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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视觉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它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视觉文化现象的普泛性和开放性，使得视觉文化研究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较之于传统的已经成型或成熟的学科，比如文学史、艺术史，甚至是电影研究等领域，可以说视觉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发展和扩张的新兴领域。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构架和视野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米歇尔认为，视觉文化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在他看来，视觉文化研究具有某种“非学科性”或“去学科性”，即是说，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学科结构（如艺术史）或学术运动（如文化运动）的新型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视觉文化课程大纲中，以关键词的方式详述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范畴和关键词：
第一术语：符号：形象与视觉性；符号与形象；可视的与可读的；图像志，图像学，图像性；视觉修养；视觉文化与视觉自然；视觉文化与视觉文明（大众文化对艺术；视觉美学对符号学；视觉文化的层级）；社会与景象；视觉媒介的分类学与历史（视觉文化的“自然史”）；视觉艺术的社会性别；表征与复制。
第二术语：身体：种族，视觉与身体；漫画与人物；暴力的形象/形象的暴力（偶像破坏论；偶像崇拜；拜物教；神圣；世俗，被禁忌的形象，检查制度，禁忌与俗套）；视觉领域中的性与性别（裸体与裸像；注视与一瞥）；姿态语言；隐身与盲视；春宫画与色情；表演艺术中的身体；死亡的展示；服装倒错与“消失”；形象与动物。
第三术语：世界：视觉物的体制；形象与权力（视觉与意识形态；视觉体制的概念；透视）；视觉媒介与全球文化；形象与民族；风景，空间（帝国，旅行，位置感）；博物馆，主题公园，购物中心；视觉商品的流通；形象与公共领域；建筑与建筑环境；形象所有制。
在这个视觉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家族”中，第一个术语是环绕这符号概念做文章的，但并不是为了构建某种视觉文化的符号学，而是要提出有关视觉符号特性之诸问题，也就是视觉的与阅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基本对比乃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参照系，许多问题都是从视觉的/听觉的或图像的/话语的这个二分格局引发出来的。符号这个概念旨在提供形象和视觉经验解释的工具，同时又从视觉符号向社会、文明、历史和性别等范畴延伸拓展，进而揭示出视觉符号本身复杂的文化意义。假如说第一个概念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第二和第三概念则更多地涉及形形色色的视觉现象与视觉经验。第二概念更多地凸现出作为主体性标志的身体，而第三概念则彰显出主体的生活世界及其体制，两者构成了复杂的相关性。从中可以看出米歇尔极力提倡的视觉文化研究决不囿于一个具体学科，而是学科间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非学科性”和“去学科性”的意图所在。那就是用这些带有开放性和“家族相似”的视觉文化关键词，来消解成型的学科及其方法对视觉现象的“遮蔽”和“限制”，把视觉文化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其实，米歇尔关心的不只是视觉现象本身，而且是人们如何通过视觉经验来进行特定的社会建构，或者用他的话来说：“视觉物所打开的其他文化的边界乃是社会的边界。无论视觉文化是什么，它必然是不仅植根于形象的解释，而且也植根于凝视的社会领域的描述之中，植根于主体性、身份、欲望、记忆和想象的建构之中。那么，有关视觉的基本事实就是我们用视觉去看他人，而不是去看世界。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融汇，视觉认知的实践，被认可的东西（及其对立面——误认、模仿、假装、‘罪恶的眼睛’）将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形象的解释将被去中心化而转向考察形象的权威性和影响。”
另一种看法认为，视觉文化研究集中在视觉性上。英国学者海伍德（Ian Heywood）和塞德维尔（Barry Sadywell）就提出，视觉性的研究可依据视觉现象的四个不同层面来分析：第一，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实践层面。在构想“他者”的政治和伦理实践中，在每天的社会体验中，这种表意实践确立了我们的经验结构，也建构了从艺术、新闻到人文科学等活动中的视觉范式。第二，晚近出现的解释性问题结构（关于看的不同方式的种种理论叙事），它带有某种探索视觉秩序的社会学和政治的经验性承诺。第三，在反思这些问题和实践的社会建构中历史地形成的理论科学和批判思想的作用。第四，元理论层面，即关注质疑和解构视觉组织范式，以及使之合法化的实践、机构和技术的历史和意义。
这一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设想立足于某种视觉的解释学，它更关注如何为视觉文化研究确立合理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视觉文化研究关心的是一系列的提问方式，我们正是依据这些提问方式，人才活生生地生存于并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只有自己所属的文化才能赋予视觉文化以本质和意义。因此，视觉文化领域实际上至少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形象，它们是多种常常充满争议的历史所要求的。第二是存在着许多我们的视觉凝视机制，它们受制于诸如叙述或技术等文化模式。第三是存在着不同身份或欲望的主体性，我们正是以这些主体性的视角，并通过这些主体性来赋予我们所看之物以意义的。这种主张专注于形象或对象的接受而非生产问题上，并把它视为视觉文化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
以下我们从两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导论性著作出发，来看在西方学术界如何规定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史教授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导论》（Nicholas Mirzoeff,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London: Routledge, 1999〕）由英国的罗德里奇出版公司于1999年出版，该书注重于讨论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视觉性，包括图像界定、摄影时代和虚拟性三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包括超越文化、看性别等；第三个问题涉及全球性和地方性，从戴安娜之死来看全球视觉文化等。另一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学者斯特肯和卡特赖特所著的《看的实践：视觉文化导论》（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 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行。该书分析了9个问题，分别是：1）看的实践：形象，权力与政治；2）观者制造意义；3）观看，权力与知识；4）复制与视觉技术；5）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6）消费社会与欲望的生产；7）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8）科学地看与看科学；9）视觉文化的全球潮流。从这两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视觉文化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集中在视觉性及其对人的社会文化影响上。换言之，视觉文化研究就是要把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过程当做基本主题。在西方学术界，由于福柯等人的影响，视觉文化研究特别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建构。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性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渗透了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制约的过程。我们通过视觉来与他人和文化交往，交往过程中社会文化的种种价值观、权力/知识、意义理解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个体不断内化的视觉经验之中。因此，对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分析始终是视觉文化研究的焦点。
