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全球化”这个概念,也无论我们对全球化现象持什么态度,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正身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之中。书店里谈论全球化的书籍铺天盖地,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然而我们谈论全球化的园地——装修气派的书店、互联网、英语等等——都是全球化的产物。过去三十年中国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加速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我们有得有失,也不能阻止我们正视全球化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对全球化的疑虑,大都集中在它起源于西方、经由西方(有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强行)推广而来到中国这一点上,然而,全球化全然是“纯洁的”舶来品吗?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和西欧执牛耳,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一直如此吗?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发现,1800年前后,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经由美洲和欧洲最终流向亚洲,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结构性逆差说明了当时的亚洲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直至19世纪末期,西欧和美国才逐渐超过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如果在全球化进程里,国家的地位可以转换,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国家当前的“弱势”地位?除经济发展外,民族国家是理解全球化问题的另一把钥匙,因为全球化更加直接挑战了国家权力,相对而言,个人的收获更多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太多,我们需要从它最基本的定义入手。什么是全球化?人人都在用这个词,然而关于它的定义,各有各的说法。
在现代汉语里,“全球化”是一个外来语。在英语世界里,“globalization”一词的历史并不长,“global”一词已有400余年历史,而“globalization”、“globalize”、“globazling”等词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词典收录,成为正式用语。1961年出版的《韦氏词典》是第一本提供“globalism”(全球主义)和“globalization”这两个概念的主流词典。 〔1〕
然而,在90年代之前,主流词典对“globalization”的解释并不十分符合当下我们的理解。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语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p. 133)将“global”(全球的)列为一个新英语词汇,强调它可以用于“环境保护专门术语”,同时还把“全球意识”(global consciousness)定义为“接受(和理解)本人自己的文化以外的文化,并常常作为对世界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评价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一定义局限了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视野。 〔2〕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语学界仍未给予全球化研究太多关注。作为形容词使用的“global”时有出现在文章里,1985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教授发表了社会科学界第一篇“全球化”出现在标题里的英文学术论文 〔3〕 ,1992年,他又出版了第一本使用“全球化”做标题的专著。 〔4〕 此后,关于全球化现象的研究快速增长,有关论文、专著和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全球化,这里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定义。
全球化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联系了遥远的地方,使得本地发生的事情受到遥远地方出现的事情的影响,反之亦然。
——吉登斯 〔5〕
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个部分之间正在增加的相互联系性(interconnectedness),这个过程产生了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
——汤普森 〔6〕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意识的强化。
——罗伯森 〔7〕
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地理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它们正在消失并据此展开行动。
——沃特斯 〔8〕
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各有千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压缩或收缩的社会过程,这一点,正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对全球化研究的贡献之一。早在1960年出版的《传播的探索》(Exploration in Communication)一书中,麦克卢汉首次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由于世界范围内交通和电子传播网络(电报、广播和电视)的迅速发展,空间距离已经不再是障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居住在遥远地方的人重新走到一起,聚集成一个地球村,这其中,广播和电视的现场直播使得全球居民能够实时共享相同的媒介产品,从而带来相同的经验和体验。在一个没有卫星电视和互联网、越洋电话费用昂贵、彩色电视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并未普及的时代,麦克卢汉就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地球村时代,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远见。
然而,从最基本的定义入手,全球化就是一个纷争不断的研究领域。吉登斯曾经将全球化争论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争论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此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不再追问全球化是否存在,而是问它的后果是什么,他认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讨论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以及我们能够利用全球化做些什么。但是,吉登斯本人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现象所引起的后果,他指出,本地发生的事情受到了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反过来,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也受到了本地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很明显指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
吉登斯和汤普森都提到了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罗伯森比他们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全球化是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意识的强化,意识而不是社会关系,成为罗伯森研究全球化的切入点,沃特斯的定义也继承了这一点,简言之,吉登斯和汤普森忽视了文化和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社会关系往往具备外在的正规化形式,并伴以一整套社会规范和制度,具有客观属性,然而意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变动更多,内涵也更复杂,主观性更强。罗伯森的定义将更多社会现象纳入全球化研究的视野之中,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罗伯森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看报纸、看电视、上网这些媒介接触活动每天都在普通受众身上发生,放下报纸、关掉电视和电脑之后,普通受众更有可能继续自己的日常行为,而不是寻求立刻将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运用于改变现有生活,因此,在日常生活里,较之更具正规化形式的社会关系、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社会互动等等行为的表现,临时性的、暂时性的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其表现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所谓媒介效果,从时间顺序来看,首先是受众观念转变,其次是社会行为和社会角色变化。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每个部分、每个角落涉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如果以社会关系和相互联系来衡量全球化,很有可能造成以量化指标来测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涉入程度,而忽视了难以量化的普通人的观念和意识。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然而他所在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并不高,那么他的说法有意义吗?
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这些争论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的论题是: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还是异质化后果?按照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定义,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越强化,相互依赖和联系越多,那么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然而,更高程度的全球化一定等同于“更好的”全球化吗?罗伯森和沃特斯没有回答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据此而展开行动的后果这个问题,而是留下了足够开放的空间让我们讨论。
任何定义都难以十全十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伯森和沃特斯也因为太过灵活和开放而存在模糊之处。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人们意识到了全球化这一现象,才能说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么怎么研究全球化现象呢?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那一刻开始,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包括令人不愉快的武力战争在内)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加强交往的历史,那么,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很明显,全球化是一个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起点。罗伯森和沃特斯忽视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也忽视了社会实践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动态联系。
从经济角度,全球化被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造成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的过程。从技术角度,全球化被视为通讯科技的进步克服地理空间的限制而造成信息自由流动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全球化被视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所造成的后果。从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全球化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后果。
不同的认识角度决定了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很难达成一致。本书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多个层面的变动着的社会过程,它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不均衡的、多元化的社会过程,其中若干要素值得我们注意。
1.时间和空间维度
吉登斯和罗伯森讨论全球化时,都提到了“世界的压缩”这一现象。另一位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谈到现代社会变迁时也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他认为,不同社会培养了完全不同的时空感受。在前现代社会,交通技术不发达,人们的活动距离有限,战争、瘟疫和饥荒又使得“到远方去”这一拓展行动空间的活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往往与具体地点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space through time)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在16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的年份,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每小时平均时速16公里,到了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飞机的时速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而进入21世纪,最快的飞机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8000公里以上。伴随通讯技术的进步,伦敦与纽约之间的三分钟电话成本从1930年的300美元(按1996年的美元值)降到了今天的1美元(Economist,1997年10月18日)。在现代生活里,随着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急剧缩短,空间收缩成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迫使我们重新感受和表达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除了交通工具的改进,其他因素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时空概念的理解。这些事件包括:
——15世纪开始的环球航海旅行和地理大发现,以及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使得人们的视野从自己身边的乡镇拓宽到浩瀚无际的宇宙,人类第一次具备了世界性和全球性的眼光,开始绘制世界地图,不再依据宗教信仰来幻想世界的地理空间;
——出于方便旅行和探险的目的,人们发明了经纬度地理坐标,空间能够被测量,长途旅行有了可预测的标准单位;
——机械钟表的出现和流行推广了标准化的时间制,真实的时间是从不间断的,然而滴答作响的机械钟表“切割”了时间,使得人们能够精确度量时间,受制于机械的节奏,守时和节约时间成为美德,人们的行动越来越精确;
——格利高里历法(公历)的普及使得时间脱离了社会经验,不同地区的人能够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只有这样,公元2000年才成为一个全球事件);
——印刷术的改进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前人们必须聚集在同一时空下才能相互交流,如今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印在纸上的知识,跟不同空间和时间里的人交流;等等。
总之,空间越来越容易被控制,空间的重要性在下降,我们不再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传统乡村里,通过全球旅行和探险来体验其他文化,也越来越容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不再依赖特定地点和固定社会关系来为自己的活动寻求坐标。生活在北京这所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色彩的都市,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距离自己100公里以外的河北某乡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更有可能知晓距离北京上万公里以外的纽约和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亲疏很大程度上依靠地理距离,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空间对于人际联系的深度和广度的影响越来越弱。
报纸、铁路和电报使得分散各地的人们开始共同关心一些感兴趣的话题,电子媒体更加速了时空压缩过程。20世纪50年代,广播开始直播异域发生的事件,80年代开始,电视通过通讯卫星进行直播,异域的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使得屏幕前的观众足不出户就能实时体验不同空间下的生活。即使彼此之间毫不认识、毫无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能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比如完全陌生的人一起收看世界杯和奥运会、自发组织环保运动来反对污染环境的大公司等等。
在哈维看来,时空压缩强调社会实践的暂时性和多变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生活失掉了秩序感,由此带来了紧张、惊恐、迷惘和崩溃感。他断言:“我们就这样逼近了核心的悖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 〔9〕
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时间和空间维度来为自己的活动确立参照系,否则,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生活。既然在全球化时代里,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很显然,我们将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生活,重新表达自己的感受,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后果。不可想象的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时间制和历法,如果没有标准化的经纬度坐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能够相互交流。
