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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学院 熊沐清 〔*〕
无论是中西美学还是历史叙事、新闻报道，均主张“真实”，“直笔实录”，但事实上，语言既是“存在的家园”，又是“陷阱”和“牢笼”。“语言似乎并不与在语言中表达的东西相符合，并不与用语词阐述的东西相符合”（加达默尔1994: 88）。自“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来，汉文化中便有了“春秋笔法”的叙事策略。英语中虽无“春秋笔法”的说法，但近年来人们发现的“话语转换”，却与“春秋笔法”异曲同工，都蕴涵着叙述人的一定价值取向，都具有一套“潜规则”，而且这些潜规则颇多相似之处。本文将对英、汉语叙事话语中的某些潜规则试作对比分析，以期从中窥见两种不同语言中一些“不谋而合”的叙事策略。
所谓“春秋笔法”，源于孔子修《春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意指叙述人认为该记述处便记述，该删削处则删削，后人评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1997: 1707），含有“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因之称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孰谓“笔削”？刘知几说：“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史通·忤时》）。何为“实录”？刘氏云：“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惑经》）。至于“直笔”，刘氏亦有界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史通·杂说下》）。
现代叙事理论则认为，叙事的本质在于它是话语，因为“叙述（的行为）就是企图获得某种权力”（Toolan 1988: 3）。叙述的话语行为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述什么，二是怎么叙述。叙述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个体行为。作为一个言语事件（speech event），叙述存在于关系之中，它涉及的不仅是一个故事（tale）和讲故事者（teller），还涉及一个说话人（speaker）。在故事讲述人和故事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两者又分别与对象（即听故事的人）（addressee）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任何叙述都需要有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听者”。把一个文本认可为叙事的最终权威不在于讲述人而在于讲述人/接收者关系，处在叙事与读者之间的是叙述者，他决定着讲什么和让人怎么看。所以，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一文中指出：“特别要考虑语言与实际不相符这一点，也就是语言永远无法真正表示任何事物，只能表示关系（索绪尔语言学）或干脆是空白（马拉美），因此语言就不得不靠拐弯抹角，靠冒名顶替；本身就是一种替代物的语言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取代那个空心的内容”（詹姆逊1995: 101）。
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摹仿还是中国的“实录”，从来都不是照相式的客观。古希腊“大多数古典史家在引用他人作品时，习惯于断章取义，不求逐字逐句照录原文，只求大意相近，有时甚至做有利于个人思想的删改”（郭小凌1995: 16）。中国人则是“赋诗断章，予取所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对不合己意的必欲删除，这就是所谓“笔削”。
英语中的“话语转换”指的是说话人在传达其观念意图时，通常会进行某种话语转换，即以蕴涵政治指向的话语替换所谓中性的话语。话语转换利用了语言的同义结构，因为现实的事件可能通过不同的句法和词汇得到不同的编码。加达默尔指出：“语言对人的可变性并不仅是指还存在着我们可以学习的其他陌生语言。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就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加达默尔1999: 568）。比如：哪一种过程被挑选为句子的谓语；谁（施动者还是受动者）被挑选为主语；人物的命名和描绘体现了何种评价或何种带评价性的归类，等等。这一切都可能给读者造成某种印象。这就是叙述话语转换（narrativ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即利用句法和词汇方面的各种可能性重新编组（reformulating）句子，从而引起语义改变（semantic alteration）。这是一种隐藏在事件理解中的词汇一语法倾向性（lexico-grammatical slantedness）
“春秋笔法”或“话语转换”都是话语隐含的某种特定指向性，“春秋笔法”主要体现了一种伦理维度，而“话语转换”主要表现出某种政治指向（或政治维度）。所谓“政治指向”，就是泛指叙述文本中一切涉及社会、阶级、集团、群体乃至国家、民族而不是纯粹个体的价值判断——显性的或是隐性的。
下面我们概括了一些“话语转换”和“春秋笔法”的主要形式，并对它们试作对比。
利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的相互转换。Tony Trew曾就“新闻故事”（the press story）中那些隐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指向性做过研究（Toolan 1988: 239—241）。他分析了《泰晤士报》和《卫报》上就同一事件所作的报道。该事件是发生在原津巴布韦首府索尔兹伯里的一次黑人骚乱。根据他的分析，同一事件可分别表述为：
Police shoot Africans dead
Africans (are) shot dead (by the police)
Africans shot dead (in Salisbury riot) (Toolan1988: 228ff)
可以看出，语态的转换把施动者“隐藏”起来，从而模糊了因果关系，使What x did to y变成了what happened to y。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转换既可以隐藏施动者，又可以暗示承受者的被动境地，如人物的无奈和无助。如毛姆的一个短篇小说《蚂蚁与蟋蟀》，其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When I was a very small boy I was made to learn by heart certain of the fables of La Fontaine, and the moral of each was carefully explained to me. Among those I learnt was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which is devised to bring home to the young the useful lesson that in a world industry is rewarded and giddiness punished.
