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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希腊之后，菲力浦立即着手准备进攻波斯。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波斯的战争一样，菲力浦同样宣称，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一支10000人的先遣部队业已度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但公元前336年，菲力浦突然遇刺身亡，其年仅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登上王位。面对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征服战争，亚历山大果敢地继承了其父的遗愿。公元前334年春天，经过近两年的准备，亚历山大率领一支37000人（包括5000骑兵）的部队开进亚洲，开始东征。马其顿军队先是在格拉尼科斯河之战（Granikos，公元前334年）击败前来阻击的波斯军队，而后又在叙利亚北部的伊索斯之战（Issos，公元前333年）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亲自率领的军队，之后长驱直入，于公元前332年冬天攻入埃及。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入海口建立了一座希腊式的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它后来成为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之后，亚历山大穿过埃及西部沙漠，前往西瓦（Siwah）祈求著名的阿蒙神谕，神谕称他为“神之子”，从而认可了他对埃及的统治。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挥师北上，进军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在底格里斯河畔的高加美拉（Gaugamela，位于今伊拉克北部）遭遇大流士统帅的波斯主力军队。马其顿军队以寡敌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巴比伦休整一个半月之后，亚历山大攻入波斯本土，顺利占领了波斯的都城波斯玻利斯（Persepolis），并将王宫付之一炬。记载亚历山大东征的历史学家阿里安（Arrian）评论说，此举是为了报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的一箭之仇。大势已去的大流士又遭厄运，为波斯驻巴克特里亚（Bactria，即中国史书中所说之大夏所在地区）总督贝索斯（Bessus）所杀，后者随即自立为波斯王。亚历山大令人将大流士安葬于波斯王陵，以此举宣布自己才是波斯的新统治者。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翻过兴都库什山脉，攻入巴克特里亚，俘获了贝索斯，并将他处死，以波斯王的身份为大流士报了仇。
之后，亚历山大继续征战中亚，北击西徐亚人（Scythians，又译斯基泰人）之后，在今塔吉克斯坦西北部建立起一座同样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称为亚历山大里亚·埃斯卡特（Alexandria Eschate，古希腊语意为“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327年夏，亚历山大率部再次翻越兴都库什山，南下攻入印度，占领旁遮普地区。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打算继续东进，但其将士不愿再战。无奈之下，他只好退兵，于公元前325年分海陆两路退回美索不达米亚。仅两年之后，公元前323年6月13日，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时年33岁。
亚历山大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他以雄才大略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征服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获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美名。在征服过程中，他建立了一系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希腊式城市。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一共建立了70座城市（《论亚历山大的运气》，I,5）。虽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可靠，但可以确定的即有约20座，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的底格里斯河以东地区。亚历山大最初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控制战略要地，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城市的定居者主要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其结构和管理也是希腊式的。这些希腊城市的建立，不仅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希腊文化带到了从叙利亚直到中亚的广大地区，为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建立了希腊化的模式。
作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君主，东方的征服者，亚历山大自古即受到推崇，由此产生了一个神话。亚历山大被说成是文明的播撒者，将光明带到了东方，他的征服被说成是为了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他娶波斯公主为妻、鼓励马其顿将领和军士娶波斯妇女为妻的做法被解释成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具体措施。这个神话可能产生于亚历山大随军历史学家和将领的历史叙述，后来经过普鲁塔克的发扬，直至渗透到现代西方的历史叙述、尤其是20世纪研究亚历山大的权威英国人威廉·塔恩（William Tarn）的叙述中，再由西方学者的叙述进入我国学者对于亚历山大的评价，却很少有人对这个明显带有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立场进行反思（详见第四章相关讨论）。实际上，他所推行的和亲波斯的政策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利用波斯贵族的势力，巩固其庞大帝国的统治罢了。 〔31〕
亚历山大死时，留下了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岸、东至旁遮普的庞大帝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人具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能统领整个帝国。在他死后，他手下的将领们立即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斗争，称为“继承者战争”。混战延续了二十多年，最终形成割据局面。先是安提戈努斯（Antigonos）于公元前306年称王；次年，占据埃及的托勒密（Ptolemy）称王；再次年，占据东方的塞琉古（Seleucus）亦称王。公元前301年，安提戈努斯企图夺取整个帝国统治权的野心受到毁灭性打击。在伊普苏斯（Ipsus）之战中，他的军队为反对者组成的联军击败，他本人战死，三分天下的局面最终形成。安提戈努斯王朝占据了马其顿，塞琉古王朝占据了亚洲，托勒密王朝占据了埃及，这便是主宰希腊化时代政治局势的三大王国。
在三大王国中，马其顿的统治迟至公元前276年颇具才干的安提戈努斯二世登上王位时，才趋于稳定。由于王国仅仅涵盖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二者皆以希腊文化为本，所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同时在马其顿存在着一个传统的贵族阶层。在贵族阶层的传统观念中，国王仅仅是由贵族组成的“同伴”（hetairoi）中的首领，因此王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牵制。在希腊，马其顿的控制亦非专制性的，它一方面驻军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宣称维护希腊各邦的独立与自由，试图以宣传方式左右希腊人，使其遵从马其顿的政策，而这也是后来罗马人统治希腊的方式。但是任何试图摆脱马其顿人控制的反抗都遭到严厉镇压，如同雅典对公元前266—前262年的起义一样。