2.关系维度
时空压缩加强了我们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知识和信息的发展已经推动我们进入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国家、跨国公司、社会运动、市民组织、社会群体、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程度增强,形成密集的跨国交流网络,这些网络冲破了业已确立的地区疆域和传统的产业区分,突破了经济和文化限制。网络社会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新型社会的来临,如果一个地区不能跟其他地区联结起来形成网络,那么这个地区将被抛弃和遗忘。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布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14110亿美元,而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国家三类经济体都实现了增长。2006年,印度吸收了16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前三年的总和还多。
2007年是猪年,这一年我国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猪”成了猪年最值钱的动物。造成国内猪肉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市场上粮食饲料成本价格暴涨。
2006年1月,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约为每吨90美元,到了12月,上涨到每吨约150美元,2007年12月,上涨到每吨约180美元,连续上涨的趋势直接导致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提高,2007年12月,国内玉米创下每吨1800元的历史高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大力发展代替石油的生物能源,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需求量增大,2007年美国燃料乙醇消耗了国内玉米总产量的20%,预计2008年将消耗国内玉米总产量的25%。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美国出口减少和国内需求增加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
玉米是生猪饲养业最主要的饲料之一。玉米涨价带动了生猪饲养成本上升,2007年全国各地猪肉价格从每公斤14—15元左右涨到22—25元左右,涨到了过去十年来的最高峰,老百姓纷纷大呼“吃不起肉”。
同时,玉米价格上涨导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相应地,其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产量降低,又引起了其他粮食作物价格上涨。自2005年至2008年春天,世界主要粮食价格已上涨80%。2008年春天,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2008年头两个月,世界主要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从2002年至2008年共6年时间内,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国际粮食价格总体水平涨幅达140%,其中,发达国家开发生物燃料的政策推动粮价上涨75%,而肥料价格上浮只让粮价涨了15%。
有人批评这种现象是“发达国家的汽车和贫穷国家的人民争夺口粮”。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价格暴涨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动荡,越南、埃及和印度先后宣布暂停大米出口以维持国内供应,墨西哥和印尼老百姓上街抗议粮食价格暴涨,21个非洲国家宣布发生粮食危机。世界银行警告33个国家由于粮食价格高涨而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随着不同地区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全球开始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移民、失业、贫富两极分化、跨国犯罪、国际资本流动、种族冲突、战争等等。在高度压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行为会影响远方的陌生人,同样,远方陌生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全球问题也许产生于特定地区,但它需要多个国家和组织合力解决,其原因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或单个公司的解决能力。
禽流感本来是一种主要流行于鸡之间的烈性传染病,对人类并无伤害,1878年首次在意大利爆发,受感染的鸡百分之百死亡。时隔100年后,1997年我国香港报告了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在随后的数周内,共有18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其中6人死亡,香港特区政府出动紧急措施,宰杀全港所有鸡只并补偿鸡农,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流行。2003年开始,禽流感突然袭击荷兰、比利时、中国内地、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尼、印度、埃及、罗马尼亚、哥伦比亚等地。
冬季一般是流感的爆发时期,2005年秋季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高致命性的禽流感病毒可能是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大流感后最可怕的一次全球医疗和健康危机,在现有医疗水平下,人禽流感一旦爆发,估计至少740万人可能因此死亡。
禽流感的可怕,在于它的高死亡率,截至2008年3月,全球已有352个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219人死亡,死亡率超过60%,在部分地区,它的死亡率甚至超过70%。禽流感病毒已经发生变异,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源,然而试图控制候鸟、打破千年以来的迁徙规律是不可能的,候鸟迁徙更是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界限,因此,禽流感这样的重大流行病只能由国际合作来解决,即使发达国家已经有效解决了本国的禽流感问题,只要有一个穷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禽流感,迁徙的候鸟依然会将病毒传向世界各地,使富国抗击禽流感的努力功亏一篑。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向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医疗器械和人员,协调行动。但是,国际合作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防治流行病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估计,全球对抗禽流感需要12亿美元,相比禽流感一旦爆发将会带来至少8000亿美元的损失,防治费用不算太高,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资金来有效对抗禽流感,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储备相关药物和医疗资源,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药物短缺的局面。而且,禽流感至今没有有效的防治疫苗和抗疾病药物,某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医药集团拥有最先进的研发技术,然而他们开发出的疫苗和药物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不可能无偿或低价提供给受害最严重的第三世界使用。第三世界国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从已感染和死亡的人身上分离病毒,是研发疫苗的关键步骤,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得不到低价药物,不愿意让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在自己国家内任意采集病毒标本。一方面,全球合作开发疫苗和药物迟迟不能实现,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速度远远超过现有医疗技术能够应付的局面,如此就会造成新的疫苗刚研制出来,病毒已经变异,疫苗失效的后果。
在全球流行病的面前,世界各国必须团结一致、通力协作、共渡难关,才能将疫情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
“文化”是当代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之一。一般地,我们认为文化是某个特定社会里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一套观念、知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总称。在前现代社会,个人主要通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来学习文化,然后,再通过战争、航海、贸易、宗教、通婚等方式将自己的文化扩散到其他社会里去。文化品位意味着阶级地位的差异,高雅文化被特权阶级垄断,属于“下等人”的文化被认为是低级趣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互动增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散,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文化间的融合和混杂越来越普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容易接触到大量外来文化,获取外来文化的成本越来越低,电子媒体的实时直播和栩栩如生的画面加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早在1990年,在给《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的全球文化专题所写的导言中,英国学者迈克·费舍斯通(Mike Featherstone)就提出了全球文化——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互动和交流——这一概念,认为各地文化间的相互联系(interrelatedness)程度在增加。
然而,在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总是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依托本土文化的体验由此被挑战,并引起对外来文化的怀疑甚至排斥。目前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各种争论中,一个基本的争论是:文化全球化究竟会带来多元化还是单一性?就文化交流的数量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无疑占据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独特文化会被侵蚀和消失,从而丧失多元性的文化,因此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媒介帝国主义”、“保护民族文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等等讨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会有详细介绍)。
1997年,英国作家J. K. 罗琳推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7年,推出第七部也是最后一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10年间,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译成64种语言,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销量达到3.25亿册,成为有史以来销量第三名的书籍,仅次于《圣经》(25亿册)和《毛主席语录》(8亿册),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一部哈利·波特小说刚推出时,都是畅销书榜上的常客,而且几乎席卷各大畅销书榜的第一名。第七部(仅仅是英文版)曾经创下首次发行一天之内卖出300万册的全球图书新书销售纪录。
2003年,中国参与了第五部小说全球同步首次发行,引进的5000本英文版三天之内脱销,虽然每本书售价178元人民币,也丝毫不能阻挡中国哈迷们的热情。戴着眼镜、骑着扫帚的哈利·波特在全球掀起一股魔法旋风,被认为是继米老鼠、史努比和加菲猫以来,史上最成功的儿童偶像。
除了罗琳自己创作的系列小说,各地哈迷们自发地撰写和出版了与哈利·波特相关的图书,如《哈利·波特百科全书》、《哈利·波特完全宝典(麻瓜必读)》、《大魔法师咒语书》等等。《哈利·波特明信片》、《哈利·波特填色书》、《哈利·波特贴画书》也成为书店的畅销书。
由小说派生出的相关产品也引起阵阵热销。2001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上映,全球票房收入超过9亿美元,在电影史上最卖座影片中列第三位。截至2008年,前六部小说都被拍成电影,每部影片全球票房收入都超过7亿美元,预计全部7部影片的全球总票房将可能突破100亿美元。目前全球最卖座的20部影片里,有5部是哈利·波特系列影片。
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买断了哈利·波特的电影版权和商品经营权,后者的收入完全可能超过票房收入。100多家公司向时代华纳购买特许经营权,涉及2000多种商品,包括饮料、服装、药品、游戏等等,为时代华纳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当《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时,市场上已经出现哈利·波特文具盒、飞天扫帚、魔法帽等500多种玩具与文具。据称时代华纳公司还打算建造哈利·波特主题公园,把它打造成跟迪士尼乐园一样驰名的主题公园。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出版,使其作者罗琳从一个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穷作家,一举成为世界最富有的作家,据估计,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平均每个单词带给罗琳的收入将超过1000英镑,名副其实的一字千金。
2007年7月21日,第七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出版,这一事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世界十大新闻,居第四位。
你也许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没有看过电影,甚至可以说自己讨厌这个魔法男孩,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哈利·波特,否则那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
3.组织维度
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TNCs)、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旅行者、国际移民、跨国行动者等等。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载体。正是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才导致了大公司冲破国家界限,到能够带来最多利润的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实现了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转变,由此将世界各个角落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进行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发展国家建设和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在世界很多领域,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都存在着差异和矛盾,有时这也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假如把超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家按经济实力排序,那么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有一半是跨国公司,一半是民族国家。2007年,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美国沃尔玛公司年营业收入为3511亿美元,与2006年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沃尔玛排在第22位。
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农业化工公司和头号生物工程公司,在全球有17000名员工,占据了世界转基因农作物80%的市场份额。
在生物技术领域,孟山都公司一直走在世界前列。2000年4月6日,孟山都公司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申请,长达90页的英文专利申请书详细说明了专利保护范围,其中包括: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的基因有密切关系的“标记”(marker,生物学术语,指一段DNA序列);生产具有高产性状的栽培大豆的育种方法;所有被植入这些“标记”的其他转基因植物(如大麦、棉花和土豆);等等。
如果这些专利获得批准,今后,育种专家进行科学实验时,农民进行栽种时,如果所使用的大豆含有孟山都公司拥有专利权的“标记”,那么必须支付专利费,其他国家的大豆出口将受到限制。
由于中国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所以这项申请没有取得专利。欧洲专利局也没有批准这项专利,并且进一步于2007年撤销了1994年批准的孟山都公司另一项大豆转基因专利,理由是这项专利不够创新。美国批准了这项专利并延续至今。
孟山都公司继续在全球其他国家就自己的种子和生物技术申请专利。如果中国大豆的出口国保护孟山都公司对高产大豆“标记”的专利权,那么中国大豆出口商将面临侵权诉讼和贸易制裁。
孟山都公司的做法引起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理由是这项垄断性的专利权将影响大豆的育种研究,垄断全球大豆种子市场,威胁地球生物多样性。抗议者认为,超大型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正在危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现有生物及基因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不能成为私人财产。但是孟山都公司认为,只有以专利保护的形式,才能确保生物技术公司的权利,从而推动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今天,十家跨国企业控制了32%的全球种子市场,并完全拥有转基因种子市场,同时控制全球化肥和农药市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只能吃到由少数超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生产出的粮食、蔬菜和水果?
