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不可见性到可见性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在语言比喻上还是在观念上，黑暗通常代表了愚昧、无知、野蛮和非理性；相反，光明则表征了知识、理性、科学和文明。显然，黑暗就是处于不可见的状态之中，一方面“见不得人”，另一方面则无法被人见到。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洞穴语言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说明，当人摆脱了束缚走出洞穴，也就意味着人摆脱了黑暗而走向光明；在黑暗中，人们只能见到洞外微弱光线投射在洞壁上自己的影子，在光明的状态下，他们彼此见到了自己真确的样子。 这则寓言在相当程度上揭橥了人类文明的历程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光明与黑暗这一“伟大的区分”矗立起了人类文明进程的里程碑。在西文中，“启蒙”（the enlightenment）的含义就是照亮、教化和启迪的意思。海德格尔虽然强调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形而上学误入歧途，但他又反复指出真理就是处在澄明之境，处在朗照之中。或者说，真理本身就是“开启”和“去蔽”。海德格尔写道：“这里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 通俗地说，去（或解）蔽就是把某种事物从不可见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使之处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可以看见的东西。这种说法与他的“世界图像时代”是否有关系值得深思，他强调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乃是现代性的特征。福柯在解释边沁（Bentham, Jeremy）的全景监狱构想时也曾指出，阳光和看守者的目光就是光明原则，而较之于这一原则，“黑暗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 。

福柯对空间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重要的视觉现象就是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的转变。他写道：

图2边沁设想的全景监狱

18世纪下半叶有一种普遍的恐惧：对黑暗空间的恐惧，害怕阴暗的帷幕遮掩了对事物、人和真理的全部的视觉。人们希望打破遮蔽光明的黑幕，消除社会的黑暗区域，摧毁那些见不得人的场所，独断的政治行为、君主的恣意妄为、宗教迷信、教会的阴谋、愚昧的幻觉统统是那时酝酿形成的。甚至在大革命前，封建城堡、时疫检查所、巴士底狱和修道院就激起了普遍的怀疑和仇恨，各种政治因素又加剧了这种怀疑和仇恨。除非这某些场所被消灭，新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难以确立。在大革命时期，哥特小说发展出全套的有关石墙、黑暗、隐蔽所、地牢的幻想世界，那是匪徒、贵族、修士和叛徒的荟萃之地。拉德克利夫的小说背景就是由高山、森林、洞穴、废堡和死寂黑暗的修道院构成的。当时，这些想象的空间就如同是对大革命所要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的一种对抗。当时不断兴起的“看法”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操作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一种权力形式，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如果边沁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施用于许多领域的公式，即“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

在这段历史描述中，福柯指出了法国大革命与空间可视性的密切关系，指出了现代权力在空间中的运作与可视性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出一系列二元范畴来说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视觉转变：晦暗/光明，反动/革命，愚昧/知识，专制/民主，幻觉/理性，等等。福柯所说的“看法”，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视觉范式，它不能容许黑暗的存在，因为黑暗代表了一种落后的、危险的和过时的东西。从传统的“看法”向现代的“看法”的转变，就是推进“透明”、“照亮”、“启蒙”、“看见”、“去蔽”等可视化进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性就是凸显视觉作用或使社会和文化普遍视觉化的发展过程。

普遍的视觉化在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这种发展趋向，从科学研究的量化或可视性，到商品广告或城市规划，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公开性”或“透明性”，到各类建筑（甚至从公共建筑、办公空间到私人住宅）的越来越敞开和透明化，到医疗诊断的视觉化和课堂教学的视觉化（多媒体），到伊拉克战争的全程报道，再到2003年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种种举措（电视报道，每天的患病人数统计，控制人群流动，甚至寻找病源和感染者、公共场所红外仪器体温测量等等），足见可视性在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极其重要的功能。福柯说得好：“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 这也就是“洞穴寓言”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那句话——“我看见”。看见就代表了某种文明，当然，福柯从中解读出更多的权力/知识共生作用，它进一步呈现为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监视”。由此可见，较之于传统社会，可视性的增强对于具有复杂的现代性意义，并不只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其消极的或者说负面的意义也不可小觑。 CbX0cr+DlusuV5Ds0viyjNoGHxUA+lybC8rkt9Stxkhm+6PNN5V0DideW6XoD6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