相比起来，希腊化时代的另外两大王国则体现出十分不同的特征。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传统差异居大，因此统治者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在争夺亚历山大王位的众多将领之中，托勒密（古希腊语意为“尚武者”）也许是最为务实的，他获得了埃及的统治权之后，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运来，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以此举显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他的野心似乎仅仅限于埃及。托勒密王国也是三大王国中统治最为长久的，其统治者以法老时代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王国划分为40个省份（nome），省份又进一步划分为区域和村社；又在各地驻扎军队，由将军统领，因此各地将军权势日重，甚至控制了军事以外的地方事务。除了有效控制王国领地以外，托勒密王朝的另一个统治目标是聚敛财富，因此王国各地还设有财务官，负责征收租税，中央则设财政大臣，总管王室财政。在国王看来，王国所有的土地都为他所有，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实际上，埃及传统的贵族阶层即僧侣阶层控制了部分土地，王室不得不有所妥协。国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一般分租给埃及农民，他们则必须向王室缴纳租金。为了保障战时的兵源供应，避免雇佣兵的高昂费用，托勒密王朝还建立了一套份地制度，将王室部分土地分成份地，分给新来的定居者，他们中的多数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作为回报，战时他们必须参军打仗，而且和王室佃农一样，他们还必须向王室缴纳赋税。
在王室之下，是一个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封闭的统治阶层，它包括高级官僚、祭司、份地占有者、王室赏赐土地的拥有者、亚历山大里亚和其他城市中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埃及人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即便是富有的埃及人，其地位也低于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总的看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统治阶层高高凌驾于埃及人之上。但是到公元前3世纪末和前2世纪，国王不得不招募埃及人打仗，后者的地位从而有所上升。相应地，其民族意识有所抬头，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和托勒密王国一样，塞琉古王国统治的也是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核心地带。所不同的是，它统治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多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包括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其文化传统亦具有很大差异。这使得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更多地依靠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也是其领土极不稳固的原因。在王国的建立者塞琉古一世统治期间，其版图最为广阔，包括了从小亚细亚直至中亚的广大地区。但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即已脱离塞琉古王国，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其统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与此同时，位于里海东南面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安息）开始兴起并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它利用塞琉古王国被罗马人削弱的机会，吞并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在小亚细亚，占据帕加马（Pergamum）的阿塔鲁斯（Attalus）王朝势力日盛，到公元前2世纪初逐渐控制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此后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局限于叙利亚一带。在政治上，塞琉古的统治者抛弃了亚历山大大帝联合波斯人共同统治的做法，主要依靠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这一精英群体进行统治，其他被征服民族基本上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虽然后来少数当地居民被吸纳进了统治阶级，但他们仅占很小比例，主要充任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的指挥官。为了吸引足够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塞琉古的统治者一面赏赐土地给他们，一面在王国境内兴建希腊式城市，通过这些希腊城市实施有效控制。
马其顿王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由独立城邦组成的希腊世界的政治面貌，而且改变了整个地中海东部广大地区的政治与文化面貌，把这一地区的历史带入了“希腊化时代”，其历史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直至公元前30年，罗马人征服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和许多历史分期概念一样，“希腊化时代”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后来历史学家的建构。确切地说，它是由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首先提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准确地抓住了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地中海东部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即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亚历山大本人建立了一系列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城市。其继承者们沿袭了他的做法，几乎每个割据一方的将领都建立过新城市，而且通常以自己或家人的名字命名。希腊化王国的君主们更是将建立希腊式城市看成是君王的特权。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安提戈努斯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式城市，包括位于叙利亚北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安提戈涅亚（Antigoneia）。公元前301年，塞琉古夺取叙利亚以后，该城被改名为安条克，即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可能感到没有必要建立新型城市，因为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本来较高，而且民族和文化传统相对单一，易于控制。但即使如此，托勒密一世还是在底比斯附近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希腊城市托勒马伊斯（Ptolemaios）。