无论对跨国公司是喜爱或憎恨,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强大的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跨国公司的母国并非总是发达国家,来自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为欧洲提供天然气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韩国三星电器:2001年品牌价值63亿美元,在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行业领域列第二位,17万名员工分布在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联想公司:2005年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并将总部迁往美国。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仅次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的世界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120座级以下支线喷气客机的全球最大生产商。
——埃及奥拉斯科姆电信公司:2001年击败法国电信公司买下阿尔及利亚一张手机运营牌照,目前为阿拉伯世界第四大移动运营商。
这些全球化的新面孔将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中,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规范国家行为、协调国家间冲突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世纪,欧洲出现了国际河流委员会,协调河流沿岸各国的交往。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国际电信联盟(1865)、万国邮政联盟(1875)等国际行政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一般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目前,政府间国际组织既包括全球性的(如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也包括地区性的(如欧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既有综合性组织(如联合国),也有专门性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委会)。而且,各个国际组织间合作密切,在业务和信息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络,联合国与18个专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非隶属关系,其中16个被称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14〕 截至2004年,我国参与了6297个国际组织,其中包括234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1945年,《联合国宪章》使用了“非政府组织”(NGO)一词,指不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1968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中获得咨询地位,由此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飞速发展,目前有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内拥有咨询地位,有1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建立了工作联系。2002年,在联合国组织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上,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多达3500多个。据估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0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活动范围遍及商业、政治、环保、女权、体育、劳工、扶贫、教育、卫生医疗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都是全球。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第52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列为影响全球发展的八大因素之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包括对政府行为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参与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项目、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从事咨询和信息活动、在不同利益冲突角色之间充当调解人等等。在很多国家,非政府组织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旅游业是仅次于石油业和汽车业的全球第三大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2007年,跨国游客总数达到创纪录的9亿人次,直接旅游总收入超过8000亿美元。跨国旅游是一个晚近现象。地理大发现和环球旅行为国际旅游业开拓了路线,工业革命带来的大众普遍富裕为旅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外出”(day out)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英语里,在当时,国际旅行是贵族和经济精英的专利,出国旅行被看成是生活富裕和闲暇时间充足的象征。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飞机大规模投入民用,直接造成国际旅游成本降低,而且旅行速度更加快捷,从那时起,国际旅游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国民收入来源之一。对旅行者而言,出国旅游能够使他们身临其境体会异国文化,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与目的国进行直接交流,给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跟外国游客面对面,对本地人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心灵冲击,本地人将自己跟外国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和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入境国往往改造本国传统文化,打出“民族牌”,将地方文化包装成特色商品,兜售给外国游客。因此,国际旅游联系了地方和全球、入境国和出境国、经济和文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国际移民的数量大约在2亿人左右,占世界总人口的3%,11个发达国家接收了40%的国际移民 〔15〕 ,这些国际移民大致包括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难民等等。跟我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国际移民并非母国里最穷的人,国际移民需要家庭海外关系、资金和人际关系,二战后,国际移民的趋势是从南方迁到北方,从穷国迁到富国,从前殖民地迁往前宗主国。21世纪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移民政策收紧,合法移民数量减少,非法移民数量增多,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移民接收国,目前每年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合法移民,据估计其数量在900万至1300万之间。国际移民既有积极影响,也会造成负面后果。对母国来说,移民汇款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球移民汇到母国的款项高达2250亿美元,2007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达11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伴随汇款而来的,是新知识、新技能、新管理手段,这些都将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国际移民造成人才流失,接收国往往只对熟练工人和高科技人才感兴趣,并不参与对人才的培养,留在母国的是最穷的人和最缺乏技能的人,这又加剧了母国的贫穷。对接收国而言,国际移民弥补了劳动力短缺,大量从事本国人不愿意做的高危险和低收入工作,国际移民以年轻人为主,这推迟了接收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国际移民很难在短期内培养起对接收国的文化认同感,对社会整合提出挑战,本国人对移民的歧视又加剧了社会矛盾。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但也往往是种族冲突严重的国家。
旅游和移民之外,还有很多跨国行动者,他们的目的形形色色:有人受跨国公司委派去往目的国从事经济活动,有些企业主和银行家为了赚取更高利润而出国实地考察,有人为了赚取非法利润而在黑市上从事非法交易,记者为了采访而出国来到新闻发生的地点,运动员出国参赛,电影演员出国拍片,歌手展开全球巡回演出,建筑师出国参与建筑设计和建造,学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跨国行动者都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异国,从而加强了全球文化交流。全球化造就了一张网,将世界每个角落、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跨国组织和跨国行动者正是编织这张网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开始?关于全球化的出现地点,一般没有争议,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从欧洲开始的,伴随西方文明扩张而向世界其他角落扩散。正是由于全球化是起源于欧洲的进程,所以我们当下对它的讨论需要特别警惕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优越感。
关于全球化的开始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距今大约10万年前开始,早期智人从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从原始部落到现代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自从有人类历史起,全球化就开始了。这种观点的批判者认为,它将全球化等同于人类历史,忽视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一个有着特定时间范畴的特定概念,如果全球化真的等同于人类历史,那么为什么直到400多年前,“global”才进入我们的语言?
第二种观点认为,15世纪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全球化进程。马克思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受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大多持这种观点。罗伯森将全球化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16〕 :
(1)萌芽阶段(1400年—18世纪中叶):重要事件包括格利高里历法流行、日心说、地理大发现和对人性的肯定;
(2)初始阶段(18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民族国家出现、国际协议出现、国际机构发展、民族主义抬头、举办国际博览会,在这一阶段末期,非欧洲国家进入(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问题开始出现;
(3)起飞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国际联盟的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诺贝尔奖、时区制和世界时间、大众媒体的影响力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
(4)争霸阶段(20世纪20年代—6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的成立、冷战、原子弹爆炸;
(5)不确定阶段(20世纪60年代—9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冷战结束、全球机构和运动在数量上大增、全球流动越来越频繁、全球意识的出现和增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核武器扩散、人类实现登月、第三世界的发展、全球性媒体公司的出现。
如果为罗伯森加上第六个阶段,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进入对抗阶段,主要事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反全球化运动、原教旨运动、恐怖主义、互联网、媒介融合。
罗伯森的研究立场是站在批判一方的学者,他关于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分期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他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他的划分完全参考了西欧(后来加上美国)历史,没有能够从他所倡导的“全球化”视角来对待地球上每个公民都参与的历史。
关于全球化出现时间的第三种观点以吉登斯为代表,他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产物,伴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性向世界扩散而出现了全球化现象。 〔17〕 吉登斯提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股推动力量,这三个方面相互强化,重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时空分离导致了统一的时间制、历法和地理坐标,使得我们能够精确确定时间和空间,为个人与陌生人的互动奠定统一的坐标轴;脱域意味着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分离出来,从地方环境解脱出来,具有标准化形式的象征符号系统能够在不同环境下进行交换,即使是面对陌生人,个人也能够进行交换,同时个人开始信任专家,哪怕他是个陌生人,这在前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来,相距遥远的个人之间能够进行复杂互动,这直接促使了全球化的到来。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性”时期,出现了世界社会(a world society),个人面对着已经全球化的社会体制,现代性进入了全球阶段。因此,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物质资源的积累直接结盟,它是现代性的延续而不是中断。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1989—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曾经与西方对立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瓦解之后,加入了起源于西欧的全球化进程。有人认为,如果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和六分之一的土地(俄罗斯)被排斥,那么就不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顶多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相互联系加强的国际化,因此,全球化开始于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是第四种观点。
在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与此有关的概念,如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主义(globalism)等。这些概念从字面上并不难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
世界主义的词根“cosmopolitan”来自两个希腊单词:“cosmos”和“polls”。“cosmos”的意思是普遍的,尤其是作为有顺序的整体,而且也是一套有序的观念和所有经验。“polis”的意思是一个城市或国家。“cosmopolis”从字面上来看指的是一个世界城市(a world city),虽然这个意思在古希腊并不存在。“polites”这个词的意思是公民。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一个人宣称自己是“cosmopolitan”,这就意味着他是世界的一个公民,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自己母国的人,或没有民族归属或偏见的人、四海为家的人。“cosmopolitan”的引申义还包括“旅行和文化混合带有令人激动的迷人特征”,或“心胸宽广、天主教的、开放心态、彬彬有礼、见识广和精于世故”等等。马克思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德文原文为“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翻译成英文就是“Cosmopolitans of the world, unite!”
世界主义和地方性,被认为是全球化过程的两种表现方式,汤姆林森 〔18〕 根据与地方性的关系来定义世界主义,认为它意味着能够同时住在全球和地方里。虽然个人总是居住在某个特定地方里,然而世界主义居民会认为自己是全球居民,他关心的是全球问题,他的行动依据是整个世界而非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世界主义都被看成是一种态度、意识、观点。
在西方学术界,世界主义概念由于它的精英主义立场和西方视角而饱受批评,比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笔下“80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英国人福格可能没有太多世界主义意识,而他的印度妻子可能比丈夫更具有世界主义意识,因为她余生的每一天都将在远离祖国几千公里的地方度过。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比世界主义更加中立的另一个概念是全球主义。按照罗伯森的说法,全球主义就是把世界当作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 〔19〕 当我们考虑问题时,从全球立场而非个人或国家立场出发,将全球当成一个统一整体来考察,并且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力争实现平等交流,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具备全球主义意识。但也有人认为,对全球化问题持天命论态度的观点就是全球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全球主义被当做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代名词,时常受到左翼学者的批评。
全球化并不是某种单一、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理论群,围绕着全球化这一现象,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
工业革命使得原本差异极大的欧洲各国文化开始出现了相似性,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泛欧政府,并且通过一本评论杂志《环球》(Globe)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在古典社会学家里,他最早看到了全球化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人类的统一,那么普遍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古典社会学家里,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描述和论证无疑是最生动、最全面的,身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开始且日益紧密的时期,他从经济角度入手理解全球化,最早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全球化后果,多次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而是使用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这些提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一书中,在分析“世界历史”时,马克思提到了他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20〕 可见,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普遍交往,彼此联系增强,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 〔21〕 这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最完整的论述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22〕 世界市场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并且使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使得其他非经济方面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
资本从本性上会导致世界市场的出现,所以,“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 〔23〕 。在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动力来自资本扩张,而且首次提出了全球化进程里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说:“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 〔24〕 又说:“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 〔25〕 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这两类经济全球化的运作方式,而且看到了跨国公司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批判者。跟后来受其影响的依附理论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强烈批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充满了内在的辩证法。 〔26〕 他曾经举例,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具有双重使命,除了破坏之外,还有重建。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下残酷野蛮的殖民统治,但也承认殖民统治从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揭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但并不否认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
总而言之,通过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将导致全球化这一必然结果,并带来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他对全球化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
20世纪上半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造成的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矛盾。按照列宁的看法,造成国家间战争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争夺利润,而在于国家间确立霸权。战争爆发以前,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然而残酷的战争打破了这一期望,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危机。一战后,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版,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批评了当时甚为流行的西方中心论,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描述,预言它终将走向没落。作者提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八种文化平行发展,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自己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不能说有优劣和高下之分。
战争也促使学者们重新认识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19世纪末,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约翰·霍布森在《帝国主义》(1902)一书中提出,当政府不仅保护资本家的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市场,还维护殖民地上本国国民的利益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各国的武装竞赛,这样一来,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俨然成形。
马克思本人基本上只针对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分析,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提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27〕 在列宁阐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里,有三个都意味着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跨国活动,因此,他是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来定义帝国主义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中都可以看出列宁的影响。
1.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西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繁荣恢复了西方由于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摧毁的自信,同时,出于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考虑,区域研究开始流行,第三世界受到重视,在5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流行。跟全球化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在美国主导世界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现代化理论,隐藏着西方优越论,这一时期所鼓吹的现代化可以简单看成是西方化的别名,实际上为西方社会开脱了对非西方社会落后所应负的责任。现代化理论主张一元的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社会制度不合理,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获得成功,鼓励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经典现代化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然而进入60年代,它遇到新的挑战。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产生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深受传统社会影响的东亚并没有衰退,反而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些现实直接对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新理论开始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其中跟全球化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2.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由拉美学者于60年代提出,代表学者包括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比什及其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长期在拉美教学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巴西学者卡多索、智利学者法莱托、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等人。
受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极,即中心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与边缘地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中心与边缘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被依附与依附的关系,中心国家通过制定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不平等的产业分工来剥削边缘国家,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依附理论的激进派曾经一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出路是进行社会革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现自立,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首次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理论,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但是,依附理论概念混乱、论证不严密,其核心概念“依附”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依附既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也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现实结果,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且,依附理论仅仅从外部寻找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没有考虑内部原因,将不发达国家简单地“一刀切”,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无法解释诸如亚洲“四小龙”等在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的经济腾飞现象,鼓吹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这一出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
3.世界体系理论
1974—1989年,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正式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认为现代化理论试图从国家层面解释世界史,缺乏世界眼光,因此注定是不成功的;同时,他也批评依附理论过于机械,无法解释诸如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运动这类问题。他采取了新的观察视角,用世界体系代替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考察16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借鉴了年鉴学派的方法,把世界历史同地区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他提出,人类历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16世纪以来形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维度,世界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后两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追求普遍性的科学文明。他在依附理论“中心—边缘”二分法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地区,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这一模式广泛存在于世界经济体、政治体和文化体内,半边缘地区既受中心地区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地区,但是,半边缘地区既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也可能后退为边缘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地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并使之边缘化,财富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中心和边缘的不等价交换和不平等国际贸易关系,保证了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同时扩大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呈现出周期性节律(cyclical rhythms),即由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而引发的世界体系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世界体系大约每40—50年重复一个周期,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在世界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化,而且也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使得世界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受到世界体系周期性节律的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内容宏大,历史感厚重,自成一体,对当代世界的某些认识尤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这一理论引起的争议也不少。首先,世界体系理论没有提供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区分标准,比如,二战后刚独立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属于半边缘还是边缘地区?
