巨蟹座有关系。我们认为，知识的坚固基础不是类推法，而是事实。古人和我们现代人在如何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方面存在分歧，但古人和现代人都坚信基础本身。

事实就是事实。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有成效的，这是事实；巨蟹座和肿瘤毫无关系，也是事实。但是，知识之屋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这一想法本身不是事实。这种观念本身有它的历史，但现在正面临一个180度大转弯。

2006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探讨了10年前他成功推动福利改革立法所留下的遗产。 4 他的结论是：“过去10年已经证明，我们实际上终结了我们过去了解的福利，为数百万的美国人创建了一个新起点。”然后，他用以下话语支持以上结论：

在过去十年里，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1220万人降至今天的450万人。同时，待处理的福利案件的数量下降了54%。60%不再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找到了工作，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我的政府通过“从福利到工作合作计划”（Welfare to Work Partnership）加快了接受福利救济者的就业步伐，超过2万的企业雇佣了110万的福利接受者。福利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伟大成功。

克林顿论证的重点是一系列的事实。如果我们想据理反驳他，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断章取义的，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举出自己的例子。我们可以指出，其实在克林顿的法案生效之前， 5 贫困线一直在下降，并且指出在美国，领取食物救济券的零收入人员数量增长至约600万，原因是克林顿的改革法案切断了其他的现金救济来源。 6 当然，克林顿总统会以更多的事实反击，因为我们是用事实对抗事实（fight facts with facts）。

但情况并非永远如此。在1816年，英国下议院讨论成立一个委员会，目的是调查童工，要求参加工作的儿童最小的年龄是9岁，并且限制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长最高为12.5小时。这遭到了工厂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6岁及以上的儿童就可以参加工作，而且每日工作时长可延至16个小时。支持和反对该法案的辩论都是基于原则和概括，而非事实 。“如此法律程序是对父母的人道的诽谤。”柯文先生（Mr. Curwen）说道。他认为父母是判断什么情况对其孩子最好的法官。 7 虽然如此，为了调查真实情况，一个委员会成立了。即便是该委员会委任的专家们——在当时这种做法本身是相当新颖的——也是没有事实证据的。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律师的艾什利·库珀（Ashley Cooper）作证说，7岁到10岁的小男孩每日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0个小时，否则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成长。“针对这种问题，人们必须遵循一般原则指导，以求得答案，”他说道，并指出儿童成长对“新鲜空气、锻炼和营养”的需求。医学博士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Sir Gilbert Blane）支持这一观点，但他指出：“我没有工厂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的回答必须依赖于一般类推法。” 8 一般原则也许是真实的，一般类推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现代人知道，这些原则和类推法需要得到事实的支持，我们才能相信它们。比尔·克林顿不能只给我们一些未经证实的格言。

当然，在19世纪开始之前，就有事实存在；在人类初次品尝海水之前，大海就是咸的，这是事实；在我们发现特定病毒之前，它就是脊髓灰质炎的起因，这也是事实。但是，直到相对后来的现代，事实才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

的确，我们直到数百年前才出现事实这一词汇。在公元400年，哲罗姆（Jerome） 将《圣经·约翰福音》（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第一章第十四节（“and the Word was made flesh”）翻译成拉丁文“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 ” 。“Factum”是指在“想要做的行为（facere，to do）”中“已经做出的行为（“that which was done）”。 9 16世纪早期，“事实”一词出现在英语中，意指那些已经做出的行为，但是到了17世纪，事实则指的是更为狭隘的一类行为，正如其在这句话所示，“他被……绞死……在他犯罪事实发生的地方”（1577）。 10 事实意指罪恶的行为，所以一起谋杀是一个事实，而金字塔位于埃及则不是事实。由此来看，没有一个词可用于形容现今“事实”一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度过过去漫长的岁月的？

对于现代人而言，事实最有力、最坚固的部分在于个别（如路边有块岩石、桌边有6把椅子）。但是我们的先辈对个别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过身体知觉可以感应到个别，而其他动物亦能如此。先辈们认为，知识不是我们通过生理感觉就可以简单了解到的，因为知识是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而这种灵魂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并且如同上帝一般。知觉可以让我们看见个别的事物（这是个浆果，那是只猫），但知识可以让我们明白这只猫和其他猫的共同之处，从而知道猫为何物；知识让我们看到猫的本质。对我们的先辈而言，知识是关于普遍性的——并非是关于这只猫或那只猫的事实。现今关于知识的观点，即知识是关乎个别事物的大量事实，肯定会让先辈们备受打击，认为我们现代人误用了我们天赋的能力。

那么，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使事实变成了知识的根基呢？过程是曲折的。美国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 追溯到 16世纪在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的发明。复式簿记提供了一套程序， 从而使得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只要遵循合适的程序，都可以准确地查看分户总账。 11 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看向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 12 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比如，当他想了解液体变成气体之后，体积膨胀了多少的时候，他用1盎司的小瓶装满酒精，用可充气的袋封住，加热酒精，直到袋子充满了气体，然后测量剩下的酒精。 13 通过这样的关于个别事物的实验，他就可以提出一个广泛适用于加热液体的理论。

