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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总能让人的心情愉快起来，特别是在色达这样一个冬天几乎要占去长达七八个月光景的地方。当大地复苏、万物开始吐绿的时候，远山近水那一片充盈绿意的大地，使我感到心灵的天窗似乎已经打开，春天的气息正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
就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当阳光刚刚铺满大地的时候，从美国赶来学院参学、钻研佛法的林明博士来到了我的同步翻译室。林明博士从中国的北大一路“征战”到美国的密西根大学，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可谓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不过从她脸上，你一点儿也看不到一般高学历知识分子那种常有的骄矜气。她人非常朴素、善良，对除真理以外的庞杂世事一点儿也不关心。听到她说她对佛学院的闻思修气氛非常满意，我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起她获取超世间学问的大悲智慧的过程。我一边听着林博士对世间知识与佛法教义的分析，一边就在心里感叹不已。一个女孩可以为了希求正法而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求学，这种精神不说感人至深，至少也是难能可贵的。
说起我的世间经历，平心而论应该是光明一片：我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习生物及生物物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并获纽约大学生理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密西根大学获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可能很多人会羡慕我的高学位，不过说老实话，我个人却从未以此为荣过。因为十几年的东西求学史让我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就是把学问做到“后后博士后”，如果不能了解生命的真相、宇宙的来去、人生存于社会的意义，那你即使是一个超级教授、超级权威，在我眼中也与路边那些静默的石头、小草无异。人之为人，绝不仅仅在于披上人衣、人皮而已。否则所谓的“万物之灵”又“灵”在何处呢？如果你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
那么我又是谁呢？从名字上来看，我叫林明，但林明就是我吗？“林明”只不过是一些笔画的结构合成而已，它怎么可能指认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呢？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接触佛法，特别是禅宗以后，我才算大概粗通了“不立文字”又“不废文字”的“借假修真”之理。
也许由于父母都是科技工作者的缘故吧，我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次我去观看天文展览，惊叹于神秘浩瀚的美丽宇宙。许多日后，挥之不去的问题悄然浮现于我当时尚显幼稚的大脑里。印象最深的便是看到宇宙的无边无际后，我头一次感到了平日里总认为大得无法想象的地球，以及一直自矜为能创造历史、改天换地的人类，竟都是如此渺小与无力。想当初从北京到上海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我就感叹“我们的祖国真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一对比宇宙的时空动辄以“光年”计，我马上就想到：“天哪，我们才能活八九十岁！这太可怕了！这怎么可能呢？”
小小的我不禁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疑问，于是赶紧向在我眼中历来高大、睿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亲提出这个疑问。和蔼的父亲以过来人的口吻谆谆教导道：“我以前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我不想了。”
“为什么？”我有些疑惑不解，难道这么重大的问题竟可以忽略不计吗？
“因为人不能总想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否则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呢？”
回到家，对父亲的解答非常不满意的我，又站在了穿衣镜前。我长久地注视着镜中自己的影像：这个人就是我吗？我是谁呢？我打哪儿来？妈妈未生我之前，我在哪里？是不是在空中飘荡？我为什么会是我父母的孩子？别人的父母为什么做不得我的父母？……
正是对生命的这种穷追不舍的刨根问底，才让我日后选择了北大的生物系。但上了生物系，疑问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又有所增多，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时有点理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了。但我就是没法糊涂，我总在想，数以百万计的精子中，只有一个能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这种碰撞过程看起来是十分偶然的。那么，如果是这数以百万计的精子中的另一个和卵子结合了，妈妈生下来的baby恐怕就不会是我了。如果不是我，那会是哪一个林明呢？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所学到的越来越多的科学以及人文方面的知识并没有抚平我心中的疑惑，有时我也不得不学着爸爸的样子把它们渐渐淡忘，否则我可怎么活呀？我不能终日沉浸在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吧！
大二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了蔡志忠先生所画的漫画《六祖坛经》及一本介绍禅理的小书《月》。第一次把它们看完时，我还不十分理解书中的内容，但我的眼前却为之豁然一亮：以世间的思维方式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可能在佛陀的思维方式观照下会冰消瓦解吧。为什么以前我从未想到、听到、看到这种智慧的存在呢？是我的思路有问题，还是我所接受的教育有缺陷？尽管后来我从蔡志忠和《月》的作者林清玄居士那里，进一步把目光又转向了宁玛巴的大圆满，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他们的“指”并未让我见月，但至少让我明白了天上有轮明月，我应该自己争取去看到并沐浴在它的清辉下。就好比我的疑惑并不能直接让我得到答案，但至少它能提醒我应该找到答案一样。