这里一连串的被动语态既揭示了叙述者在当时情境中的被动、无奈，又暗示了他对那种道德灌输不以为然的态度。
语态转换是英语中最为常用的一种话语转换方式。汉语因为没有英语意义上的语态，所以此类用例不多，但也并非没有，如《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有小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这里的“见杀”即是“被杀”之义。此处的“见”不是动词（汉语语法中也有称为“动字”的），而是副词，可加于他动字前，使他动变为被动，称为“被性副词”（被性关系副词）现代汉语中的被字句则多由“被”、“让”、“叫”等介词引进施事（主动者），同时表明主语是受事（被动者）。由于这种句式不像英语那样隐藏了施事，所以作为话语转换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很多情况下引入的只是一个非定指的施事（如“人”），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英语的效果。
相比之下，汉语更多的是使用及物/不及物转换。
即利用及物性向非及物性转换的可能（不一定每个及物性句子都能转换为非及物性句子）。比如把及物性句子Police shoot Africans dead in Salisbury riot改成非及物性句子Africans die（in Salisbury riot），这就隐藏了施动者，模糊了因果关系，What x did to y转化成了what y did。
及物性向非及物性转换在汉语中也是一个常用的话语转换手段即“春秋笔法”，如三国时魏少帝曹髦欲诛司马昭，反为昭党成济所杀，《三少帝纪》只言：“五月乙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便是由及物转换为不及物了，曹髦之死由“被杀”转换为“卒”，也就是由What x did to y转换为what y did.
叙述人还可更进一步利用名物化进行话语转换。如“The death of 13 Africans”。名词化不仅使一个动态过程变成了静态的情势，又进一步隐藏施动者和模糊因果关系。名词化本身无所谓褒贬，它可以使文本紧凑（textual condensation），因而常用于学术性写作和科学论文中。但它也可以被用来掩盖叙述人的价值取向，或取得某种特定效果。
汉语的名物化又称“名词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名物化泛指动词、形容词用作主语或宾语时转化为名词；狭义的名物化指动词、形容词用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受名词性成分修饰，这样就取得了名词的一个特点，同时也保留了动词或形容词的某些特点，如可以受副词修饰，如：他的不来是有道理的。狐狸的狡猾是很出名的。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用法是汉语动词、形容词所固有的，无所谓“名物化”。
不管学界怎样看待这一语法范畴，名物化在汉语中是可以作为一种话语转换策略的。比如贺龙元帅为“四人帮”迫害致死，可以将这一表达转换为“元帅之死”。不过，据本人观察，这种转换在汉语中的话语效果似乎未能受到足够的关注。
措辞即通过选用内涵意义不同的词来显示或暗示叙述者的评价，也就是典型的“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这是英、汉语里都常用的一种话语策略，古代叙事理论中称之为“褒贬之词”。比如对一个反政府人士，可以分别选用“自由战士”（或“解放战士”）、“起义者”、“民族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极端分子”）、“叛乱分子”、“恐怖分子”等，其内涵的褒贬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这里的所谓“措辞”包括英语中的用词和类型化指称（如同样指叛乱分子，可分别用terrorist, criminal, nationalist, freedom fighter等词，也包括汉语中的“求名责实”、“志晦其文”等。
我们先来看看汉语中“褒贬之词”的用例。晋人刘放、孙资长于谄谀，《三国志》在二人的传里说：“放、资既善承顺人主，又未尝显言得失。”叙述者把“谄谀”转换为“承顺人主”。后世作史者多用此法，《三国志》可称为始作俑者。北朝时北齐魏收编撰的《魏书》是特别为北齐统治集团服务的一部史书，也是徇私情、泄私愤的一部史书，凡涉及北魏、北齐统治者或魏收个人之事，多歪曲颠倒，不止一般的回护。史书称：“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魏书》中袒护北魏和北齐统治者以及徇其个人私情之事，数不胜屈。《魏书》中，自东晋、宋、齐、梁各朝与十六国的君王都有传，惟独对西魏之事避而不书。后来废帝元朗为高欢所杀，《魏书》竟记为“以罪殂于门下外省”，以示高欢弑君之“合法性”。魏收因阳休之的帮助方得参与修撰国史，便对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的父亲阳固作过北平太守，贪虐有名，后遭弹劾去职，《魏书》竟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北史·魏收传》）。“遭弹劾去职”被转换为“坐公事免官”，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哉！
欧阳修撰《五代史记》，有意模仿《春秋》笔法，也用了诸多独特“书法”以示褒贬，宋人徐无党在《梁太祖本纪》注中有所归纳，如：“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我败曰败绩，彼败曰败之。”对于统治者间的离合关系，“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叛者，背此而附彼，犹臣于人也。反；自下谋上，恶逆之大者也”。关于君王的行动，则分说“幸，已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辞”（转引自王树民1997: 106—107）。
选择包括英语的省略（ellipse）、赘叙（paralepsis）、省叙（paralipsis）、