有了特殊性的基础之后，普遍性就与传统上获得知识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转：从今以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14

再经过一个世纪，我们得出了现代的事实。如果试图理解诸如“事实”这样的基础词汇，20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 给出的建议是，看这个词汇与什么对比使用。培根当时是将事实与理论对比。但现代意义上的“事实”是从人们将事实与自身利益对比后才出现的：清理烟囱对小男孩的影响这一事实，与上层阶级需要人来清理烟囱这一事实对比之后，富人们自我催眠说，艰苦工作可以磨练小男孩们的性格。 15 事实的意义变化使事实与社会地位的中心相联系，因为我们经常互相竞争，协调我们的利益。事实从科学理论的基础发展为社会政策的基础。

如同观看一个展示花朵开放的单格拍制的视频，我们可以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生平中看到事实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他就是生于1766年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其最为人所知的是他1798年提出的著名的警告， 即人口以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增长，但养育人口所需的食物却以线性速度增长（即：1，2，3，4，5，6，7……）。他的著名“证据”是： 16

首先，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并将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

那么就可以说，我的假设是对的，即人口的力量无限地大于地球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力量。

马尔萨斯并没有费心地收集人口增长和粮食产出的事实。相反，从他所展示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前提下，他向我们提出了一套逻辑推理。从这个逻辑推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不应该供养那些穷困的人，因为无论怎样，粮食都是不够分配的。我们必须提高道德标准，而且要减少生育。

在书的其他章节里，马尔萨斯展开论述了一系列大胆的、未经证实的概括，解释为何地球上的众多人口尚未经历饥荒。即使提及自己的同胞时，他也以明显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方式进行阐述。“上层阶级”（higher classes）没有感到结婚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沉溺于便利的偷情”。 17 商人和农民只能等到年纪更大的时候，才有能力负担结婚。工人根本承担不了养家的重任，将他们“少量的津贴分成四五份”，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增加人口。公务人员如果结婚，将失去他们“舒服的”生活现状。现代研究者看到这些概论肯定会感到吃惊。这些阶层的平均家庭规模是多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养活一个有四五个人的家庭需要多少钱？富裕阶层的“偷情”情况有多普遍，并且该阶层的偷情概率如何同其他阶层的概率相比？如果马尔萨斯把他的书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论文提交，那么他将会被要求去学习一门矫正方法论的课程再重写论文。

终其一生，马尔萨斯的确重写了他的大作。他于1826年出版了该书的第六版，也是最终版。此时，该书涵盖了丰富的事实、数据以及关于对比研究的合理性的讨论。他比较了不同地区的死亡率，解释了反常的数据结果，并且整体上看，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基于事实的现代研究学者。显然，他的改变部分是由于有了更多可利用的事实。但是事实之所以变得更容易获取，是因为其地位上升了。在马尔萨斯作品的刺激下，以及希望英国社会面对工人和穷人悲惨现实的改革者的推动下，基于事实的知识出现了。在那场政治斗争中，事实要与阶层利益相对比，而不仅仅是与理论对比。

阶级利益的分化在19世纪初达到了最大化。当时上层阶级相信确保他们优渥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安排，对于允许儿童去工厂做工或者派遣5岁的儿童清理只有7英寸直径的烟囱，他们丝毫不感到内疚。1819年，英国下议院想要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青少年去清理烟囱。当时，下议院议员登曼（Mr. Denman）认为，让这些年轻的男孩做有收入的工作，远远胜过让他们参与“在当下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诈骗和偷窃行为”。 18 欧玛尼（Mr. Ommaney）议员也同意，因为他看到，清理烟囱的少年们是“欢乐的，高兴的，满足的”。登曼议员还认为，除了这些身形正合适的男孩们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去清理那些非常小的烟道了。

然而，时代在变化。针对欧玛尼所见到的“欢乐的，高兴的和满足的”清理烟囱的少年们，上述改革法案的支持者们以内科医生提供的事实证据予以还击。医生证明，这些男孩“表现了各种过早衰老的症状”。支持者们获胜。这些男孩受到的痛苦这一事实战胜了先前的设想，即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他们本应该如此——这一想法正好支持了登曼和欧玛尼，以及其他的保守者们的自身利益。

清理烟囱的法案只是一个标志，并非转折点。事实的胜利是逐渐取得的。但有一位思想家极大地推动了事实的胜利，他提出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事实，而非基于道德假设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他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是令人钦佩的少数伟大的改革者之一”。 19 他在4岁时就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5岁时，他就成为了著名的“哲学家”。13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律师。但是，他好奇心旺盛，不甘心只钻研一个领域，除了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之外，他成为了一名哲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原则：既然快乐和痛苦对所有人而言是同等的激励因素，边沁认为，衡量一项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看该行为是否能够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边沁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社会政策的一个新方法，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方法。

