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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有必要问：为何视觉文化会在当代背景下出现？较之于哲学、社会学、艺术史、美学甚至一般的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什么新路径和新资源？
晚近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视觉现象在当代文化中的崛起。但是，从知识的范式建构和转换的角度来说，视觉文化研究的沛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一个深层原因是文化研究本身的拓展。我认为视觉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文化研究向新的领域拓展的一条路径。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范畴，视觉文化跨越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边界，凸现了视觉现象和视觉的文化建构作用。借用马丁·杰的话来说，晚近发展起来的视觉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激进话语的“力场”，“是没有第一原理、公分母或一致本质的变化着的要素的并置，是各种引力和斥力的动态交互作用”
。
其次，视觉文化研究本身又适应了当代学术的理论范式的转换，亦即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从目前视觉文化研究的参与者和学科形态来说，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跨越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符号学、文化史、艺术史、语言学、大众文化研究、电影研究、媒介研究、传播学等诸多学科，并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相交叉。我们还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单是诸多学科都开始关注视觉性问题，更多的是视觉性问题作为一个超越具体学科局限的新的研究对象，召唤着相关学科的介入。恰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把过去那些分散的、局部的研究综和成一个新的整体。
这也就是米歇尔所说的视觉文化的“去学科性”或“学科间性”。
最后，视觉文化研究不仅预示着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的发展，而且有一个继承发扬批判理论传统的问题。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我们注意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新左派、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判、生态运动等不同思想传统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立场。正像一些张扬这一传统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视觉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性和学理性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一种借以批判当代社会文化的策略。米尔佐夫指出：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借助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学、特性和种种功能，而且是从消费者的视角而非生产者的视角来考察。更进一步，由于视觉文化研究超越了具体的学科和大学体制的限制，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带有一种“后学科的努力”；作为一种策略，它更关注灵活的解释结构，关注个体和群体对视觉事件的反应和理解。
在西方视觉文化研究中，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性别、种族和阶级，贯串于视觉事件的分析中，形成了对欧洲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觉暴力的揭露和颠覆。比如，在视觉文化中如何由“优雅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便是一个重要问题。诚如罗戈夫（Irit Rogoff）所言：视觉文化研究就是要确立一种批判的视角，进而重新审视人们观看的方式和表征的历史。这就把文化研究从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范式，转换为表征（再现）和情境认识等当代研究。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视觉文化研究既是文化研究中学科整合的体现，又是文化研究中研究细分和专题化的征兆。它提供了不同于单一学科（如哲学或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论尝试。或者说，视觉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当代日常生活批判的新路径。
除去这些一般性地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不能遗忘的问题，那就是理论的建构与移植问题。显然，西方视觉文化研究已渐趋成熟，且成就可观，它显然对我们具有启发作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略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自身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所谓中国视觉文化的问题意识，主要是指我们在考察中国视觉文化时必须具备某种中国的本土视野和历史感，但本土问题意识又是建筑在对本土问题结构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以把中国视觉文化研究的问题结构区分为几个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文化所展现出来的某些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诸多基本主题，诸如后殖民、种族、性别、虚拟现实和仿像等，在相当程度上也适合于中国问题的描述和解释。第二个层面乃是与西方视觉文化相似亦有区别的层面，比如，西方视觉文化产品的中国接受和理解问题，中国视觉文化产业（电影、电视、印刷物等）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模仿等。在这个层面上，西方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而起作用，但我们必须确立必要的中国本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分析方法，注意区分中国视觉文化发展中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差异性。第三个层面则完全是中国本土问题，它们虽与西方当代文化有联系，处于全球化的背景关联之中，但问题的产生和具体的语境则是完全的中国式的。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与西方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形态，有许多根本差异。再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视觉资源，因此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对这些传统资源的吸纳和改造必然造就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视觉文化理论来。总之，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这么来看，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研究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尚未建立完整的相对系统化的文化研究总体理论和方法，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借鉴甚至移植西方已有的合适理论，或者说，将西方现有成熟理论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参照系。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化的特殊性又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和建构有效的中国文化研究模式和方法，它不是一般地谈论视觉文化问题，而是针对中国视觉文化的当代性和特定语境而言说的，它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因此，利用现有的理论来分析解释的本土文化语境，的确有一个切合性与有效性问题。所以，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是在上述悖论中建构本土的视觉文化研究模式，它不必刻意强调自己的本土身份，却是针对本土问题的独特性言说的。它一方面保持着自身地方性理论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可以会通和接纳其他理论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