不过最热衷于建立希腊城市的还是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们。他们在其统治的巨大版图上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希腊城市，分布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王国的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和其继承者安条克一世、安条克二世建立的。仅塞琉古就建立了16座名为安条克、9座名为塞琉西亚（Seleuceia）、6座名为劳迪克亚（Laodiceia）、3座名为阿帕美亚（Apamea）和1座名为斯特拉托尼克亚（Stratonicea）的城市。除了以王室成员名字命名的城市之外，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名字取自马其顿和临近马其顿的希腊北部地名。此外，一些当地的城市也被希腊化，改用希腊名字，如耶路撒冷被改名为安条克。在叙利亚以外，位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也是新型希腊城市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安条克四世统治之时。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建立希腊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国由许多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组成，且版图辽阔，需要以一系列的希腊式城市作为据点，实施军事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
无论如何，在异族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希腊式城市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希腊式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方式。各城市都有自己的公民大会、议事会、市政官员等，城市公民通过这些机制参与其管理；更有法律规定了城市的制度，以及公民参与管理的方式。在社会生活方面，希腊的方式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参与体育训练，举办希腊式的运动会；兴建露天剧场，上演希腊戏剧大师们的作品；崇拜奥林匹斯众神，庆祝希腊的节日。而在传承希腊文化方面，希腊式的学校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些在异族土地上新建的希腊城市成为希腊文化传播的据点，把希腊人的语言文化、制度和观念带到了希腊化世界各地，甚至最偏远的地方。在阿富汗北部边境一个叫阿伊·卡努姆（Ai Khanum）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属于这个时期的城市遗址，其古代名称已不可考。遗址上的建筑遗迹包括市政大厅、一个能容纳5000人的露天剧场、一所学校、还有一个图书馆，其中保存了少量纸草书卷的残片。在体育馆中还发现了一块属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碑文，抄录了140条希腊格言。碑文的前言告诉我们，这些格言抄录自阿波罗的圣地德尔斐：
前世伟人的这些格言被奉献在神圣的庇托（德尔斐的别称）。克莱阿科斯（Clearchos）从那里仔细地抄录了它们，并将它们树立在基尼阿斯（Cineas）的圣地上，使它们在遥远的地方闪耀光芒。
学者们发现，这块碑文书法精湛，堪称一流，说明在这个边陲小城，人们也能接受良好的希腊语教育。当然，阿伊·卡努姆并不是希腊文化在中亚植根的唯一例子，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众多的希腊城市遗址和希腊语的碑文。事实上，在希腊化时代，一种简化了的希腊语（koine）成为亚历山大所征服地区的通用语言，是名副其实的“普通话”。
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它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古典时代的特征。最为突出的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不再限于希腊本土，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细亚帕伽马的崛起，使希腊文化在东部地中海周围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格局。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283年），仿照亚里士多德学派吕克昂学院（Lyceum）的做法，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著名的研究院（museion，意为缪斯神殿）和图书馆。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著名的高级研究机构和最大的图书馆，藏书最多时达50万卷纸草书籍。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帕伽马则成为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中心。在希腊本土，雅典仍然是希腊文化的旗帜，希腊化时代的“新喜剧”沿袭了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旧喜剧传统，将喜剧艺术推向了自他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哲学上，雅典依然是所有哲学家向往的地方，柏拉图创立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吕克昂学院仍然维持了很高的声望。同时新的哲学学派不断涌现。公元前4世纪，出生于黑海之滨的第欧根尼（Diogenes）来到雅典，师从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成为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派别还是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公元前307年，出生于萨摩斯岛（Samos）的伊壁鸠鲁（Epicurus）在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快乐即是善，因此推崇享乐，但强调快乐应是必要的自然欲望的满足，而不是追求感官刺激，尤其重要的是要使内心达到平静，不受侵扰。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人芝诺（Zeno，公元前335—前263年）。他在20岁时来到雅典学习哲学，后来在雅典市政广场上的公共柱廊（古希腊文称为stoa）里传授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这个缘故，他所创立的学派以斯多葛哲学（Stoicism）著称。斯多葛学派认为，世界是由理性（logos）支配的，而理性则是神的旨意，以命运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人应该认识和了解自然世界，进而顺应自然（即理性）而生活，和自然保持和谐。这是人的美德，也是唯一的善。通过把握这唯一的善，智慧之人能够避免一切的恶，因而能够获得快乐。享乐和欲望不属于善的内容，因此必须克制自己。在罗马帝国的前两个世纪，斯多葛哲学的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希腊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希腊文化的扩张与传播，但并不仅仅限于此。实际上希腊化文化是复合性的，它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因素。一方面希腊文化的传播赋予了希腊化世界同一的文化面貌，这在以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为主的统治阶级内尤其如此。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中亚巴克特里亚的城市中，一个希腊人或马其顿人都会如同在他自己的家乡那样自在。另一方面，被征服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仍然发挥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希腊文化的侵入。