其次,沃勒斯坦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他认为,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世界政治体中的地位,然而现实是,二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冷战时期的苏联是政治强国,经济上却存在严重问题。
第三,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里的每一个关键概念都先入为主地赋予了某种功能,比如他认为世界文化体的目标是将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特殊文明变得普遍化,实质上是维护中心地区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使得世界体系理论对很多现象的推测难免片面化。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过分看重外部因素,它提出,单个国家的地位和发展受到世界体系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因而忽略了具体国家的特殊发展过程。
第五,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沃勒斯坦的目光只看到过去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没有看到在五百年之前,亚洲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在亚欧贸易中欧洲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为欧洲送来了贵金属,恐怕欧洲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因此,曾经身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立场发生重大转向,转而批评沃勒斯坦理论里潜藏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
第六,通过论证世界体系内三个等级结构之间的流动性和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发展,沃勒斯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他同时又说,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过多且无规律、缺乏活力时,当危机严重到无法保证扩张时,现有世界体系就将走向终结,被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然而,新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如何产生?沃勒斯坦对于新体系的设计带有空想性和模糊性,在否定现有体系之后无建设,最终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与怀疑论。
罗伯森说过,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时代,也正是在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预言,从那个时期至今,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不仅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而且也进入学术界,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大致分成三类:极端论、怀疑论和变革论。 〔28〕
1.极端论
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经济全球化正在建构新型社会组织,终将取代传统民族国家,市场将成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治理结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融合,被视为新的世界秩序出现的证据,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国家或者无法控制自己领土上发生的一切,或者没有能力满足自己公民的要求。
极端论阵营内部可以大体分成两类:一方面是欢呼个人自由和市场原则的、目前在西方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有时被称为全球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某些激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前者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后者持批评态度,尽管存在着分歧,两者还是有着一系列共同特征的,即将经济因素看成是全球化的决定力量,忽视了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其他因素,尤其是作为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竟然被忽视。
代表性的极端论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和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等人。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1990)一书中,福山提出,全球化通过三种方式来终结冲突:世界统一为单一的全球市场使得国家和个人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强,降低了相互攻击;民主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政治框架,政府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消费文化的全球扩散缩小了文化间的价值观差距,理解多于冲突。 〔29〕 大前研一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认为从四个I(investment——投资、industry——工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individual customer——消费者个人)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正在消失,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无国界的社会,我们都要具备世界公民的眼光,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2.怀疑论
怀疑论者主要包括汤普森、赫斯特(Paul Hirst)及韦斯(Linda Weiss)等人,他们使用19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数据,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试图证明极端论者夸大了全球化事实,建构了一个全球化神话,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怀疑论者认为,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国家依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管理者,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家的主导地位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不是要摆脱国家,相反,正是在国家的支持下,经济全球化才有如此瞩目的成就。极端论无法解释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南北差距,造成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这一事实,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抛弃国家这一有效工具来规范和限制全球化的负面后果,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却加剧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态。
赫斯特和汤普森(1996)用翔实的数据表明,现在的国际经济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比如用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主要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开放度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30〕 世界经济主要集中在欧洲、亚太和北美三个地区内部的相互交流,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升级了的区域化。但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这并不能说明汉语超过英语成为全球语言;同样道理,即使计算出西方国家在90年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一战前的水平,也无法体现出贸易在这两个时期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必须承认,当代国际经济与一战前有着显著不同:一战前,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大部分地区或者自我封闭,或者被封锁,没有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际金融流量大大超越了一战前的水平,尤其是证券业和外汇交易发展迅速,虚拟资本总量超过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3.变革论
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变革过程,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大规模变化,全球相互联系的程度前所未有,国家、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变革的世界。
变革论的代表学者包括罗伯森、吉登斯、贝克、罗西瑙、卡斯特尔等人。这些学者对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评价不同,对全球化未来走向整合还是分类也各持己见,但他们都承认,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开放地、动态地理解它。
关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变革论者既不同意极端论者的民族国家终结论,也否认怀疑论者的国家权力加强论,他们认为,全球化正在重组和调整国家的权力及功能,新的治理结构正在代替传统的国家形态,至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不再是治理的首要形式。这不一定说明国家被削弱,相反,国家需要找到合适的战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更具积极作用的国家的出现。
1993年,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来华访问,在演讲中,德里克教授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上。他提出全球化具有几个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讲稿后来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创刊号上,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31〕
以“全球化”为题目的中文图书,首次出现在1995年,其内容涉及经济全球化。 〔32〕 9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开始增多,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虽然因为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而逃过一劫,但是,无论是在金融界和经济界,还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竟然对此次危机的原因和过程所知甚少,竟然没有人能够就此次危机发出独立而有贡献的声音,这一情况刺激了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全球化现象。香港也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1998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在当今全球化世界里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标志着中国参加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由此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于1999年推出的“全球化译丛”和“全球化论丛”系列,既翻译引进了西方经典著作,也有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专著,也有论文集,基本涵盖了全球化研究的多个领域。全球化研究在中国萌芽和流行,本身也说明了全球化对我们的深刻影响。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以全球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它做现象学上的判断和分析,第二类以全球化为背景,关注当下中国的变化。
就第一类研究来说,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33〕 :
(1)怎么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主导势力?全球化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发展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全球化将促进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还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模仿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全球化会造成各国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保持独特性和多样化,还是会带来同一性和西方化(美国化)?