时长（duration）、等时和非等时（isochronie et anisochronie）、频率等问题，以及汉语叙事中的“选事而书”。
任何叙事——即使是所谓的“记流水账”，都只能是选择的结果，不可能真正做到与客观世界的完全对应，即刘知几所称“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史通·杂说下》）。因此，叙述人必然要面对选择的问题。在英语中，叙述人可以分别通过增减两种方式来处理材料，所谓“增”，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看，其具体方法可以是扩展（amplification）、重复（repetition）以及夸张（hyperbole）等，而在现代叙事学中，叙事学家们讨论的详叙、赘叙、频率、时长、速度等问题，都与这种叙述的选择有关。
概括地说，从话语的政治指向性看，英语叙事中的“增”通常表示对叙述对象的重视或肯定，反之则是“减”。下面我们来看Geoff Thompson提供的一个例子。他分析了英国一家报纸对一次铁路工人罢工的报道，发现该报道对雇主和政府观点的报道，要大大多于对工会观点的报道。并且在报道工会领导人的观点时，该叙述人（记者）没有引用工会发言人的原话（即没有使用直接引语），而是这样叙述的：
Suddenly all those clichéd strike phrases returned again—there on our TV screens again was rail union leader Jimmy Knapp, speaking of mandates to strike, of members' aspirations, getting round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of 'rock solid support'.
Thompson指出，这段叙述丝毫不提工会领导人的具体说法，而只是用phrases带过，而且由于使用了clichéd一词，暗示工会领导人的话不过是陈腔滥调，不值得报道（Thompson 2000: 182）
我们再看看汉语叙事中的“选事而书”。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说：“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这“不选事而书”或者“选事而书”，也就是《左传》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书”与“不书”，即记载或忽略不记，这“不书”当然就是“减”了。“书”与“不书”这种情况中外皆有，只是从话语角度看，中国人倒是对此毫不隐讳，明白道出，成为一种公开的话语规则而不是“潜规则”。此种话语，仍以《春秋》为最。刘知几对此指出：“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史通·本纪》）。“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史通·二体》）。
《春秋》中，“书”与“不书”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对自然现象，“时失”者则书之；对人事，合礼者则书之。其中以涉及人事的最多，如《左传》记：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隐公元年）
七年春，穀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桓公七年）
（桓公七年的春天，穀伯、邓侯来我国朝见，史书记载他们的名字，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庄公十八年）
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隐公十一年）
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隐公十一年）
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丧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僖公二十三年）
以下是有关自然现象的一些“书”与“不书”实例：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
秋，大雩，书不时也。（桓公四年）
《春秋》这一“书”与“不书”的“选事而书”叙事原则，影响及于后世。欧阳修治《五代史记》时便发扬了这种“春秋大义”，说：“用兵无胜负，攻城无得失；皆不书”（转引自王树民1997: 106—107）。如梁太祖开平二年三月，“丙子，如怀州。丁丑，如泽州。”斯时正值梁军围攻晋之潞州，梁太祖之行本与军事有关，但此次战事因无胜负，所以没有加以记载（即“不书”），于是梁太祖此行之目的便无从索解了，由此造成史实的缺失。
一般人认为言语是可以转述的，其实不然。转述必然会造成信息损耗，对此加达默尔指出：“如果谁像记录证词的人那样原封不动地转告所说的话语，那他无须有意识地进行歪曲就会改变掉所说话语的意义。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常说话中我们也能看出思辨反映的这种本质特性，对意义的最纯粹的重述恰是不可理解的”（加达默尔1999: 599）。而从话语分析角度看，转述实际上经过了转述人的“筛选”或“加工”。Thompson认为，转述可用来对听者或读者灌输对事件的看法。在他提供的同一篇例证中，他指出叙述人用转述结构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暗示这也是读者的观点：
Indeed, the biggest question the strike action posed was this: where do hundreds of husbands of commuters go when they don't go to work? The answer was found in pubs, shopping centres and golf courses around the country.