我们不应忘记，当希腊文化侵入西亚和埃及时，那里已拥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毋庸置疑，占据统治地位的希腊文化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对当地依附于马其顿希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希腊语成为希腊化世界通用的语言即可说明这一点，但是在社会的下层，传统文化仍然顽强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在另一个层面上看，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又存在融合的趋势。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科学的繁荣显然是希腊科学精神与古埃及几何和天文学相结合的结果。在宗教方面，文化融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同样崇拜多神教的人们对其他民族的神明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不是吸收了异族的神明，就是把它们同本民族的神明等同起来。此外，在希腊化时代盛行的对君王的崇拜也是希腊人吸收西亚和埃及宗教崇拜传统的结果。总之，希腊化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文化系统。
注 释
* 本章的写作依据了笔者在黄洋、赵立行、金寿福所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所撰第二编第二章“古代希腊文明”和第三编第一章“亚历山大的帝国”的内容，但有所修订。
〔2〕 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此书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爱琴文明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3〕 Carol G. Thomas, "The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Mycenaean Greece", in Robert Laffineur and Wolf-Dietrich Niemeier eds., Politeia: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Aegea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10-13 April 1994, Vol. Ⅱ,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5, pp. 349-354.
〔4〕 Paul Halstead, "The Mycenaean Palatian Economy: Making the Most of the Gaps in the Evidence", PCPS 38 (1992), 57-86; "Agriculture in the Bronze Age Aegean: towards a Model of Palatial Economy", in B. Wells ed., Agri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the Swedish Institute at Athens, 16-17 May 1990, Stockholm: Svenska Institutet I Athen, 1992, pp. 105-117; "Mycenaean Agriculture: the Nature of Palatial Interven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43 (1999), 211-212; "Surplus and Share-croppers: the Grain Production Strategies of Mycenaean Palaces", in R. Laffineur and P. P. Betancourt eds., MELETEMATA: Studies in Aegean Archaeology Presented to Malcolm H. Wiener as He Enters His 65 th Year,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9, pp. 319-26; "Toward a Model of Mycenaean Palatial Mobilization", in Michael L. Galaty and William A. Parkinson eds., Rethinking Mycenaean Palaces II, secon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Monograph 60, The Cotsen Institute of Ara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7, pp. 66-73. 又见 Pia de Fidio, "Centr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Mycenaean Palatial System", in Sofia Voutsaki and John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 27,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001, pp. 15-25.
〔5〕 对于“黑暗时代”说的由来与演变，参见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 in 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eds.,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96-131;及其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chapter 3.
〔6〕 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9, p. 48.
〔7〕 详细的考古报告见M. R. Popham, L. H. Sackett and P. G. Themelis eds., Lefkandi Ⅰ, The Iron Age: The Settlement; The Cemeterie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 11),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R. W. V. Catling and I. S. Lemos,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1 : The Pottery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 22),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M. R. Popham, P. G. Calligas and L. H. Sackett eds.,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2: The Excavation, Architecture and Find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 23),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 M. R. Popham and I. S. Lemos, Lefkandi Ⅲ: The Early Iron Age Cemetery at Toumba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 29),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D. Evely ed., Lefkandi Ⅳ, The Bronze Age: The Late Helladic ⅢC Settlement at Xeropoli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 39),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6.