(2)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将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冲击和后果?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最先发端的,在中国也是如此,因此早期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全球化现象。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时间愈长,深度愈深,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当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最先表现出来的是文化保护主义逻辑,担心国外文化产品会削弱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领域,保护主义心态更加明显,未成年人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该拥有纯洁而美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并非全是成年人所期望的后果,于是未成年人被当做必须保护的特殊群体对待。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全球价值观和全球文化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鼓吹超越国界和社会制度的普遍化的全球文化。
(3)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来提升国内经济和世界地位这一现实迫切的目标,直接催生了大批实用型研究,为中国迎接全球化提供了策略和办法。全球化被看成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历史进程,如何更积极主动地利用机遇、规避风险、促进发展,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国学者研究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将“全球”与“中国(本土)”视为对比的两极,站在“中国(本土)”这一极看“全球”那一极,“全球”是“中国(本土)”的一面镜子,对照着“全球”,我们可以看出自己的落后、差距、焦虑和希望。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偃旗息鼓、90年代思想界分化和论争不断的背景下,我国学者放弃了拥抱西方这一立场,转而采用更谨慎、更冷静、更务实的态度考察全球化进程。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期以来存在于学界的“谈到全球就是在谈西方、谈美国”这一现象得到学者自觉的关注,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以前的冷点地区,如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的东北亚三国(朝鲜、韩国、日本)、长期被忽视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冷战结束后的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等等。中肯地说,多元视角一定优于单一视角,因为多元视角会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和更多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有两个趋势引人注目:第一,它正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第二,它正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34〕 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无论我们对全球化研究有什么看法,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追问我们头脑里习以为常的共识和常识,我们在追问和回应中,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发出了更自主的声音。
注释
〔1〕 参见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
〔2〕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 参见Roland Robertson, "The Relativization of Societies: Modern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 Robbins, W. Shepherd, and J. McBride, eds., Cults, Culture, and the Law, Chicago: Scholars, 1985。早在1983年,罗伯森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全球化的论文,但他使用了“globality”这个用法,考虑到罗伯森在早期全球化研究里的重要地位,如果他坚持使用“globality”,也许今天我们会更多地讨论“globality”而不是“globalization”,关于这篇文章,参见Roland Robertson, "Interpreting Globality" , in his World Rea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enside: Pennsylvania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83。
〔4〕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2页。
〔5〕 参见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64。
〔6〕 参见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Meadia, London: Blackwells, 1995, p. 149。
〔7〕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1页。
〔8〕 参见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p. 5。
〔9〕 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0页。
〔10〕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4日、《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9日、新华网2008年6月18日。
〔11〕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8年3月13日、新浪网2009年6月24日、搜狐网2009年6月24日“禽流感疫情”专题。
〔12〕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哈利·波特”辞条。
〔13〕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
〔14〕 这16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是: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另外两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
〔15〕 参见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6〕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20页。
〔17〕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5页。
〔18〕 参见汤姆林森:《全球化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19〕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32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2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页。
〔2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653、495页。
〔26〕 参见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27〕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28〕 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29〕 参见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0〕 参见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1〕 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90—102页。
〔32〕 《人民日报》1998年3月10日。
〔33〕 参见陈彪如:《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思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90—102页。
今天,除了极个别国家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从事着国际贸易,全球最大的经济类国际组织之一世界贸易组织有150个会员国。跨越国界的商品交换和流通形成全球市场,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联系在一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印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身为普通消费者,从食品、饮料和粮食,到奢侈品、影视作品和家用轿车,我们也消费着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够仅仅依赖国内原材料和国内市场,比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虽然它使用的纸浆和油墨可能是中国产的,印刷厂工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印刷设备可能是进口的,这本书还可能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它的读者市场可能同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里最明显的环节,正是由于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全球化才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
不同地点的人们之间交换商品和服务,这一行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开辟了贸易通道,其中距今两千多年开通的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东西方贸易要道,丝绸之路不仅仅联系它所经过的国家,而且,在它所经之处,经由地方贸易网络,商品被运送到西欧、东亚、北非、东非等外围地区,在这条贸易要道上,各地出产的水果、粮食、金属制品、香料、皮货、药材、珠宝、乐器等进行着交换,最有名的是产自中国的丝绸,因此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将它命名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长达7000多公里,两千多年前的商人以马车和骆驼为运输工具,商品从中国运抵罗马往往耗费一两年时间。如此长时间的运输提高了商品价格,古罗马市场上丝绸曾经一度比黄金还贵,一个国家的普通日用品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奢侈品。
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革新。1814年,史蒂芬孙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车,1825年他建造的铁路正式通车。几乎与此同时,1819年,第一辆装有蒸汽动力的帆船成功进行了环球航行,用29天走完了三百多年前哥伦布72天的航程,从此,古老的依靠风力驱动的帆船退出了远洋航行。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发电机。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制造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成功试飞了第一架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飞机。经过两次工业革命,铁路、远洋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代替了马车、骆驼、木壳帆船,货物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更多货物能够运输到异地被销售和消费,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大幅下降。
此外,通讯技术革命缩短了交易时间,降低了贸易成本,由此,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总额加速上涨。通讯技术的革新速度快得惊人,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1876年,贝尔发明有线电话,早期国际通话费用贵得惊人,以今天的价格计算,20世纪初从伦敦到纽约的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需要300美元,而今天两地的通话费用不足1美分。1896年,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并且于1901年进行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实验。一百多年以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电报基本上已经被国际贸易活动所抛弃。
伴随着运输技术革新和存储手段的增加,长途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大规模地交换商品。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新兴资本主义提供了市场和原料,在此之前,亚洲对欧洲的贸易一直是顺差,欧洲从新开拓的殖民地掠夺贵金属以弥补贸易逆差。伴随着西欧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密切,宗主国出口日用品,换回殖民地的贵金属、药材和香料。16世纪时,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向非洲出口的商品大约有四分之一来自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当欧洲、非洲、美洲、亚洲被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世界贸易活动,当然是不平等的贸易活动。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平等的交换结构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转变,凭借着先发优势,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财富从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局面。
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贸易总额增长率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870—1914年期间,全球贸易总额以每年大约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7%。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率为9.4%,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3.8%。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和3.2%。从1960年到1989年这30年期间,国际贸易总额翻了一番。1990年,国际贸易总额是世界经济总量的15%;2007年底,国际贸易总额(约25万亿美元)已经逼近全球经济总额(约50万亿美元)的一半。
19世纪早期,只有大约50个国家参与了全球贸易活动,而到1913年,15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贸易。贸易活动的发展,使得某些地方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贸易中心,货物和商品在这里交换,来自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交易。这些地方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它们与其他地区建立了广泛而频繁的联系,如16世纪的威尼斯和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的纽约,20世纪的东京。
当贸易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时,它也促使了国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法律、国际组织的发展。为了便利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国家制度的人之间进行交易,对国际贸易进行监管和协调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由这些组织所制定的贸易准则和国际法被普遍接受,相应地,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律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它们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比如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部长级会议决定于2013年底之前取消一切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此一来,产自美国的低价大豆能够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产品不再具有价格优势,我国目前已经由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全球贸易活动的增长,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出现。在传统社会里,商品价格由本地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然而在全球化进程里,商品价格开始由世界范围内的供求关系所决定。某些商品的价格走势开始全球趋同,比如2007年国际市场上粮食和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我国国内市场上相应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并且导致了2007年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达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国内通货膨胀情况严重,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经济全球化不仅仅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工业制成品和服务而非初级原材料,而且也体现为金融领域的全球化。
早在14世纪,佛罗伦萨的钱庄、银行已经遍布西欧各大城市,在西欧货币市场上取得了支配地位。16世纪,安特卫普逐渐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新的地区性金融中心。随着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英国的崛起,金融中心又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直到今天,伦敦依然是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国际债券交易总额占全球一半以上,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证券总额占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通信技术的创新,尤其是电报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跨国金融活动的发展。1880年,欧美主要国家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与黄金直接挂钩,以黄金价格为基准,国与国之间维持着固定汇率。在金本位体系盛行的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汇率稳定,没有发生过升值或贬值波动,各国国际收支很少发生严重失衡。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多边性质的政府间协定,也没有一个常设机构来协调各国行为,但这一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黄金不易携带,而且黄金产量严重落后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1914年前后,受战争影响,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于是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29年经济危机后,古典金本位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汇率急剧波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为了重建国际货币秩序,1944年7月,45个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国际货币关系,尤其是对各国汇率政策实行监督,确立了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美国承担各国中央银行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由此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一次以世界性的协议明确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的规则和维护手段,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支撑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三大国际组织都肇自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有效运作,维持了二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利于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为战后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即只有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其他国家才能获得美元供应,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势必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减少贸易逆差,就会断绝国际黄金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减弱,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大量外流,加上美国陷入越战泥沼,财政赤字以天文数字的幅度增长,经济进入衰退期,美元强势不再。这些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官价,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实现浮动汇率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将石油价格提高4倍,引起资金从以美欧为首的石油进口国向石油输出国转移,这些石油输出国无法消费所获得的资金,于是大量资金被投到国际金融市场上。据估计,1974—1976年间,大约500亿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1976年,各国在牙买加达成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一个不受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年代。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被电话、传真机、计算机、互联网络连成一个每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交易的市场,当伦敦市场关闭,纽约市场开始运行,接着是东京市场,这三大市场也是最主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金融全球化的步伐比全球贸易的增长还要快。1960年至1989年,工业制成品的全球贸易总额翻了一番,而资本流动总额增长了4倍。这期间出现了两个趋势,第一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第二是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199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167亿美元,到了2007年,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200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48.2万亿美元,全球股票总市值为50.8万亿美元,全球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为190.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市值高达485.7万亿美元,后三个数值分别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5%、395%和10倍以上。1992年,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1万亿美元,2006年达到2万亿美元,2008年高达3万亿美元。 〔1〕 交易额攀升源于资本流动性泛滥,加上8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甚至1美元可以放大到10倍使用。但是,迄今为止,统一的全球货币市场仍未形成,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正式使用,欧元区各成员国原流通货币从2002年3月1日起停止流动,欧元区内部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目前欧元已经是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货币。