诚然，以上我们分析的是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问题是这样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具有切合性或针对性。换一种表述，视觉文化是西方当代文化的特征，而视觉文化研究也是西方学术界新兴的思潮，那么，它是否在中国也已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西方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否适合对中国当代文化现状的分析？
首先，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有一个转向“小康社会”的发展趋向。“小康”在这里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量化指标，更是一个社会文化上质的规定。尽管我们不能把“小康社会”等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消费社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小康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或社会形态，有其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和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承认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密切相关，那么，德波所说商品已转化为形象的事实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导致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物质产品的丰裕告别了革命年代那种禁欲俭朴的节约型生活方式，世俗的享乐主义取代了革命的理想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媒体的互渗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局面。所以前面分析的种种视觉文化发展趋向，也反映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状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凸现了文化的视觉性，使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主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视觉文化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境况，因此视觉文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意味着，视觉文化研究及其研究对象并不是作为一个虚设的形而上问题，也不是一个“进口”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我们确实遭遇到的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其次，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当代中国文化正在迈向媒体文化。从电影电视到电脑和网络，从广播到家庭影院，从广告到印刷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普遍的文化景观。大众媒介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及其完善，也是中国视觉文化形成的重要技术—文化原因。在种种大众媒体中，图像信息及其生产和消费已跃居显赫位置。进一步，当代中国文化的媒体化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呈现为视觉化的趋向。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特有的每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取代了传统除夕的过年方式，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新的春节节庆仪式，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典型的“视觉事件”，它所包孕的复杂意识形态特性和象征内容，以及显而易见的视觉性和广泛影响力，足以说明媒体视觉化的重要性。换言之，大众媒体高度视觉化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它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和解释，这就有必要开展视觉文化研究，建立一些卓有成效的视觉文化的解释范式，用以分析这一正在发展的文化趋向。
再次，既然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已经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那么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研究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问题呢？换言之，当代中国视觉文化除了和西方视觉文化有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之外，还有哪些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问题呢？更进一步，西方的视觉文化理论范式在运用到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现象上来时，要不要作出某种修正和转型？如何发展出适合解释中国本土文化问题的视觉文化理论呢？
结合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视角，我把视觉文化研究区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加以展开。首先是视觉文化的理论及其问题史研究，着重探讨视觉文化的当代转向、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发展，以及视觉主体之视线的复杂文化意义。其次，深入到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些具体层面上去考察，将分别探究视觉消费、虚拟现实、图文“战争”、时尚设计、奇观电影、摄影、旅游、身体审美化等问题。其实，这两个层面也就是纲与目的关系。理论和问题史是进入具体层面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具体层面的专题性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理论和问题史研究所确立的基本观念、方法和历史叙事。反过来，具体层面的专题性研究又在相当程度上实践甚至检验这些理论和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是前者的深入和展开。两个方面彼此互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