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语言研究:语料库与语言系统

中山大学 常晨光 〔*〕

1.引言

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界新的学说和流派不断出现。各学说或流派的研究角度和重点不同,但基本目的都在于解释语言的性质和特征。为说明其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它们都列举语言事实作为其理论的支撑。Sinclair(1985, 1991)指出,语言事实的来源不外乎以下三种:现有的语言描述、本族语者的内省、现实使用中的语言。本文首先对比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和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在所依赖的语言事实方面的区别,然后通过语料库研究成果,说明真实、自然的语料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的互补性。

2.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传统

国际语言学界目前主要有两大潮流,一个是形式主义,另一个是功能主义。根据Halliday的分析,它们之间的种种分歧源自西方语言学史上早就形成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认为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一种以Aristotle为代表,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以Aristotle为代表的观点大部分时间居于主流(Halliday 1977,引自胡壮麟等1989,另见黄国文,本文集)。

与Aristotle有渊源关系的以哲学为本的主流语言学传统认为,语言是规则系统,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1957年,Chomsky的《句法理论》及其以后一系列论著的发表,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兴起,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产生影响。语言研究的主流方法从经验主义转向理性主义。

语言学中理性主义的基石之一是语言能力/运用的两分法。Chomsky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能力,而不是行为习惯的系统。语言反映了心理和语言能力中包含天赋成分,认为语言的创造性结构特征表明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Chomsky将语言学看成是心理学和生物学的一部分(Thompson 1996: 5),认为人的大部分语言知识是遗传或生物基因决定的,人具有天生学习语言的能力,研究语言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的这种天赋语言能力,找到语言的所有转换生成规则,最终揭示人脑的工作机制、人的知识的本质和人的本质。Chomsky强化了Saussure所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将之看成是泾渭分明的。早期的转换生成理论提倡单纯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结构,不重视语义的功能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不讲语言的应用和功能,主张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Chomsky指出,“语言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理想的听话者/说话者,他们处在完全同质的语言社团中”,这个理想的语言使用者精通这种语言而不受与语法无关的种种条件(如记忆力的限制、注意力的转移、外界的干扰、口误等)的影响(Chomsky 1965)。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是以语言的组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它不是反映语言的选择系统,而是重点反映语言的结构规则,即句子的合法性。因此,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用公式化、数学化、形式逻辑化的手段描写语言的结构,注重以内省的方式来研究语料,以自己的语感作为判断标准。

与形式主义不同,功能主义以人类学为本,认为语言有认知和交际的功能,语言功能决定语言形式,人的语法知识主要来自后天的经验。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知识”方式。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将语言看成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即意义潜势。Halliday(1994: xxii)不满意Saussure把语言和言语及Chomsky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截然分开的做法,认为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环境中去,联系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才能看清语言的真实面貌,确定对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制约起重要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更好地对语言现象作出解释。

在Halliday看来,语法既是系统的语法,又是语篇的语法(Halliday 1994: xxii)。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认为应同时注重对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实例的研究。在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中,实际的话语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他认为,语言系统和具体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是看待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方式。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则是运用语言系统表达意义的实例(Halliday 1992,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328, Halliday 2002)。Halliday(2002)明确指出,所谓“系统”,就是从远处观察到的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language seen from a distance, as semiotic potential),而由此意义潜势衍生出来的“语篇”则是从近处看到的语言(language seen from close up, as instances derived from that potential)。因此,在Halliday看来,语言与言语之区分实际上只是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作为意义潜势,语言系统制约着具体的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的实例,即每一个具体的语篇,也在慢慢地影响甚至改变着语言系统,例如,新的交流媒介和语篇体裁等的出现也不断拓展和扩充着系统的意义潜势。Martin(2007)指出,这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也极具相似性。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当天气预报说某一天的温度比历史平均气温高出1.5度时,这一具体温度实际上也在改变着这天的历史平均气温值。

与Chomsky不同,Halliday区分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语言被看做是社会的人所具备的主要属性,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运用是人的社会行为潜势在语言中的反映。所谓“语言”,在系统功能学派看来,就是说话人“能做”什么,所谓“言语”就是说话人实际做了什么。因此可见,系统功能语法是以语言的聚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它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可供选择的意义潜势(参照胡壮麟,黄国文,本文集)。

两大语言学流派都关心语言系统,都要解释语言的基本特征,它们都列举语言事实作为其理论的支撑。但基于对语言性质的不同看法及不同的研究进路和侧重,它们所依赖的语言事实截然不同。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主张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语言能力,外部语料(如语料库)无法解释语言能力。他们所根据的语言事实是语言学家本身的母语直觉(内省),由此推导出适合所有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UG)。与形式主义学派不同,功能主义学派重视实际交际中的语料,强调以实际话语作为分析的材料和立论基础。