欧洲实行单一货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局面,虽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但是,欧美日等主要经济大国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就单个国家来看,浮动汇率制能够维护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浮动汇率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一国能够通过本国货币贬值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来维护本国利益。例如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时间里,美元兑日元便迅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达20%。1988年初,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元升值对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浮动汇率还可能对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当某些国家的经济前景看好时,国际资本就大规模涌向那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失衡和金融市场动荡。据估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性短期资本超过7.2万亿美元。 〔2〕
传统的金融危机往往由生产过剩和国内金融政策不当引起,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际信贷越来越活跃,一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资本,由于国际汇率和利率调整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引起发生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生活水准下降,这被看成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十几年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越是发展迅速、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对国际流动资本的吸引力越大,越容易发生危机。其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回归不久的中国香港,当时我国正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促使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金融危机,认真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90年代以来,墨西哥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稳定汇率政策,即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仅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稳定汇率政策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风险,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至350亿美元,然而墨西哥的生产和外贸出口并没有显著增长,经济增长率仅有2%,进入墨西哥的外资仅有20%被用于直接投资,大部分外资被用于增加消费,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使得墨西哥经济严重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流入减缓,就会引发危机。
1994年2月至9月,美国为了降低本国经济过热而大幅提高短期利率,短短8个月内6次加息,促使国内游资向国外扩张。墨西哥经济在90年代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和发展潜力,被认为是新兴市场的代表之一,加上墨西哥的高利率政策,使其成为国际游资的目的国。与此同时,墨西哥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制,国际游资能够自由进出墨西哥。
1994年,墨西哥政局不稳,先后发生农民起义、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遇刺身亡、执政党与反对党暴力斗争等事件,造成市场恐慌,国际游资纷纷撤离,进入墨西哥的外资开始减少。1994年底,280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外债到期,而墨西哥政府无力偿还,投资者信心遭受严重打击。为了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在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一决定引起投资者极大恐慌,外国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导致比索兑美元的汇率在随后三日内暴跌42%,整个墨西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仅20日和21日,墨西哥外汇储备就锐减50亿美元,仅剩下30亿美元外汇储备,墨西哥政府不得不于22日宣布放弃稳定汇率政策,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听任比索贬值。比索贬值使得投入墨西哥股市的外国资本蒙受损失,恐慌情绪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资本外流的步伐,到1995年3月3日,墨西哥股市指数比起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累计下跌48%,股市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比索贬值幅度,这反过来又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致使危机愈演愈烈。大批银行和企业因支付困难而濒临倒闭,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一年度下降6.9%,失业率上升一倍,通货膨胀率超过50%,实际工资下降了20%。据估计,墨西哥因此而损失达45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此次危机部分抵消了过去10年来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成果。
为了渡过危机,墨西哥政府一方面紧缩公共开支,降低工资水平,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推广就业计划,努力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向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援助。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刚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稳定的比索有利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稳定。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能得到缓解,则美国每年在墨西哥的销售额将减少100亿美元,不利于本国出口和就业,因此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从美国340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基金中提出200亿美元帮助墨西哥政府,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的援助,共计53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稳定了汇率和投资者信心,到1995年底,墨西哥经济开始走出危机 〔3〕 。
三年之后,又一场金融危机在东南亚爆发,后转移到东亚,涉及国家之多、过程之复杂、破坏程度之强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7年6月,国际炒家大幅抛出泰铢,泰国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进行阻击,但是泰国只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无力抵挡资金雄厚的国际炒家。于是,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14年来实行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了20%,随后波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和股市轮番暴跌,货币贬值达30%—50%,仅汇市和股市下跌带来的损失就在1000亿美元以上,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10月下旬,国际炒家将目标对准中国香港,10月18—28日,香港恒生指数跌去三成,市值减少1517亿美元,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多年来实行1美元兑7.8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11月,国际炒家暂时放弃香港,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韩国。11月17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此后短短一个月内跌去一半多,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内,韩国股市狂跌10%,此后一个月内韩国股市跌幅超过20%,大企业集团纷纷宣告破产,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韩国金融危机波及了与之经济关系密切的日本,日元贬值近30%,日本在韩国的投资收益降低甚至破产,导致数家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纷纷破产或倒闭。
1998年初,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拒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印尼盾兑美元将保持固定汇率,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美欧国家的一致反对,印尼盾狂跌70%,波及其他东南亚货币,直到4月8日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达成新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金融风暴导致印尼政局不稳,5月,执政30年的苏哈托总统下台。
1998年8月,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五成。8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入市挽救港币,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外汇市场上,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币,香港特区政府就动用外汇储备购入港币抛出美元;在期货市场上,国际炒家估空港币,香港特区政府就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仅8月28日就动用790亿港币;在股市上,香港特区政府大量购入蓝筹股股票,仅8月27日就注入200亿港币,将恒生指数拉高88点。在两个星期的托市行动中,香港特区政府投入的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收购了香港多家公司的股票,占股市总市值的4%,一年之后,这些股票为政府带来717亿港币的盈利。经过此次阻击战,港币兑美元成功保持在7.75水平以上,成为危机所到之处,唯一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4〕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炒家的目标又对准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韩国资金撤出俄罗斯投入本国市场,加剧了俄罗斯危机的程度。1998年上半年,俄罗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局不稳,投资者信心不足,截至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俄罗斯股市较年初下跌85%,后来干脆停业,政府宣布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大约700家银行破产,而当时俄罗斯共有大约1500家银行,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陷入破产境地,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通货膨胀严重,近1/3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
俄罗斯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波及欧洲和拉美。从东南亚到东亚再到俄罗斯,投资者的信心大受打击,纷纷撤资以规避风险。例如,140亿美元从与俄罗斯同为新兴工业国家的巴西撤走,导致巴西外汇储备从700亿美元降到500亿美元。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债权国,俄罗斯的欠款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自然也冲击了德国等国的股市。 〔5〕
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每个国家情况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这次危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的风险和负面影响,提供了鲜活的教材。首先,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有可能冲击甚至冲垮国内金融市场,当国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时,这种冲击尤为致命。其次,国家政局稳定,财政实力强大,有利于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面临经济全球化,国家的作用越发重要。第三,一旦发生危机,很可能会波及其他国家,因此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以降低破坏程度,未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第四,相较于墨西哥危机的表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那么积极地帮助亚洲国家渡过危机,开出的援助条件相当苛刻,因此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中也是存在国家利益的。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由此导致了生产要素跨国家流动,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增加,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跨国公司越来越活跃,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出现。
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保护资金、技术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际经济组织积极行动起来。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世界各国达成了多个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包括《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全球基础电信协议》、《全球信息技术协议》等等,在其成立的第一年,世贸组织就受理了62件世界贸易争端诉讼案件。它还推动世界各国做出减税承诺,当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被降低,可以预见的是国际贸易和交易的长足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另两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负责监管和协调全球金融体系,当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这些国际组织就帮助它们实行经济改革,调整产业政策,推行更加开放的国家经济体制。当然,这些做法有时会引起争论。大量实例表明,受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的非洲和拉美国家虽然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国际债务和贸易赤字却在上升,政府预算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重成倍上升,社会状况出现恶化迹象。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缩小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降低了远距离交易成本,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交易已经实现,资本能够以空前的规模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以获得最多的利润。当经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传递时,收集与分析经济信息的过程更加透明。目前,全球主要股票、期货和利率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特别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流动性的统一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很多时候,国家做出的经济决策能够有效调节本国经济,并进而对其他国家造成示范效应。另一些时候,国家本身就是国际贸易和生产的重要调节者,国家控制和决定着进出口总额、关税、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此外,国家还缔结和签订许多国际协议和参加国际组织来调节本国经济活动。为了降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世界各国需要制定并遵守一致的贸易规则,经济制度和利益不同的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欧美国家开始进入严重的滞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困境,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被否定,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反对国家干预和经济管制、主张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潮,也成为美英两国推行全球一体化时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89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和1991年12个欧洲国家共同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者为今天欧洲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顺应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从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转向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自由化,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世界市场来决定本国工资和商品价格、减少用于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开支等。以关税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平均关税水平在40%左右,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4%左右,发展中国家下降到12%左右,国际贸易的成本被大幅降低。但是,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世界贸易组织,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目的不在于公平交易,而是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但新自由主义也受到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它忽视社会公正,由它所引导的经济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和一国范围内贫富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
20世纪90年代,部分西方学者曾经用翔实的数据试图证明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建构的美好神话,这个神话至少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全球化带来统一的全球市场;第二,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从而提高个人生活水准。
1.“全球市场”神话
质疑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学者几乎都是左派学者。他们认为,所谓的统一的全球市场更多地受到一国国内政治的选择和决定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别很少会由全球市场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统一的全球市场,相反,国家间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加深。出于某些原因,只要有可能,国家能够在非贸易部门选择高工资和低效率。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国内财富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但是,日本的某些制造业部门虽然在全球数一数二,相比之下,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它的金融机构和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却是出了名的低效率。东京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企业不顾自身的经营成本和还贷能力而过度借贷,同时,政府对银行实行保护政策,承诺大金融机构不会破产,这种保护反而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迅速膨胀。当1992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期的衰退期和低迷期后,从1994年起,超过50家金融机构发生倒闭和挤兑风潮。此时,日本政府决定改变过去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实行优胜劣汰机制,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任由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自行解决问题,这又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反而导致股市暴跌、金融机构资产大减,并进而影响了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水平。汤普森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对比某些经济发达国家1913年和1993年的贸易水平(见表2-1),又用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比较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见表2-2)。
表2-1 按现行价格计算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出口和进口合在一起):1913—1993年(%)
资料来源: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表2-1显示,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受到严重破坏,进入长期的缓慢恢复期,直到1993年,法国、日本、荷兰、英国等国的贸易水平都没有超越1913年的水平,德国和美国稍有超越。
表2-2 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关系:1990—1995年[(I/Y)1=α+β(S/Y)1+U 1 ]
注:β系数下面括弧里的数字是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衡量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一个指标是,国内投资相对独立于国内储蓄,换句话说,二者的相关系数越低,则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越高,相关系数越接近1,国际金融一体化水平越低。从表2-2可以看出,直至80年代,国际金融一体化水平都没有超过一战前的程度,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才有所提高,但远远没有达到全球一体化的水准。各国金融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相对自主性,而这一点,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想法相差甚远。
新自由主义试图证明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重要,然而,表2-3比较了某些发达国家在1960—1995年期间,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反而发现,政府的总支出越来越多,说明政府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方面,按新自由主义的假设,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国际竞争力。但是,并没有什么经验证据表明政府高额财政支出与不良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更不用说因果关系了。