〔8〕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9〕 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 Malden,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 59-66．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根本没有引用备受关注的伯克特（Walter Burkert）和韦斯特（M. L. West）有关东方对希腊的影响的著作。霍尔是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Phyllis Fay Horton讲座教授、古典学教授和古典学系主任以及历史学教授。又见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他在第二章中也确认了“黑暗时代”的说法，但其立场更为温和。
〔10〕 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pp. 32-37.
〔11〕 Oliver Dickinson, "The Mycenaean Heritage of Early Iron Age Greece", in Sigrid Deger-Jalkotzy and Irene S. Lemos,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Mycenaean Palaces to the Age of Hom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5-122.
〔12〕 他所提到的根本因素不过是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Tyrtaeus）的诗句“我们和赫拉克利斯的子孙离开了多风的厄里内俄斯［Erineos］，到达了广阔的伯罗奔尼撒”（残篇2），以及《奥德赛》（19.177）中提到克里特岛的多里安人。见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 p. 50．
〔13〕 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p. 48.
〔14〕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5〕 John Stuart Mill,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1]" (1846), in J. M. Robson ed. ,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X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p. 271-305，引文见第271页。黑斯廷斯之战指1066年诺曼底威廉公爵征服英国的决定性之战。
〔16〕 Ernle Bradford, Thermopylae: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 Da Cap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1980).
〔17〕 Paul Cartledge, Thermopylae: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2006.
〔18〕 Anthony M. Snodgrass, The Dark Age of Gree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Vincent R. Desborough, The Greek Dark Ages, London: Methuen, 1972; J. Nicolas Coldstream, Geometric Greece, London: Methuen, 1977.
〔19〕 可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0—73页。
〔20〕 目前西方学者普遍倾向于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8—前7世纪城邦兴起之后的社会情形，因而并不认为构成挑战。在此笔者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社会情形，如此则构成挑战。因此，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于荷马社会的定年。
〔21〕 不过近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见第四章相关讨论。
〔22〕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二章。
〔23〕 Robin Osborne, "Early Greek Colonization? The Nature of Greek Settlement in the West", in Nick Fisher and Hans van Wees eds. , Archaic Greece: New Approaches and New Evidence, London: Duckworth, 1998, pp. 251-269.
〔24〕 通常的“七贤”之说为林多斯（Lindos）的克莱奥布洛斯（Cleobulus）、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基龙（Chilon）、米利都的泰勒斯、米提林的皮塔科斯、普里内（Priene）的比阿斯（Bias）和科林斯的佩里安德罗斯。
〔25〕 应当说明的是，古希腊人的历法和西历（公历）有很大不同，其一年的开端大约在公历的7月初，因此希腊人的一年要跨越公历前一年的下半年和次年的上半年，因此在无法确定具体时间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的情况下，严格的西历纪年应跨两个年度，便如此处的公元前621/620年，西方学者著作多有采用此法者。但为方便起见，本书仍采用国内传统的纪年方法。
〔26〕 所谓九执政官指古风时期雅典主要的九名行政长官，包括执政官（archon，亦称纪名执政官，因雅典人以其名字纪年）、负责宗教事务的巴昔琉斯（basileus）、军事长官（polemarch）和六名称作“立法者”（thesmothetai）的次级行政长官，合成九执政官（执政官译自archon，其本意为行政长官）。
〔27〕 可见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第88-91页。也有学者认为，ethnos的含义十分模糊，并不是对立于polis的另一种国家形态。见Catherine Morgan, Early Greek States beyond the Pol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8〕 普拉特亚之战后，希腊人在泛希腊圣地敬献祭品，其中包括在德尔斐敬献的金制三足鼎，它架于一条青铜三头蛇立柱顶端，立柱上刻有31个抗击波斯的希腊城邦的名字。见修昔底德：《历史》，8. 81; Russu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no. 27, 57-60行。参见B. Ridgeway, "The Plataean Tripod and the Serpent Column", AJA 81 (1977), pp. 374-79.
〔29〕 公元前4世纪改由专门的主持团主持公民大会。
〔30〕 参见Loren J. Samons II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Peric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1, "Democracy and Empire", by P. J. Rhodes，尤其是第24—25页。
〔31〕 A. B. Bosworth令人信服地反驳了亚历山大旨在推动马其顿人和波斯人融合的说法，见其“Alexander and the Iranians", JHS 100 (1980), pp.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