3.语料库与语言研究

在语言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来提升语言理论呢?桂诗春(2004)强调尊重语言事实的重要性,指出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语言理论虽然可解释语言事实,但语言事实本身并非语言理论的产物。Sinclair(1991: 37—40)在对比不同的语言事实时指出,现实使用中真实的语言材料,即自然语言文本,是语言研究最可靠的依据。近20多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性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利用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Chomsky提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之前,在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潮影响下,语料库曾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的多个领域,如语言习得、方言学、语言教学、句法和语义、音系研究,等等(黄昌宁、李涓子2002)。著名语言学家,如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等,都在研究中使用采集的话语作为语料。1957年,Chomsky的《句法理论》及其以后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对语言研究造成了根本的改变。由于在语言学中Chomsky的内在语言或语言能力说被广泛接受,理性主义方法,从20世纪60年代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主宰了欧美众多国家的语言学研究。被视为经验主义产物的早期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受到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冲击。

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早期对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有误。Chomsky区别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这两个概念,认为语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说话人心理现实的语言认知模式,也就是说,语言研究的重点在于描述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使用。在他看来,语言能力才能对说话人的语言知识作出解释和描述;语言使用只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证据,往往因超语言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能准确反映语言能力。因此,试图建构一个直接描述语言行为的语法是荒谬的,语料库本身是无用的,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对语言能力作肤浅的解释(Chomsky 1964)。

二、语料库的不充分性。Chomsky指出自然语言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是任何有限的语料库不可能穷尽的。不管语料库有多大,其所收集的只是人们已经说过的语言,而没有说出的更多。换言之,语料库是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语料库中的语料永远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无法完全反映语言的本质。形式主义者重视本族语者的语言直觉。在他们看来,要说明某一个语法现象,一个本族语者在十分钟内所能举出的例证要比在一个大型自然语料库中所能找到的例子还要多,因此建立语料库是劳工费时的错误方法(Leech 1993)。

尽管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受到了主流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冲击,一些语言学者仍坚持对真实、自然语料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的Quirk和美国布朗大学的Francis和Kucera等学者就开始设计最早的书面语语料库,并预言语料库将电脑化。与此同时,Halliday等语法学家也开始收集口语语料,将自然的言语用录音机录下来,分析其语调和节奏,进行口语研究。事实上,自Firth以来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包括Halliday和Sinclair)一直重视实际交际中的语料,强调以实际话语作为分析的材料和立论基础。Halliday(1994: xxiii)将录音机的发明称为语言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the greatest singl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因为人们终于可以将自然会话录制下来进行系统地研究。在《功能语法导论》第三版中,他又指出,录音机和电脑的发明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录音机使人们有可能将自然的言语记录下来,电脑则可以将大量的语料储存下来,供人们研究和分析使用(Halliday 2004: 33)。在过去20多年中,语料库语言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然语言文本所组成的语料开始大受重视,成为语言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

语料库对语言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Halliday(2004: 34)认为,语料库的优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语料库最主要的优点是语料的真实性。他指出,真实、自然的语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想中的语言与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是不完全相同的,本族语者的直觉并不总是准确可靠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证实(Sinclair 1991, Stubbs 1996, Hunston & Francis 2000)。正如Sampson(1992)所指出的那样,采用内省法想出来的句子与语料库所收集的句子相距甚远,不但是语料,就是内省式的判断也存在着任意性偏态。因此,本族语者的直觉证据是靠不住的,应该扬弃。另外,在实验状态下的语言使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使用也不完全相同。Halliday举例说:在实验状态下询问4至5岁的小孩,他们似乎不懂也不会使用定语从句和被动句,而在现实的语言使用中,在不满2岁的儿童言语中这些结构已经经常出现。又如,美国著名会话分析学家Schegloff(1993,引自陶红印2004)曾批评Schiffrin在Discourse Markers一书中对英语标记语“oh”的研究有缺陷,因为Schiffrin所使用的语料实际上是在采访形式下以启发方式采集到的,真正自然谈话中的“oh”跟她所说的表示惊叹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