表2-3 一般政府总支出:1960—1995年(按市场价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跨国公司将摆脱国家疆界的限制,成为自由的投资者。然而,事实却是,除了少部分例外,用资产份额、所有权、员工、管理方式、研发机构的地点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大量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仍然以母国为基础。而且,绝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高工资、高税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相对而言,进入工资和税收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少,生产的全球化远未实现。
2007年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之一《世界是平的》是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个神话的最佳注解。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2000年之后,全球化进入3.0时代,之前1800—2000年是2.0时代。3.0时代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各个人种参与其中的全球化,新一轮的全球化正在取消国界,对任何国家而言,坚持自由贸易的好处将超过实行贸易保护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在之前的另一本畅销书《理解全球化:凌志车与橄榄树》(1999)里,弗里德曼曾经天真地提出“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声称“没有哪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南斯拉夫,交战双方的城市里都开着麦当劳。
2.“全球增长”神话
针对这第二个神话,存在着更多经验证据进行反驳。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全球分化成两极,一边是美国、欧洲、日本、10个新兴经济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其中仅美国就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28%、全球货物贸易量的12.5%、外国直接投资的11%,另一边是贫困和动荡不安的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占世界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财富的85%,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人口的11%,却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仅一个纽约城所耗费的电力就超过了西撒哈拉非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过去40年来,全世界最穷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全球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3倍,南半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北半球的17%,49个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0%,其占有的财富却不足1%,每年的总产值只占全球经济收入的0.6%。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年392.88美元),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两倍(每人每年785.76美元)以下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6%。全球最有钱的三个富翁——美国的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希利姆·赫鲁——拥有的财富总和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最贫穷的7亿人或全球最不发达48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对于富国和穷国而言,从全球化进程里获得的好处绝对是不一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报道过: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里,富国降低关税的幅度比穷国小。自从乌拉圭回合以来,他们还找到新的办法来固守他们的市场,最显著的是对他们认为“便宜得不公平”的进口货物征反倾销税。在发展中国家最有竞争力的几个部门,像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富国特别厉行保护主义。结果……富国对于从穷国进口制造品所征的关税,平均比对从其他富国来的进口货所征的关税高四倍。……富国如果肯把市场再开放一点,到2005年,穷国每年就能多出口7000亿美元。……世贸组织的134个会员国里,有29个国家没有派代表驻在日内瓦总部。更多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把提案交到世贸组织去。 〔6〕
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在全球化年代,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干脆将某些生产和工作环节(如呼叫中心、软件设计、商务支持等)外包到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本国制造业和某些传统产业的工人失业,失业率上升,从而加大本国贫富差距,传统的终生就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临时性的弹性工作、灵活就业和兼职工作。1974年至1983年期间,大约有800万份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丧失,其中大多数在欧洲,与此同时,亚洲和拉美的就业岗位迅速增加,目前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市场的45%。
表面上看,虽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资本输入,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未有效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22∶1,占我国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社会财富倾向于流入高收入群体。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在很多国家里,财富更容易聚集在“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如西非的黎巴嫩人、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菲律宾的华人、南非的白人、俄罗斯的犹太人等。在这些国家里推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往往造成的结果就是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嫉妒和仇恨富裕的少数族群,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如1991年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屠杀克罗地亚族,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杀死80万图西族,1998年印尼排华骚乱致使2000多人丧生。 〔7〕
真正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的是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里的少数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付出了贫困、失业、社会解体、环境破坏等代价。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发展中国家有2500万人发生农药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美、日、欧消耗了世界2/3的纸制品,所使用的木材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发达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矿产、木材、水源等资源,为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谋取福利,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发达国家进口初级原材料,出口高级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谋取了高额利润。关于非洲的数据表明,非洲从发达国家每吸收1美元投资,就会因为开放市场和资源而损失1.5美元。
以公平贸易为旗号,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发达国家以国民待遇,消除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障碍,拒绝这一要求的国家沦落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地位,最终被整个国际社会忽视;答应这一要求并据此开放市场的国家,在左派学者看来,最终将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引起社会不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准下降。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出现了整合全球资源、实施全球策略、业务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并且跨国公司的实力越来越大,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
简单地说,跨国公司就是在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的公司。近代跨国公司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6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和开拓海外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出现了一批从事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的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广泛分布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并享有特许经营权和垄断贸易权。
跟今天的跨国公司不同,早期跨国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很少从事跨国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跟殖民扩张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1799)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可以自组军队、发行货币,并获准与其他国家签订正式条约,其总部设在今天印尼的雅加达,拥有超过5万名员工、1万名雇佣军、150艘商船、40艘战舰,仅在亚洲就有35个据点(1624—1662年期间曾占领我国台湾部分地区,后被郑成功打败,退出台湾)。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58)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在印度贸易的特许权,被认为是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的工具,它不仅从事商业活动,垄断了印度和孟加拉的鸦片、食盐、棉花和烟草贸易,将茶叶种植引入印度,而且建立军队,用暴力占领印度,成功地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使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18—19世纪,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致使中国对英国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白银流失,最终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70年代,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新阶段。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科技进步,商品的运输成本降低,跨国公司转向以对外投资和跨国生产为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当时关于跨国公司的称呼还有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超国家公司(Supernational Enterprise)等,1974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做出决议,统一采用“跨国公司”这一名称。
1970年,全世界有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量超过公司业务量的一半,拥有近3万家国外子公司。2002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万家跨国公司和85万家国外子公司,占据了世界税收的1/3、全球生产总量的45%、全球贸易总量的65%、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全球高新技术研发的95%、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投资者。根据《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名单,2007年全球最大的三家公司分别是沃尔玛、埃克森美孚和皇家壳牌石油,榜首沃尔玛的营业收入超过3511亿美元。而2006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是1万亿美元,占整个世界的2%,财富500强前3名的收入总额大致相当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总收入达21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世界各国国民水产总值的四成以上,其销售额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更是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
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石油开发、汽车制造业、信息产业等领域内,尤其是石油业,2007年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里,有6家都以炼油业为主业,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是两家最大的中国公司,分列第17位和第24位。
跟早期跨国公司不同,当代跨国公司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目的是开拓新市场、获得廉价劳动力和高额利润。
第二,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跨国公司往往从全球角度进行战略部署,在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灵活转移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理的生产布局,使公司的总收益最大化,甚至可能牺牲某些国内市场。
第三,各个子公司在管理、人员和资金方面共享资源,相互流通,母公司对子公司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有时,这种控制超过子公司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影响力。
第四,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雇用了大量海外员工,1995—2005年这10年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从43%增加到53%,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公司,22万名员工里有213600名是海外员工,高达97%。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许要问:雀巢公司还是一家瑞士公司吗?
第五,海外业务在跨国公司里占据重要地位。1995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41%,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5%;同期,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其总销售的比例,从46%增加到57%。通过在全球设立制造和研发中心、外包部分环节、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配置资源,跨国公司成功地打造了全球产业链。早在1997年,可口可乐公司就宣布,自己不再是美国公司,而是一个全球性公司。据统计,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这说明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主力,控制着世界贸易的方向。
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手段包括:在某些国家建立制造工厂,生产的零件运往设在他国的组装工厂,最终销往另一个国家(如戴尔电脑);或者在某个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开拓当地市场,并力争保持垄断地位(如可口可乐)。无论是哪种策略,跨国公司的支持者们都认为,“公司的国籍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8〕 。
1.跨国公司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确带来了全球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提高社会生活水平,获得一些技术手段和技能,节省研发费用。一些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当成潜在的消费市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低廉、更优质的产品。跨国公司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投入资金和人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国企业的壮大。以中国为例,随着国内股市高涨,以2007年10月16日收盘价计算,全球十大市值公司里,中国占四席,分别是中国石油(第2位)、中国移动(第4位)、工商银行(第5位)和中国石化(第8位)。中国移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业务运营商,2006年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时,创下全球最大IPO(首次公开招募)纪录,达196亿美元。2005年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有18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行列,2006年增加到23家,2007年达30家(其中内地22家,台湾6家,香港2家)。
不可忽视的另一面的现实是,跨国公司实力雄厚,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不是其对手,每年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因跨国公司逃税而损失500亿美元,估计全球这一数字高达1600亿美元。 〔9〕 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小于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世界上最大的200个工业公司只雇用了世界人口的0.3%,却控制着全球经济产量的28.3%。为了能够与当地产品竞争,跨国公司不惜降低工资和质量,对工人的过度剥削使得很多跨国公司背上了“血汗工厂”的恶名。
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的宗旨是“帮顾客节省每一分钱”,一再降低成本。1996年进入中国,2006年在中国的采购量是180亿美元,有近2万家供应商,目前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中产自中国的达到95%以上,给中国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记者调查显示,沃尔玛对供应商开出近乎苛刻的条件,极力缩短生产周期,一条超市标价70元的裤子,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0.2元,为了赶工期,很多工人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小时工资收入只有3元钱,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为了获得低价商品,沃尔玛甚至向那些没有在工商部门合法注册、偷税漏税的黑工厂下订单,破坏产业链。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进入中国的头10年,沃尔玛一直在亏损,直至2006年才开始营利,此举被经济学家指责为有意利用母国的利润来填补中国市场的亏损,以低价挤垮其他零售业对手,从而垄断中国的零售市场。不仅仅是对供应商和竞争者,就是对消费者,沃尔玛也有不良记录。从2001年起,沃尔玛多次因出售商品的质量问题而被媒体曝光,包括从无合格证的地下作坊进口食品、不合格食物导致中毒、售出的炸鸡竟然含有鸡屎、出售过期变质食品等等,合计不下40起。 〔10〕 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爆出负面新闻,从肯德基、强生、雀巢,到东芝、索尼、柯达、西门子,跨国公司在中国涉及商品质量、环境污染、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克扣员工工资等问题。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消费活动,而这种影响并非总是意味着更合适、更优越的消费模式。千百年来,母乳喂养是人类哺育婴儿的传统方式,自从1867年雀巢公司创始人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例婴儿配方奶粉之后,100多年来,大公司为了获取利润而大肆宣传配方奶粉的优越性,贬低母乳,发展中国家盲目相信了这些宣传,比如当时菲律宾84%的新生婴儿喝配方奶粉而放弃母乳。由于饮用水不合格,加上不能按照正常程序对奶瓶消毒,在70年代,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00万婴儿因非母乳喂养而造成营养不良、疾病或死亡,由此,拉开了一场耗时长达10年的抵制配方奶粉、保护母乳喂养的世界性运动,雀巢公司被告上法庭。虽然公司赢了官司,却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每年4000万美元的奶粉市场。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第1条是“禁止对公众进行母乳代用品、奶瓶及奶嘴的广告宣传”,第4条是“母乳代用品公司的营业代表不得接触孕妇或母亲”。讽刺的是,一些大的奶粉公司竟然是保护母乳喂养运动的最大赞助商,一边承诺支持母乳喂养,一边却在广告里利用婴儿形象大肆宣扬配方奶粉的优越性,并且向医务工作者行贿以推销奶粉。
2.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地区化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的另一个争议在于:跨国公司正在走向全球化,还是地区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主要跨国公司的控制权都被牢固地掌握在某一国的资本家手里。1991年,在30家美国大跨国公司里,仅有5家的执行董事会里有一个外国人。20家日本大公司中,仅有2家的董事会各有一个外国人。在15家德国核心公司中,仅4家董事会中有外国人。 〔11〕 虽然很多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活跃,但是以销售、分配、资产等指标来衡量,跨国公司仍然以母国为活动中心。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在国外发展,其目的之一是降低生产成本,运输技术和信息科技的发达更加便利了跨国公司转移生产基地。然而事实是,大的跨国公司并不是在全球均衡地投资,而是倾向于在一个国家投入更多资金。大多数贸易和投资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2007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最主要的投资者,投资额占世界总投资额的85%,来自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国的投资额占大约15%,大量贫困国家根本没有对外投资。发达国家互为最大投资伙伴,90年代初期,英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是在美国,27%在西欧。在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吸收了67%,其中美国吸收近12%,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吸收了大约20%,非洲和拉美只占10%左右。如果去掉南非、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等少数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业,流入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有全球的0.1%,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实际上被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发达国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穷国很可能消费不起高档产品,因此,跨国公司更乐意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第二,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工资和原材料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运输成本,穷国只能凭借廉价劳动力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获取更高利润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很少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三,当今全球大跨国公司的母国基本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法治环境,这种优势投资环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短时期内不可能发展出来的。第四,为了降低投资风险,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当地市场和文化与本国市场和文化更加相似的国家,而不愿意冒险投资一个不熟悉、不了解的国家。