记者通常是不问自己问题的，这里的修辞性问句暗示人们不上班时所做的那些事，是罢工所引起的唯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至于罢工本身，则似乎是不值得书写的小事，罢工领导人说的话也不值得一听（Thompson 2000: 184）。
转述还有一种形式，即转述他人对叙述对象的评论，借以含蓄、间接地表达叙述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评判，而叙述人却又可以不对此负责任，因为转述的只是“他人”的话，不是叙述人本人的言论。
在同一研究个案中，Thompson发现，叙述人收录了一些人的话（可以是直接引语，也可以是间接引语），借以淡化和消除罢工在读者心中的影响。
The Stayaway day was urged by Ministers seeking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e union action and by employers' groups anxious to limit disruption to business and industry.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dvised firms to give staff the day off or let them work from home, and many appeared to have got the message.
（部长们鼓励全日休息，以缩小罢工的影响，雇主团体急于遏止对工商业的冲击，也乐于全日休业。管理协会建议公司让员工休息一天，或者让他们在家中工作，显然不少公司采纳了此计。）（Thompson 2000: 177）
汉语中从《左氏春秋》以来，叙事中对重要事件与人物，均附有评论，或为时人所作，或为作者本人，或引自他人他作，其不具名者泛称之为“君子曰”。所论多与礼有关，于叙事之后加“礼也”或“非礼也”。按《国语·晋语》、《史记·秦本纪》、《吴》、《鲁》、《晋》等世家，及《韩非子》引述《左氏春秋》之文，皆有“君子曰”形式，可知此为古人习用之法，《左氏春秋》采用之，以成为史书新型体裁之成分。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第九》中对此亦有评说：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才，假词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刘知几敏锐地看到，这种“论”既可能造成文体上的问题，即“史论之烦”，也可能危及“直笔”，因为论者不能尽免于“私徇笔端”，刘知几本人也承认“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己，人所不能免也”（《史通·杂说下》）；“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直书》）。
汉语中的“含蓄”或“曲笔”，皆可算是一种“不写之写”，即不言而言之，或言约而意丰，或言此而意彼。《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有一眉批，言虽不多，其于“不写之写”却有一个明晰界定，其意大约是“以少总多”；“此本‘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之上有眉评说：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2000: 227）。这里的“不写之写”是故作闲笔，大抵类似于英语人士所称之“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欲擒故纵之法。
《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一段：那僧便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脂砚斋评道：“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脂评甲戌校本，87页）。这里的“八个字”便是“不写之写”的春秋笔法，所以脂砚斋才说“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
又如《红楼梦》第三回写道：
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济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
脂砚斋于“轻轻谋了”处又评道：“春秋字法”（脂评甲戌校本，116页）。《红楼梦》脂京本第四十五回“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句下夹批亦谈到“不写之写”：
几句闲话，将潭潭大宅夜间所有之事描写一尽。虽偌大一园，且值秋冬之夜，岂不寥落哉。今用老妪数语，更写得每夜深人定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花）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竞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胜于日间繁华矣。
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趁（衬）出后文之冷落。
此闲话中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引自黄霖、韩同文2000: 456）
姑不论这“不写之写”有几种形式，总之是“意在言外”。从叙事伦理来说，可能是叙述人有所顾忌；从审美角度看，则又可能是一种艺术追求，而中国读者最忌“一览无余”，欣赏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诚如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五回回评所云：“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引自黄霖、韩同文2000: 473）。它在语言机制上与虚实相生、以少总多等命题有关。
以上只是对英、汉语中的“话语转换”和“春秋笔法”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对比分析，还有诸多地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不过，仅从已知情况便不难发现，语言（要素）有中性的，而言语（尤其叙事话语）可以说是没有中性的，这正如叙事学家保罗·利科所说：“言语也能表达任何东西，也能闲聊、说谎、欺骗和胡说”（保罗·利科2004: 212）。“春秋笔法”主要体现了一种伦理维度，是因为中国自古便有“文以载道”、“文以致治”和“文本教化”的传统。而在西方人看来，语言的使用总是与一定意识形态有关，巴赫金认为：“语言的现实形成也经过了这样的次序：社会交际的形成（根据基础），在它之中形成言语交际和相互作用，在后者中形成言语行为的形式，并且这一形式，最终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之中。”他进一步声称：“语言形成的规律是社会学的规律”（巴赫金1998: 448—449）。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或是否同意上述中西前人的观点，我认为有一点启示是明确的，那就是：语言（尤其言语）研究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参考文献
巴赫金，1998，《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巴赫金《周边集》，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保罗·利科，2004，《历史与真实》，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1994，《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1999，《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杜 预，1997，《春秋序》，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5，《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郭小凌，1995，《西方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 霖、韩同文，2000，《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树民，1997，《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
脂砚斋，2000，《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
Thompson, G, 2000，《转述法》，北京：外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Toolan, M. J. 1988.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ge.