其次,语料库中的语料中包含口语,且涉及各种语域。目前国际上多个大型语料库都包含口语语料,如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英语语料库(Bank of English),国际英语语料库(The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等。另外,还有很多专门的口语语料库,如伦敦—隆德英语口语语料库(London-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伦敦青少年英语口语语料库(Bergen Corpus of London Teenager Language),美国职业人士口语语料库(Corpus of Professional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电脑检索英语口语语料库(The Machine Readable Spoken English Corpus),等等。Halliday(1994: xxv)认为,口语不仅与书面语一样有其自己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口语是最自然的、无意识监控的语言使用。在自然的口语交际过程中,语法选择更多地受到语境特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和说话者之间即时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口语中,语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语义和语法的变化模式也随之更加灵活多变,以适应语境的细微变化。口语语料对语法系统的研究尤为重要。

语料库的第三大优点是语料库使语法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Halliday(1991)认为,语言固有的特征之一是盖然的。把语言现象分为合乎语法和不合乎语法不足以说明语言的具体使用。有些句子虽然合乎语法,但实际上并没有人那么说,说出来人们也听不懂。Stubbs(1996: 40)也指出,语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概率性的。许多语法限制是倾向性的(tendencies)而不是绝对的(absolutes)。因此,Halliday(2004: 35)认为,语法系统是“盖然的”。语言中存在“程度多少”的现象不是因为有些形式不符合语法,而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另见胡壮麟,木文集)。随着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语言事件的出现看成是盖然性的行为。通过语料库检索功能和统计手段,我们可以了解某些词语或结构的频数,语法的量化研究变成了现实。例如,英语归一度(polarity)系统中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就存在一个盖然率的问题(大约为0.9∶0.1)(Halliday 2004: 22)。相比之下,根据本族语者的直觉证据是不可能准确了解语言使用的频率的。

语料库最直接的应用是在词典编纂上(常晨光1997)。根据Biker et al (1998: 23—24)的总结,除为词典编纂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例证外,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研究可以回答词典编纂中的6个主要问题:

1.根据词汇在自然语篇中出现的情况,可以比根据直觉更准确地决定其意义。

2.比较相关词汇不同的词频,确定常用词汇与非常用词汇。

3.确定词汇的非语言联结模式(如与语域、历史阶段、方言等的联系),了解不同语言类型中的语言使用模式。

4.确定词汇的搭配及其在不同语域的分布情况。

5.确定词汇的义项和用法的分布情况,如一个词的不同义项和语法功能的出现频率及其在不同语域的分布等。

6.确定同义词的使用及分布,了解同义词之间在出现的语境、搭配词的选择、使用的语域等方面的不同。

除在词典编纂上的实际应用外,利用语料库和语料库技术也可以对语法进行实证研究,对语法资源的各种使用模式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研究者可以使用大型语料库和计算机工具调查各种语言结构的频率分布,分析语法结构与其他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联结模式,以及影响语言结构变体选择的因素,这些方面都是在传统语法研究中所忽视或无法做到的(Biber et al 1998: 56)。Halliday(1991, 1992, 1993)认为,语料库语言学有助于我们考察同时作为系统和实例的语言的本质。通过严格设计、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包含大量真实、自然的语料,其中语言实例在出现频率上的优势就是对其背后语法体系的概率体现。基于语料库的概率性研究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根据语料库最新研究成果编写的英语语法已经相继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Biber et al 1999/2000)。该书是一部完全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上的语法参考书,对各种语法现象的分布和频率进行了全面而可靠的统计。另外,这部语法专著重视对英语口语的研究,在其所依据的《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中,会话是四个主要语域之一。该书注重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并有专门的章节对英语口语语法的特点进行全面归纳总结,提高了口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重新肯定以实证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正如Leech(1993)所说的那样,“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语料库方法是一种更为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因为其结果是可以验证的”。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还提出了受语料库驱动的方法(corpus-driven approach)。这种方法不限于使用语料库的例证支持某一理论,而是根据语料库所提供的证据描写语言。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就是英国语言学家Sinclair和他领导的COBUILD项目团队(Sinclair 1991, Francis 1993)。例如,他们根据语料库研究词汇与语法结构之间的联结模式,发现词汇与它们的语法环境,以及语法结构与它们的词汇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限制的关系,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Stubbs 1996, Partington 1998, Hunston & Francis 2000)。

语料库的检索功能和统计手段也为语篇分析、文体研究、方言和语域变体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提供了便利。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对语言教学同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关成果见Biber et al (1998), Kennedy (1998), Ghadessy et al (2001), Meyer (2002)等。