记得当初一翻阅这两本书，我就马上感到了一种阅读的快乐，并深深地爱上了它们。一遍不懂，我就两遍、三遍地看。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我可以逐步领会书中一些公案的深意了。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居然接受了一些故事的教育意义，开始试着改变以往的某些性格弱点。原本懦弱的我，在懂得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后，竟也开始学会“当下承担”，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自信去勇敢面对人世的困难与挫折。既然我本是佛，只是妄想、颠倒、执著使我不能证得，因而不能现起大机大用，那我就应该努力放下一切包袱，以无分别的量等太虚的心去包容一切、空诸烦恼，怎么可以再杞人忧天似的重新去“实诸所无”，把困难又牢牢执著起来放在心上，自我束缚呢？原本来去自在、无挂无碍，我又何必要给心戴上一副起识分别的虚妄眼镜，再去给外物贴上好坏的标签呢？“非风动、幡动，乃仁者心动！”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不“心动”，又不如木灰土石一般死寂的方法。
这两本小书慢慢地成了我的解忧良药。每当我感到痛苦、迷茫之时，它们总能给我以安慰。我还把六祖那句“人有南北之别，难道佛性也有南北之别吗”贴在床头，每每于夜深人静之时都要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中包含的智慧与哲理。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身感受到证悟的快乐呀！哪怕只是一瞬间让我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我也感到此生就算没白来过。
就这样，我艰难地在一个越来越物化、越来越异化的社会里坚持着我的探索，坚持着对所有困惑我的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没有老师，同道也很少，就靠自己摸索、读书、品味。我的这种学佛充其量只能算是学看佛书吧！但我依然很满足，并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快乐。终于在2001年的6月，带着许多不解，怀着对佛法的敬仰，我在各方面的因缘促动下，奔赴了中国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
刚一踏上佛学院的土地，那纯净的天空和几位可爱的小觉姆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短短的几天时间，我转了坛城，听了上师们的传法，拜见了许多学有所成、修有所证的大成就者。特别是在听了一位堪布讲的《入中论》后，我总算第一次从因明的角度、从意识的迁流不断上了知了前后世，这可谓是此行的最大收获，它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对轮涅诸法实相的了解。禅宗对“空有不二”的阐释，在密宗对六道轮回的解释帮助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述。从此，我对空性的理解又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令我十分惊异的是，我在学院拜见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让我感觉是如此平易与随和，他们的智慧、自在、慈爱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吸引不是来自口若悬河的说教，也不是因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称颂的神通奇迹，而是他们在日常举止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机智、从容，与处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关爱，特别是他们对外境一切显现的随缘、自在、无碍和放得下的旷达胸怀。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这些问题还是盘踞在我的心头。不过与儿时不同的是，今天来到佛学院后，我似乎已看见了佛祖那指月之手。我相信有一天，我终将会顺着那手望见那轮美丽而皎洁的圆月……
正与林博士谈得很开心时，忽然来了一个道友，通知我今天去开会。带着遗憾的心情，我不得不终止了与林博士对佛法的交流。但她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却久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关爱生命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85岁高龄时说过：“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继续研究生命的永恒性、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我做出了许多结论，其中之一是，生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我很为林明感到庆幸，在她28岁时，她就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佛教。听她讲，她今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想将藏传佛教与东方传统人伦情怀中的爱与慈悲的力量结合起来，并将之传播到西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个宏大工程的缘起也非常好。记得日本的日莲圣者在《御书》中曾写道：“日出东方照西方，佛法亦如斯。”欧洲共同体之父、已故的库登霍夫·卡列卢吉博士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伟大的思想就是起源于印度、历经中国的……和平的、尊重生命的佛教思想。”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林明不仅自己会因指见月，而且也会带动更多的西方朋友共同望见这洞彻生命的月轮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