（本文曾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
中山大学 常晨光 〔*〕
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界新的学说和流派不断出现。各学说或流派的研究角度和重点不同，但基本目的都在于解释语言的性质和特征。为说明其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它们都列举语言事实作为其理论的支撑。Sinclair（1985, 1991）指出，语言事实的来源不外乎以下三种：现有的语言描述、本族语者的内省、现实使用中的语言。本文首先对比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和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在所依赖的语言事实方面的区别，然后通过语料库研究成果，说明真实、自然的语料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的互补性。
国际语言学界目前主要有两大潮流，一个是形式主义，另一个是功能主义。根据Halliday的分析，它们之间的种种分歧源自西方语言学史上早就形成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认为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一种以Aristotle为代表，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以Aristotle为代表的观点大部分时间居于主流（Halliday 1977，引自胡壮麟等1989，另见黄国文，本文集）。
与Aristotle有渊源关系的以哲学为本的主流语言学传统认为，语言是规则系统，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1957年，Chomsky的《句法理论》及其以后一系列论著的发表，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兴起，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产生影响。语言研究的主流方法从经验主义转向理性主义。
语言学中理性主义的基石之一是语言能力/运用的两分法。Chomsky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能力，而不是行为习惯的系统。语言反映了心理和语言能力中包含天赋成分，认为语言的创造性结构特征表明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Chomsky将语言学看成是心理学和生物学的一部分（Thompson 1996: 5），认为人的大部分语言知识是遗传或生物基因决定的，人具有天生学习语言的能力，研究语言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的这种天赋语言能力，找到语言的所有转换生成规则，最终揭示人脑的工作机制、人的知识的本质和人的本质。Chomsky强化了Saussure所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将之看成是泾渭分明的。早期的转换生成理论提倡单纯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结构，不重视语义的功能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不讲语言的应用和功能，主张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Chomsky指出，“语言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理想的听话者/说话者，他们处在完全同质的语言社团中”，这个理想的语言使用者精通这种语言而不受与语法无关的种种条件（如记忆力的限制、注意力的转移、外界的干扰、口误等）的影响（Chomsky 1965）。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是以语言的组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它不是反映语言的选择系统，而是重点反映语言的结构规则，即句子的合法性。因此，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用公式化、数学化、形式逻辑化的手段描写语言的结构，注重以内省的方式来研究语料，以自己的语感作为判断标准。
与形式主义不同，功能主义以人类学为本，认为语言有认知和交际的功能，语言功能决定语言形式，人的语法知识主要来自后天的经验。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知识”方式。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将语言看成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即意义潜势。Halliday（1994: xxii）不满意Saussure把语言和言语及Chomsky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截然分开的做法，认为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环境中去，联系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才能看清语言的真实面貌，确定对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制约起重要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更好地对语言现象作出解释。
在Halliday看来，语法既是系统的语法，又是语篇的语法（Halliday 1994: xxii）。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认为应同时注重对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实例的研究。在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中，实际的话语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他认为，语言系统和具体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是看待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方式。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具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则是运用语言系统表达意义的实例（Halliday 1992,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328, Halliday 2002）。Halliday（2002）明确指出，所谓“系统”，就是从远处观察到的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language seen from a distance, as semiotic potential），而由此意义潜势衍生出来的“语篇”则是从近处看到的语言（language seen from close up, as instances derived from that potential）。因此，在Halliday看来，语言与言语之区分实际上只是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作为意义潜势，语言系统制约着具体的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的实例，即每一个具体的语篇，也在慢慢地影响甚至改变着语言系统，例如，新的交流媒介和语篇体裁等的出现也不断拓展和扩充着系统的意义潜势。Martin（2007）指出，这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也极具相似性。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当天气预报说某一天的温度比历史平均气温高出1.5度时，这一具体温度实际上也在改变着这天的历史平均气温值。
与Chomsky不同，Halliday区分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语言被看做是社会的人所具备的主要属性，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运用是人的社会行为潜势在语言中的反映。所谓“语言”，在系统功能学派看来，就是说话人“能做”什么，所谓“言语”就是说话人实际做了什么。因此可见，系统功能语法是以语言的聚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它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可供选择的意义潜势（参照胡壮麟，黄国文，本文集）。