4.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

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Halliday(2006)认为,系统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关系”(natural affinity)。Tucker(2006)也指出,语料库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是“合作共生和互相促进的关系”(symbiotic and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Halliday(2006)在讨论口语语料的重要性时指出,口语语料为系统理论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系统理论是以语言的聚合关系为主的理论,其组织概念就是“系统”。Halliday将语言看做是一个开放的意义潜势(open-ended meaning potential),认为语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意义潜势如何被利用和扩充。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理论的互补性之一就在于此。Halliday(2006)指出,语料库研究是揭示语言功能变异原则的基础,它使我们有可能对不同语域间的词汇语法变异进行量化并将这种变异看做是盖然性的重新分布,在这个意义上,非正式口语语料是语言中多种语域一类型变异的一部分;同时,在自发的、无意识监控的口语中,语言系统的意义潜势得到更充分地利用和扩充。因此,Halliday(2004: 34)指出,强调口语语料的重要并不是对传统上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反叛,其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在自然的、无意识监控的口语中更充分地利用和扩充语言系统的意义潜势。在日语中人们到达语言的“语义边缘”,我们从中得以了解语法的走向。在Halliday看来,在语料库中增加口语语料的比例,不仅丰富了语料库的语域范围,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知识来源的维度(Halliday 2006)。

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重视从真实语料入手,强调对自然言语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从来都是以语料库为基础的(corpus-based)。当然,对语料库也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一提起语料库,人们一般想到的是大型的计算机口语和书面语语料集,但事实上,语料库可大可小。Halliday(2006)提醒我们,corpus一词来源于语文学家的corpus inscriptionum,有时可能是非常小型的。例如,Malinowski(1935)就将他与特罗布兰德群岛岛民有关园艺的对话记录称为Corpus Inscriptionum Agriculturae Kiriwiniensis。Carter和McCarthy也指出,利用小型语料库进行英语口语语篇结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Carter 1997, Carter & McCarthy 1997)。

Halliday(2006)指出,如果我们将某语篇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这个单一的语篇就能构成一个corpus,这时我们所关注的是它本身作为语篇的价值。当然,要解释其价值我们还需要揭示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语篇作为研究的工具,把它看成观察语言系统的窗口,那么语料库的规模就十分重要。一般而言,语料库规模越大,它揭示语篇所赖以产生并获得意义的系统的能力就越强。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互补性也反映在它们研究的侧重不同。Halliday(2006)指出,目前语料库的设计更方便词汇学家对词汇的研究,而对语法学家来说则不是那么方便。正如Hoey(2006)所说,此设计有利于“语法作为一般化的词汇”(grammar as generalized lexis)的视角,而不利于“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lexis as most delicate grammar)的研究视角。

然而,正如Halliday(2006)所指出的那样,Hoey所说的两种视角实际上是互补的——它们凸现的是语法系统的不同侧面。Halliday强调词汇和语法的统一性,认为语言的中心层,即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包含词汇和语法两部分。它们是构成是同一渐变群(Cline)或连续体(continuum)的两端而已,两者的互补是语言本身的特征。词汇和语法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以Sinclair为代表的语料库语言学家致力于从Hoey所说的前一个视角进行研究,即从词汇中建构语法。Francis(1993)的语料库研究显示,所有的词都有自己的语法。例如,context和darkness更常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impact和independence则更常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而像adore, dislike, enjoy, hate, like, love, need, want等语义上相关的动词则更倾向于出现在what or all+pronoun+verb+be+noun的结构之中,等等。Hunston & Francis(2000)提出的“型式语法”(pattern grammar)就是对语料库研究词汇进路的总结。事实上,目前对“型式”(包括搭配、固定表达等)的研究,离开大型语料库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但对于Hunston & Francis所提出的“型式”(pattern)如何进行语法描述呢?Halliday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语法理论。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型式”处于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连续体的中间地带,在语法上是中等精密度的选择。它们的体现形式复杂,涉及语法和词汇两方面的选择。Halliday称自己是一位语法学家,他的目标在于“从语法中构建词典”(to build the dictionary out of the grammar)。他指出,我们从语法的角度研究词汇实际上就是以扩展的系统网络的形式将之语法化。这样得出的结果不是词项,而是词汇特征。正如Hasan(1987)的研究所示,一个词项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系统特征的体现形式(另见丁建新2000)。又如,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及物性语法的精密度,研究表述“祈使”(imperating)的言语过程动词(如:tell, order, ask, urge, instruct, command, forbid, implore, beg, require等)中被词汇化的语义特征(Halliday 2004: 44)。从这一角度进行词汇研究有助于解释词项的类联结模式。