对于政府行为来讲，边沁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假设登曼和欧玛尼的幸福抵不上清理他们烟囱的男孩们的幸福。假设政府政策是以增加整体幸福的实用主义为导向。如果这样，政府必须首先调查清楚所有公民的现实生活状况。政府制定政策需要基于 事实 。

但如此一来，就反过来需要使用一个近期才受到重视的工具：统计（statitics）。“统计”一词在1770年左右才出现在英语里，源自一个意指国家信息（这也是为何统计一词中包括“stat”词缀）的德语词汇。 20 统计的目的是独立于观点和结论。它们成为社会改革运动反对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结论的方法。 21

19世纪30年代，统计为边沁的主张提供了方法，并且由于受到边沁的影响，议会也委托制作了有关贫穷、犯罪、教育及其他社会关注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分散在有着大量趣闻、采访和统计表格的“蓝皮书”中，虽然统计方法并不符合现代标准，但这些报告为议会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打下了事实基础。蓝皮书同样为流行小说提供了素材，后者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改革运动。 22

这些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家中。最出名的一位当然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但是在伦敦，蓝皮书以飞快的速度进入议会，并受到疯狂追捧，以至于到1854年时，狄更斯反而强烈反对整个基于事实的方法。在小说《艰难时世》（ Hard Times ）中，狄更斯让校长托马斯·格雷庚（Thomas Gradgrind）劝诫学生：“‘事实，事实，事实！’” 23 格雷庚无动于衷地对他的学生说，他们一定不能用花卉图案的地毯装饰他们未来的家 ， “‘其实，你们是不能走在花朵上面的，因此也不准许你们在地毯的花儿上面来回走。既然从没有国外的鸟儿和蝴蝶落在你的碗盏上，因此你们也不许在碗盏上画外国的鸟儿和蝴蝶 。 ’” 24 在狄更斯看来，事实是与想象和艺术相对立的，用它来理解人类生活实在是过于干巴巴。

狄更斯对读者明确说明，他所反对的事实源自政治范围。格雷庚对学生说道 ： “‘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会诞生一个事实委员会，由事实委员构成，他们会强迫人们变成事实之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 ’” 25 担心这个政治寓意不够清楚，狄更斯还告诉我们，在格雷庚的房间里，有“很多的蓝皮书”。狄更斯在书中指出：“凡是这些蓝皮书能证明的（一般说来，你爱叫它们证明什么，它们就能证明什么），它们都在那儿证明……在那个有魔力的房间里，最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计算，得出了正确的总数，最后得到了解决……好像一座天文台不应开什么窗子，坐在里面的天文家应该只用钢笔、墨水和纸张来计算星宿的运行一样。” 26 狄更斯对穷人怀有怜悯之心，他12岁时在鞋油厂做工，而自己的父亲因债务入狱。 27 但是蓝皮书里的事实并没有揭示真相。为了了解真相，你需要深入地、富有同情心地去理解社会不幸者的困境，就像我们读小说时的方式一样。真是无巧不成书！

即使广受欢迎的狄更斯指责人们对事实的过分依赖，但事实的地位依旧继续上升而日益重要。随着“事实调查团”（fact-finding missions） 的出现，事实成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事实调查团是现代产物，但早在1893年，《纽约时报》就第一次提及了事实调查团。当时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派人调查夏威夷末代女王莉迪亚·卡玛卡依哈（Lili’uokalani） 被罢黜的情况。 28 这些调查委员会成为常规程序则是在1904年之后。在1904年，海牙国际法会议（the Hague conference）成立了第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事实调查团，调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误击沉一艘英国渔船的事件。 29 此事被称为“多革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俄国向英国支付了赔偿，并且在史上第一次，一起国际争端通过事件无关方——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调查事实真相，而且仅仅通过调查真相这样的方式就得到了解决。

到20世纪20年代，事实调查团已经成为各国间公认的解决争端的常规程序 30 ——大概是因为，一战造成1 650万人死亡的事实，证明了解决争端的另一方法并不奏效。现今，一旦事关重大的事情出错了，我们就建立一个事实调查团进行调查，好像这早已是一个自然而然、且由来已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百年来，事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与理论相对，发展到与自我利益相对，再到敌对国家避免战争的方式，事实早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真相——那些不依赖于我们怎么想而存在的真相。记者搜集事实，年鉴汇集事实，棋盘游戏测试我们知道多少事实，专家根据以往赛季成绩的事实预测整个棒球赛季的结果，政府以无情的事实评估为依据，准备部署世界末日大决战般的武器。事实触底了，而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6iHjwZ0eYEpm6ETpHVDJjUkKXYtS1bMXCOgvugGa7QxnMYYFpEJ7tt/vrVJeB1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