两大语言学流派都关心语言系统，都要解释语言的基本特征，它们都列举语言事实作为其理论的支撑。但基于对语言性质的不同看法及不同的研究进路和侧重，它们所依赖的语言事实截然不同。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主张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语言能力，外部语料（如语料库）无法解释语言能力。他们所根据的语言事实是语言学家本身的母语直觉（内省），由此推导出适合所有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UG）。与形式主义学派不同，功能主义学派重视实际交际中的语料，强调以实际话语作为分析的材料和立论基础。
在语言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来提升语言理论呢？桂诗春（2004）强调尊重语言事实的重要性，指出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语言理论虽然可解释语言事实，但语言事实本身并非语言理论的产物。Sinclair（1991: 37—40）在对比不同的语言事实时指出，现实使用中真实的语言材料，即自然语言文本，是语言研究最可靠的依据。近20多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性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利用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Chomsky提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之前，在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潮影响下，语料库曾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的多个领域，如语言习得、方言学、语言教学、句法和语义、音系研究，等等（黄昌宁、李涓子2002）。著名语言学家，如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等，都在研究中使用采集的话语作为语料。1957年，Chomsky的《句法理论》及其以后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对语言研究造成了根本的改变。由于在语言学中Chomsky的内在语言或语言能力说被广泛接受，理性主义方法，从20世纪60年代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主宰了欧美众多国家的语言学研究。被视为经验主义产物的早期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受到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冲击。
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早期对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有误。Chomsky区别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这两个概念，认为语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说话人心理现实的语言认知模式，也就是说，语言研究的重点在于描述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使用。在他看来，语言能力才能对说话人的语言知识作出解释和描述；语言使用只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证据，往往因超语言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能准确反映语言能力。因此，试图建构一个直接描述语言行为的语法是荒谬的，语料库本身是无用的，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对语言能力作肤浅的解释（Chomsky 1964）。
二、语料库的不充分性。Chomsky指出自然语言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是任何有限的语料库不可能穷尽的。不管语料库有多大，其所收集的只是人们已经说过的语言，而没有说出的更多。换言之，语料库是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语料库中的语料永远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无法完全反映语言的本质。形式主义者重视本族语者的语言直觉。在他们看来，要说明某一个语法现象，一个本族语者在十分钟内所能举出的例证要比在一个大型自然语料库中所能找到的例子还要多，因此建立语料库是劳工费时的错误方法（Leech 1993）。
尽管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受到了主流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冲击，一些语言学者仍坚持对真实、自然语料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的Quirk和美国布朗大学的Francis和Kucera等学者就开始设计最早的书面语语料库，并预言语料库将电脑化。与此同时，Halliday等语法学家也开始收集口语语料，将自然的言语用录音机录下来，分析其语调和节奏，进行口语研究。事实上，自Firth以来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包括Halliday和Sinclair）一直重视实际交际中的语料，强调以实际话语作为分析的材料和立论基础。Halliday（1994: xxiii）将录音机的发明称为语言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the greatest singl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因为人们终于可以将自然会话录制下来进行系统地研究。在《功能语法导论》第三版中，他又指出，录音机和电脑的发明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录音机使人们有可能将自然的言语记录下来，电脑则可以将大量的语料储存下来，供人们研究和分析使用（Halliday 2004: 33）。在过去20多年中，语料库语言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然语言文本所组成的语料开始大受重视，成为语言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
语料库对语言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Halliday（2004: 34）认为，语料库的优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语料库最主要的优点是语料的真实性。他指出，真实、自然的语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想中的语言与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是不完全相同的，本族语者的直觉并不总是准确可靠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证实（Sinclair 1991, Stubbs 1996, Hunston & Francis 2000）。正如Sampson（1992）所指出的那样，采用内省法想出来的句子与语料库所收集的句子相距甚远，不但是语料，就是内省式的判断也存在着任意性偏态。因此，本族语者的直觉证据是靠不住的，应该扬弃。另外，在实验状态下的语言使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使用也不完全相同。Halliday举例说：在实验状态下询问4至5岁的小孩，他们似乎不懂也不会使用定语从句和被动句，而在现实的语言使用中，在不满2岁的儿童言语中这些结构已经经常出现。又如，美国著名会话分析学家Schegloff（1993，引自陶红印2004）曾批评Schiffrin在Discourse Markers一书中对英语标记语“oh”的研究有缺陷，因为Schiffrin所使用的语料实际上是在采访形式下以启发方式采集到的，真正自然谈话中的“oh”跟她所说的表示惊叹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