语料库研究和系统语法理论在研究词汇语法的过程中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研究侧重不同,互为补充,但同时也相互依赖。系统功能语法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直强调真实语料的作用,其立论依据来自语篇。Halliday(2004: 35)在讨论语料库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语言系统和语篇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他明确反对语言研究中的“去理论化”倾向,指出语料的收集、管理和解释无法完全脱离理论。按照Tucker的说法(引自Halliday 2006),语料与理论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具有辩证的互补关系(corpus data can inform and shape the theory, and the theory can inform and give shape to the corpus data)。

5.结语

语料是语言理论的依据。语料库的兴起对语言研究意义重大。正如Thomas(Thomas & Short 1996)所指出的那样,“语料库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不再是计算机专家的独有领域,它正在对语言研究的许多领域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计算机语料库的出现不仅显示了语言研究手段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标志着语言研究思想的重大转变,以实证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得到重新肯定。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直强调真实语料的作用,其立论依据来自语篇。语料库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共同的学术渊源,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关系。它们的研究侧重不同,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参考文献

Biber, D. et al. 1998. Corpus Linguistics: Investigating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ber. D. et al. 1999/2000.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rter, R. 1997. Speaking Englishes, speaking cultures, using CANCODE. Prospect, (2).

Carter, R. & M. McCarthy. 1997. Exploring Spoke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64. Formal discu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r in child language. In U. Bellugi & R. Brown (eds.).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29 (1).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rancis, G. 1993. A corpus-driven approach to grammar principles, methods and examples. In M. Baker, et al.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Benjamins.

Ghadessy, M. et al. (eds.). 2001. Small Corpus Studies and ELT: Theory and Practice. Amsterdam: Benjamins.

Halliday, M. A. K. 1991. Corpus studies and probabilistic grammar. In K. Aijmer & B. Altenberg (eds.).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ur of Jan Svartvik.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1992. Language as system and language as instance: the corpus a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 J. Svartvik (ed.). Directions in Corpus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82. Berlin: Mouton Gruyter.

Halliday, M. A. K. 1993. Quantitative studies and probabilities in grammar. In M. Hoey (ed.). Data, Description, Discourse: Papers on English Language in Honour of John McH. Sinclair. London: HarperCollins.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2002.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 In Huang Guowen & Wang Zongyan (eds.).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Revised by Matthiessen, C. M. I. M.).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2006. Afterwords. In G. Thompson & S. Hunston (eds.). System and Corpus: Exploring Connections. London: Equinox.

Halliday, M. A. K. and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Cassell.

Hoey, M. 2006. Language as Choice: What is Chosen? In G. Thompson & S. Hunston (eds.). System and Corpus: Exploring Connections. London: Equinox.

Hunston, S. & G. Francis. 2000. Pattern Grammar: a corpus-driven approach to the lexical grammar of English. Amsterdam: Benjamins.

Kennedy, G.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Leech, G. 1993. Corpus annotation scheme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8 (4).

Malinowski, B. 193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2. London: Allen & Unwin. Reprinted as The Language of Magic and Gardening.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 R. 2007. Tenderness—realisation, insta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in a Botswanan town, paper presented at ISFC 34, Odense, 2007 (re-delivered at the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eminar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November 10, 2007).

Meyer, C. 2002.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tington, A. 1998. Patterns and Meanings: Using Corpora for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msterdam: Benjamins.

Sampson, G. 1992. Probabilistic parsing. In J. Svartvik (ed.). Directions in Corpus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82. Berlin: Mouton Gruyter.

Sinclair, J. 1985. Lexicographic evidence. In R. Ilson, (ed.). Dictionaries, Lexicography and Language Learning. ELT Documents. Oxford: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Pergamon Press.

Sinclair, J. 1991.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ubbs, M. 1996. Text and Corpus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Thomas, J. & M. Short (eds) 1996. Using Corpora for Language Research. London: Longman.

Thompson, G. 1996.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Tucker, G. 2006. Systemic incorp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us and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In G. Thompson & S. Hunston (eds.). System andCorpus: Exploring Connections. London: Equinox.

常晨光,1997,语料库与词典编纂,《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第3期。

丁建新,2000,语法家之梦——“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研究述评,《现代外语》第4期。

桂诗春,2004,以概率为基础的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胡壮麟等,1989,《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黄昌宁、李涓子,2002,《语料库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陶红印,2004,口语研究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语言科学》第1期。

(本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语言研究与语言事实”,《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收入本文集时做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 6PyX0IyngJfqLyScDFK2lXuDAseuuQAr0NBUq08vfbKjyirwKtCTx+GIBu42jiz2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