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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写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讲故事的人》中，一开始就无奈地慨叹道：“虽然这一称谓我们可能还熟悉，但活生生的、其声可闻其容可睹的讲故事的人无论如何是踪影难觅了。他早已成为某种离我们遥远——而且是越来越远的东西了。……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要碰到一个能很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
从本雅明的慨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失去的美好之物的怀旧情愫，怀旧慨叹中又透露出他感悟到文化变迁的敏锐。本雅明确信，讲故事乃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交流经验的方式，有两种人最善于讲故事，一是浪迹天涯的水手，一是守着家园的农夫；前者讲述了远方的传说，后者讲述着身边的故事。如今，印刷文化和新闻业的迅猛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于是乎，过去常见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人”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消失了，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一边纺线织布、一边听故事的情景不再存在。
同一年，本雅明又写了另一篇震惊思想界的文章，题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假如说《讲故事的人》表达了对过去的眷念的话，那么，《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则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言。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以一种乐观的面向未来的心态宣告了传统艺术的终结，宣判了传统的崩溃，热烈拥抱正在到来的机械复制新时代。
比对一下两篇文章的语气、判词和表述方式，一定会使人感触良多。本雅明一方面为传统的失落慨叹，另一方面又为机械复制的新文化到来喝彩；一方面他依然钟情于讲故事的传统交流方式，另一方面又对即将降临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赞美有加。他就是这样复杂而又矛盾性地揭示了我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文化转型。以下一段话以拥抱未来的热诚一扫传统失落的惋惜和忧思：
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的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相联，其最大的代理人就是电影。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本雅明非常重视电影这一机械复制艺术。他注意到具有无穷艺术和革命潜力的电影，取代古老的说故事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本雅明当年的“诊断”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今天来看，他的论断不啻是一个有关当代文化激变的深刻预言，这一预言不仅已成为现实，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他所描述的机械复制时代，如今已是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进一步彰显出本雅明预言的深刻性，同时又向这一预言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思想家们作出新的回应和解说。
诚然，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本雅明并不是发现这一转变的第一人。据一些研究，法国作家雨果大约最早预见到电影将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的文化转变，尽管他那个时代电影才刚刚面世。1913年，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Bélá Balázs）已明确地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电影的发明标志着视觉文化新形态的出现，他甚至断言：“电影艺术的诞生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作品，而且使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用以感受和理解这种新的艺术。”在他看来，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视觉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衰落了，许多意义的传达可以通过印刷符号来进行，而不再通过面部表情来传达。于是，“可见的思想就这样变成了可理解的思想，视觉的文化变成了概念的文化”
。但是，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机器，重新使人关注视觉性，那就是电影摄影机。换言之，电影的诞生使人类文化重新回到了视觉文化，印刷文化所代表的那种语言符号占据优势的文化，让位于以形体面部表情等形象占据中心的视觉文化。“可见的人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人的表情、姿态、动作和形体语言。“电影将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每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影院里，不需要看许多文字说明，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思想。因为文字不足以说明画面的精神内容，它只是还不很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一种过渡性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巴拉兹的“视觉文化”概念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它使得“可见的人类”重新回到文化的前台。而“视觉文化”这个范畴又是和“概念文化”（亦即语言为核心的印刷文化）相对的。其实，本雅明上述两篇文章广泛地涉及三种文化形态：一种是“说故事”类的古老的口传文化，一种是以小说和新闻为代表的印刷文化（也是一种机械复制的文化），第三种则是他所说的以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文化。
显然，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文化的样式，成为视觉文化崛起的表征。电影的问世，凸显、强化和提升了以图像或影像来传递信息、解释世界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文化的格局。讲故事作为一种最传统的交往方式，依赖于人与人面对面说一听的言语行为，是一种在场的面对面的主体间直接交流；而印刷文化则促成了交往方式的变革，用文字代替了面对面的主体间直接言语交往，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在场的交流形态的出现，亦即主体与印刷媒介符号的交流。这里，书面的印刷符号取代言语声音符号。虽说印刷文化全然有别于口传文化，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比较而言，电影则标志着另一种形态的文化，尽管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转变过程中语言和声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较之于口传文化与印刷文化，电影主要是一种以影像来传递信息的视觉文化。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视觉文化就是图像逐渐成为文化主因（the dominant）的形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视觉文化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语言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消失了，而是说，较之于传统的话语文化形态，视觉文化彰显了图像的生产、传播和接受重要性和普遍性，使得视觉因素在文化中更具优势地位。
进一步，在我看来，电影并不直接等同于视觉文化，电影不过是视觉文化的诸多表征之一。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和视觉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视觉形式和体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经验，凸现出视觉性在文化中的重要性。这里不妨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著名的说法来表述，他认为现时代就是“世界图像时代”：
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在海德格尔的这一著名陈述中有两个核心主题，第一，所谓“视觉图像时代”就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第二，“世界成为图像”，此乃“现代之本质”。那么，世界究竟是怎样“被把握为”或“成为”图像的？它又如何体现为“现代之本质”？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