其次，语料库中的语料中包含口语，且涉及各种语域。目前国际上多个大型语料库都包含口语语料，如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英语语料库（Bank of English），国际英语语料库（The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等。另外，还有很多专门的口语语料库，如伦敦—隆德英语口语语料库（London-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伦敦青少年英语口语语料库（Bergen Corpus of London Teenager Language），美国职业人士口语语料库（Corpus of Professional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电脑检索英语口语语料库（The Machine Readable Spoken English Corpus），等等。Halliday（1994: xxv）认为，口语不仅与书面语一样有其自己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口语是最自然的、无意识监控的语言使用。在自然的口语交际过程中，语法选择更多地受到语境特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和说话者之间即时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口语中，语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语义和语法的变化模式也随之更加灵活多变，以适应语境的细微变化。口语语料对语法系统的研究尤为重要。
语料库的第三大优点是语料库使语法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Halliday（1991）认为，语言固有的特征之一是盖然的。把语言现象分为合乎语法和不合乎语法不足以说明语言的具体使用。有些句子虽然合乎语法，但实际上并没有人那么说，说出来人们也听不懂。Stubbs（1996: 40）也指出，语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概率性的。许多语法限制是倾向性的（tendencies）而不是绝对的（absolutes）。因此，Halliday（2004: 35）认为，语法系统是“盖然的”。语言中存在“程度多少”的现象不是因为有些形式不符合语法，而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另见胡壮麟，木文集）。随着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语言事件的出现看成是盖然性的行为。通过语料库检索功能和统计手段，我们可以了解某些词语或结构的频数，语法的量化研究变成了现实。例如，英语归一度（polarity）系统中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就存在一个盖然率的问题（大约为0.9∶0.1）（Halliday 2004: 22）。相比之下，根据本族语者的直觉证据是不可能准确了解语言使用的频率的。
语料库最直接的应用是在词典编纂上（常晨光1997）。根据Biker et al （1998: 23—24）的总结，除为词典编纂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例证外，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研究可以回答词典编纂中的6个主要问题：
1．根据词汇在自然语篇中出现的情况，可以比根据直觉更准确地决定其意义。
2．比较相关词汇不同的词频，确定常用词汇与非常用词汇。
3．确定词汇的非语言联结模式（如与语域、历史阶段、方言等的联系），了解不同语言类型中的语言使用模式。
4．确定词汇的搭配及其在不同语域的分布情况。
5．确定词汇的义项和用法的分布情况，如一个词的不同义项和语法功能的出现频率及其在不同语域的分布等。
6．确定同义词的使用及分布，了解同义词之间在出现的语境、搭配词的选择、使用的语域等方面的不同。
除在词典编纂上的实际应用外，利用语料库和语料库技术也可以对语法进行实证研究，对语法资源的各种使用模式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研究者可以使用大型语料库和计算机工具调查各种语言结构的频率分布，分析语法结构与其他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联结模式，以及影响语言结构变体选择的因素，这些方面都是在传统语法研究中所忽视或无法做到的（Biber et al 1998: 56）。Halliday（1991, 1992, 1993）认为，语料库语言学有助于我们考察同时作为系统和实例的语言的本质。通过严格设计、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包含大量真实、自然的语料，其中语言实例在出现频率上的优势就是对其背后语法体系的概率体现。基于语料库的概率性研究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根据语料库最新研究成果编写的英语语法已经相继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Biber et al 1999/2000）。该书是一部完全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上的语法参考书，对各种语法现象的分布和频率进行了全面而可靠的统计。另外，这部语法专著重视对英语口语的研究，在其所依据的《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中，会话是四个主要语域之一。该书注重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并有专门的章节对英语口语语法的特点进行全面归纳总结，提高了口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重新肯定以实证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正如Leech（1993）所说的那样，“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语料库方法是一种更为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因为其结果是可以验证的”。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还提出了受语料库驱动的方法（corpus-driven approach）。这种方法不限于使用语料库的例证支持某一理论，而是根据语料库所提供的证据描写语言。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就是英国语言学家Sinclair和他领导的COBUILD项目团队（Sinclair 1991, Francis 1993）。例如，他们根据语料库研究词汇与语法结构之间的联结模式，发现词汇与它们的语法环境，以及语法结构与它们的词汇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限制的关系，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Stubbs 1996, Partington 1998, Hunston & Francis 2000）。
语料库的检索功能和统计手段也为语篇分析、文体研究、方言和语域变体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提供了便利。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对语言教学同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关成果见Biber et al (1998), Kennedy (1998), Ghadessy et al (2001), Meyer (2002)等。
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Halliday（2006）认为，系统理论和语料库语言学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关系”（natural affinity）。Tucker（2006）也指出，语料库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是“合作共生和互相促进的关系”（symbiotic and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Halliday（2006）在讨论口语语料的重要性时指出，口语语料为系统理论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系统理论是以语言的聚合关系为主的理论，其组织概念就是“系统”。Halliday将语言看做是一个开放的意义潜势（open-ended meaning potential），认为语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意义潜势如何被利用和扩充。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理论的互补性之一就在于此。Halliday（2006）指出，语料库研究是揭示语言功能变异原则的基础，它使我们有可能对不同语域间的词汇语法变异进行量化并将这种变异看做是盖然性的重新分布，在这个意义上，非正式口语语料是语言中多种语域一类型变异的一部分；同时，在自发的、无意识监控的口语中，语言系统的意义潜势得到更充分地利用和扩充。因此，Halliday（2004: 34）指出，强调口语语料的重要并不是对传统上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反叛，其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在自然的、无意识监控的口语中更充分地利用和扩充语言系统的意义潜势。在日语中人们到达语言的“语义边缘”，我们从中得以了解语法的走向。在Halliday看来，在语料库中增加口语语料的比例，不仅丰富了语料库的语域范围，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知识来源的维度（Halliday 2006）。