因此,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带来的不是国家之间无差别的全球化,而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地区一体化,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别依然很大。这一结论其实谈论的是一个常见的全球化负面后果,即贫富分化或南北差距,国家之间的差距被全球化拉大,部分穷国被全球化之轮无情抛弃。
在一国范围内,制定经济政策和对经济果实进行分配,传统上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那么谁来负责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全球经济秩序?这需要依靠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各国政府就全球经济秩序进行协商时,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而放弃全球性责任。国内民族主义与世界范围内全球主义的冲突,使得各国政府顾此失彼,因此,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仍旧是一个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非常不平等,发达国家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来制定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实力弱,往往受人摆布。看清楚这一点,就不会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所信赖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调节全球经济活动。
在经济全球化年代,哪里利润高,跨国公司就在哪里投资。当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壁垒阻碍跨国资本的活动时,打破这些壁垒就成为跨国公司的内在要求。全球统一市场和协调运作的跨国组织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相冲突,资本的全球流动要求冲破领土和主权的束缚,由此对国家主权造成严重挑战。
当国家的主权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冲突时,跨国资本和跨国组织会想方设法使国家主权从属于资本扩张的要求,由此带来两种后果:要么是民族国家主动改变本国的相关制度,接纳全球资本,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员,即“顺应潮流”;要么是跨国资本插手国家内部事务,强制性地改变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或国内政策,即“被动参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步和国家职能的削弱。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变化(即全球化)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削弱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之一——国家主权。……全球化毁灭主权国家,联通世界版图,滥用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挑战社会契约,过早地提出无用的国际保障概念……从此,主权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尽管外界观念的渗入是缓慢的,但肯定在改变着主权的内涵” 〔12〕 。
从国家职能来看,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传统的国家权力进而向这些国际组织进行转移。比如,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加强了货币的跨国流动,目前世界主要货币都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意味着国家已经无法独立维持本国货币,汇率不仅受一国国内经济和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重大的冲击,多次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传统的民族国家拥有完全自主的税收权,能够自行决定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率,然而,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目的之一在于推动世界各国减税进而刺激投资和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自1947年起,就一直致力于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减让关税谈判,1947年至1994年之间共进行了八次多边减税谈判,每一次都以各成员国降低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协议而结束。
不仅是出让部分权力给国际组织,就是国家调控经济的管理职能也受到削弱。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策略,往往由总公司决定,它们实力雄厚,可以操纵某个国家某一部门的经济命脉,摆脱母国和东道国的控制。咖啡豆是国际贸易中继石油之后的第二大原料产品,由四大公司——雀巢、卡夫、宝洁和Sara Lee——垄断的国际咖啡豆市场价格一路下跌,2002年咖啡豆价格只有1960年价格的四分之一,对于啡农来说是致命打击。世界范围内,咖啡豆价格暴跌影响了2.5亿农民,其中大部分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内,为温饱而挣扎。跨国公司压低咖啡豆原料价格,成品咖啡的价格却居高不下,跨国公司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埃塞俄比亚是以人均收入计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咖啡豆出口占了总出口额的75%以上,该国连年饥荒不断,为了增加啡农的收入,政府进行了补贴,此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2002年,雀巢公司以此为由向埃国政府索赔600万美元。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年代,当跨国公司实力足够强大甚至超过国家时,当一国的经济政策与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发生冲突时,国家的影响力有可能被严重削弱。
当国家财富越来越多地被集中在跨国公司、大商人、大资本家等富人手中的时候,国家征税能力就会下降,用于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国家财富越来越少,国家发现自己很难制定并推行长期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为止最古老的人类,说明这片大陆的自然条件并不差,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非洲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经济落后。现代以来,非洲国家纷纷认识到了自己贫困的根源,试图扭转局势,却总是无法实现增长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非洲的财富外流,国家能力被削弱,缺乏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即使制定了发展战略,国家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支持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依赖外部援助,而跨国公司和大资本家更乐意非洲是永远的原材料基地,也不愿意看到独立自主的新非洲。微弱的国家实力与落后的经济并行,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现实写照(当然,某些独裁政权被排除在外)。
发展中国家往往有着被发达国家殖民或侵略的历史经历,饱受屈辱的过去使得它们珍视国家主权,任何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都会被认为是侵略的翻版,这使得他们对经济全球化持有更警惕、怀疑、不安甚至敌对的态度,唯恐经济全球化是又一场西方霸权的“阴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影响国家求助于国际机构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苛刻的援助条件,比如开放资本市场、保持高利率、进行金融改革、出售国内银行给外国金融机构、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放慢经济增长,满足这些条件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国家经济主权,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受到了严重抵制。马来西亚始终没有接受它的援助,却在2000年以8.5%的经济增长率列所有受灾国之首,最早清理完了金融危机遗留的不良资产,远远超过其他受灾国;印尼虽然最终接受了援助,但是苏哈托总统宣称与该组织的协议“违背了印尼宪法精神”;韩国的失业工人打着“IMF=I'M Fired”的标语在大街上示威,痛斥它是“披着羊皮的狼”。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并非全然是负面的。欧盟是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各成员国将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部分地让渡给了欧盟,对外执行统一的出口和税收政策,对内取消关税壁垒、放开自由贸易,同时,在外交、司法等方面,各成员国保持高度的独立。这些做法提高了各成员国的整体实力,使欧盟在经济实力上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时期。1989年,为了给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也为了给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提供转轨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时任所长的约翰·威廉姆森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由他执笔,此次会议提出了各方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具体内容为:
(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取消补贴,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
(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实施利率市场化,提高储蓄率;
(5)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6)实施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7)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
(10)保护私人产权。
这10条措施继承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美国著名左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
9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在国内奉行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国际上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国际大行其道,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因此,也有人将推崇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但是,华盛顿共识存在着两个缺陷。第一,只强调解除管制和发展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由此导致国内、国际分配严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反过来只会阻碍经济发展。第二,它是以美国为主导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提出的背景是80年代拉美地区通货膨胀高企、财政赤字连年升高,在实际操作中,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价格为目的的华盛顿共识不适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在其他国家出现严重水土不服的情况。
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各个国家产生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些国家都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另一方面,在缺乏相应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这样一来,当国际炒家发现有利可图、冲击该国货币的时候,受冲击的国家缺乏有效措施管制近乎天文数字的国家游资(在市场经济越成熟的地区——如香港——政府越能有效地采取市场手段来对抗国际炒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越小)。而且,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贸易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在大量外债的压力面前,本国货币贬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化、私有化、价格稳定和政府角色最小化。在实际运作中,像中国这样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反而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的中国躲过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在华盛顿共识风行拉美的十年——即90年代,也被称为“改革的十年”——中,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改革带给拉美普通人民的是痛苦而非收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同意和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援助。韩国和马来西亚是从危机中恢复最快的两个国家,一个接受了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国际援助,一个拒绝了它。当马来西亚宣布实行外汇管制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三个月之内崩溃,然而事实却是,马来西亚最先清理了所有金融机构坏账,很快重建了国内信贷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也冲击了华盛顿共识的内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待危机的态度有异。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他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从好的方面说,它是不完善的;从坏的方面说,它是误导性的。”他承认华盛顿共识的优势在于简明,仅凭几项经济指标——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增长、利率、政府预算和贸易赤字——就能够制定一整套经济政策。然而,华盛顿共识犯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迷信市场万灵地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忽视了政府的角色和影响。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冲击的东南亚和东亚国家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但是这也不足以说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这一行为是错误的,只能说明政府不恰当地干预了国家经济发展,恰恰是政府的失误,才造成了金融危机。因此,华盛顿共识既不能解释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也不能提供亚洲国家摆脱危机恢复经济的措施。
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两点。第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贫困、收入分配、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也应当提到社会发展的日程上来,以促进可持续的、稳定的、公平的、民主的社会发展和全球发展。第二,除了私有化、自由化和价格稳定之外,应当采取更多的经济手段来推动社会发展,包括改革金融部门、提高政府职能、鼓励自由竞争等等,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该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其中,跟华盛顿共识最大的区别在于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政府不是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市场的补充。以往的经验表明,每一个经济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恰当地参与了干预市场活动,政府能够纠正市场的失败,使市场运转得更好。斯蒂格利茨更加进一步建议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建立并巩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配套制度,如反垄断、社会保障体系、法治社会等等;投资人力资本,增加教育投入;推动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转移;等等。因此,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政府机构和建设正确的制度安排,政府的质量和活动比其规模大小更重要,政府不应当从经济活动中撤退。
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差异,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化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这两家组织都是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际经济组织,都在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它们的分歧暴露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就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和获利者,也纷纷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看法,为全球化弊端开出药方。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冲击东南亚、东亚和俄罗斯的国际炒家团里,最著名的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美国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提出,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有五个方面的缺陷:不均衡的收益分配;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全球垄断和寡头垄断出现危险苗头;含糊不清的国家职能;社会团结和价值观念出现问题 〔13〕 。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扭曲的体系,游戏规则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富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穷人,然而这个体系建立在盲目相信完全市场竞争的一套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看不到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认为人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就能实现社会的有效运转,这种认识妨碍了社会纠错机制的建立,严重阻碍了全球发展。
虽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利,然而,索罗斯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除了裙带资本主义、官商勾结、不完善的国内金融制度之外,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不稳定性要求建立一个具备纠错机制的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亚洲金融危机开出的拯救计划并没有试图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按照这个药方,危机过后,全球金融体系依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他建议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吸纳化解更多的金融风险,成立全球中央银行来稳定国际资金流动,降低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与贫穷。他的建议当然没有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纳,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足。
身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投机者,从当前不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中获利,却又坦白而彻底地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呼吁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市场,索罗斯的思想和实践看似充满矛盾。由他掀起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无数人破产,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在亚洲,他是一个“魔鬼”和投机者。金融市场里的索罗斯无情无义,除了赚钱不兼顾其他,然而,他又是一个哲学家和慈善家,捐重金援助内战后波黑地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为此获得代顿和平奖。这种反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简单地将索罗斯妖魔化为亚洲危机的替罪羔羊,丝毫无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事实上,无论是索罗斯及其对冲基金,还是受到冲击的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抑或是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才出现的新鲜人物和现象。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机会,也带来风险和危机,既制造利润和财富,也炮制挑战和问题。对于全球化,缺乏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国家需保持开放和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时刻调整对策,才能将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危害降至最低。在这一过程里,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底线:市场经济、法治、自由和民主——无论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还是之后的后华盛顿共识抑或其他方案,都提倡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注释
〔1〕 参见《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突破3万亿美元》,新华网2007年1月9日。
〔2〕 参见陈支农:《巨额“热钱”涌入 考验中国金融应变力》,载《大地》2003年第21期,第34—36页。
〔3〕 参见维基百科“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辞条。
〔4〕 参见黄蒂娟:《香港金融保卫战弹指十年记》,载《证券时报》2008年9月5日。
〔5〕 参见荣跃:《毁灭与颠覆:重重迷雾笼罩下的全球金融危机真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6〕 《经济学家》(英国)1999年9月25日,第89页。
〔7〕 参见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8〕 语出英国前工业大臣肯尼思·克拉克,Financial Times, 1988年6月20日。
〔9〕 参见管彦忠:《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每年逃税额高达500亿美元》,人民网,2008年5月22日。
〔10〕 参见黎光寿:《沃尔玛商品质量令人震惊》,载《市民》2007年第12期,第12页。
〔11〕 参见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2〕 参见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载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3〕 参见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载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