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重视从真实语料入手，强调对自然言语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从来都是以语料库为基础的（corpus-based）。当然，对语料库也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一提起语料库，人们一般想到的是大型的计算机口语和书面语语料集，但事实上，语料库可大可小。Halliday（2006）提醒我们，corpus一词来源于语文学家的corpus inscriptionum，有时可能是非常小型的。例如，Malinowski（1935）就将他与特罗布兰德群岛岛民有关园艺的对话记录称为Corpus Inscriptionum Agriculturae Kiriwiniensis。Carter和McCarthy也指出，利用小型语料库进行英语口语语篇结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Carter 1997, Carter & McCarthy 1997）。
Halliday（2006）指出，如果我们将某语篇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这个单一的语篇就能构成一个corpus，这时我们所关注的是它本身作为语篇的价值。当然，要解释其价值我们还需要揭示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语篇作为研究的工具，把它看成观察语言系统的窗口，那么语料库的规模就十分重要。一般而言，语料库规模越大，它揭示语篇所赖以产生并获得意义的系统的能力就越强。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互补性也反映在它们研究的侧重不同。Halliday（2006）指出，目前语料库的设计更方便词汇学家对词汇的研究，而对语法学家来说则不是那么方便。正如Hoey（2006）所说，此设计有利于“语法作为一般化的词汇”（grammar as generalized lexis）的视角，而不利于“词汇作为最精密的语法”（lexis as most delicate grammar）的研究视角。
然而，正如Halliday（2006）所指出的那样，Hoey所说的两种视角实际上是互补的——它们凸现的是语法系统的不同侧面。Halliday强调词汇和语法的统一性，认为语言的中心层，即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包含词汇和语法两部分。它们是构成是同一渐变群（Cline）或连续体（continuum）的两端而已，两者的互补是语言本身的特征。词汇和语法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以Sinclair为代表的语料库语言学家致力于从Hoey所说的前一个视角进行研究，即从词汇中建构语法。Francis（1993）的语料库研究显示，所有的词都有自己的语法。例如，context和darkness更常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impact和independence则更常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而像adore, dislike, enjoy, hate, like, love, need, want等语义上相关的动词则更倾向于出现在what or all＋pronoun＋verb＋be＋noun的结构之中，等等。Hunston & Francis（2000）提出的“型式语法”（pattern grammar）就是对语料库研究词汇进路的总结。事实上，目前对“型式”（包括搭配、固定表达等）的研究，离开大型语料库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但对于Hunston & Francis所提出的“型式”（pattern）如何进行语法描述呢？Halliday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语法理论。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型式”处于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连续体的中间地带，在语法上是中等精密度的选择。它们的体现形式复杂，涉及语法和词汇两方面的选择。Halliday称自己是一位语法学家，他的目标在于“从语法中构建词典”（to build the dictionary out of the grammar）。他指出，我们从语法的角度研究词汇实际上就是以扩展的系统网络的形式将之语法化。这样得出的结果不是词项，而是词汇特征。正如Hasan（1987）的研究所示，一个词项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系统特征的体现形式（另见丁建新2000）。又如，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及物性语法的精密度，研究表述“祈使”（imperating）的言语过程动词（如：tell, order, ask, urge, instruct, command, forbid, implore, beg, require等）中被词汇化的语义特征（Halliday 2004: 44）。从这一角度进行词汇研究有助于解释词项的类联结模式。
语料库研究和系统语法理论在研究词汇语法的过程中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研究侧重不同，互为补充，但同时也相互依赖。系统功能语法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直强调真实语料的作用，其立论依据来自语篇。Halliday（2004: 35）在讨论语料库和系统功能语法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语言系统和语篇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他明确反对语言研究中的“去理论化”倾向，指出语料的收集、管理和解释无法完全脱离理论。按照Tucker的说法（引自Halliday 2006），语料与理论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具有辩证的互补关系（corpus data can inform and shape the theory, and the theory can inform and give shape to the corpus data）。
语料是语言理论的依据。语料库的兴起对语言研究意义重大。正如Thomas（Thomas & Short 1996）所指出的那样，“语料库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不再是计算机专家的独有领域，它正在对语言研究的许多领域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计算机语料库的出现不仅显示了语言研究手段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标志着语言研究思想的重大转变，以实证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得到重新肯定。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一直强调真实语料的作用，其立论依据来自语篇。语料库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共同的学术渊源，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关系。它们的研究侧重不同，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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