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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全球化”这个概念，也无论我们对全球化现象持什么态度，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正身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之中。书店里谈论全球化的书籍铺天盖地，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然而我们谈论全球化的园地——装修气派的书店、互联网、英语等等——都是全球化的产物。过去三十年中国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加速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我们有得有失，也不能阻止我们正视全球化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对全球化的疑虑，大都集中在它起源于西方、经由西方（有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强行）推广而来到中国这一点上，然而，全球化全然是“纯洁的”舶来品吗？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和西欧执牛耳，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一直如此吗？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发现，1800年前后，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经由美洲和欧洲最终流向亚洲，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结构性逆差说明了当时的亚洲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直至19世纪末期，西欧和美国才逐渐超过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如果在全球化进程里，国家的地位可以转换，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国家当前的“弱势”地位？除经济发展外，民族国家是理解全球化问题的另一把钥匙，因为全球化更加直接挑战了国家权力，相对而言，个人的收获更多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太多，我们需要从它最基本的定义入手。什么是全球化？人人都在用这个词，然而关于它的定义，各有各的说法。
在现代汉语里，“全球化”是一个外来语。在英语世界里，“globalization”一词的历史并不长，“global”一词已有400余年历史，而“globalization”、“globalize”、“globazling”等词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词典收录，成为正式用语。1961年出版的《韦氏词典》是第一本提供“globalism”（全球主义）和“globalization”这两个概念的主流词典。 〔1〕
然而，在90年代之前，主流词典对“globalization”的解释并不十分符合当下我们的理解。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语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p. 133）将“global”（全球的）列为一个新英语词汇，强调它可以用于“环境保护专门术语”，同时还把“全球意识”（global consciousness）定义为“接受（和理解）本人自己的文化以外的文化，并常常作为对世界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评价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一定义局限了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视野。 〔2〕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语学界仍未给予全球化研究太多关注。作为形容词使用的“global”时有出现在文章里，1985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教授发表了社会科学界第一篇“全球化”出现在标题里的英文学术论文 〔3〕 ，1992年，他又出版了第一本使用“全球化”做标题的专著。 〔4〕 此后，关于全球化现象的研究快速增长，有关论文、专著和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全球化，这里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定义。
全球化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联系了遥远的地方，使得本地发生的事情受到遥远地方出现的事情的影响，反之亦然。
——吉登斯 〔5〕
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个部分之间正在增加的相互联系性（interconnectedness），这个过程产生了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形式。
——汤普森 〔6〕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意识的强化。
——罗伯森 〔7〕
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地理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它们正在消失并据此展开行动。
——沃特斯 〔8〕
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各有千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压缩或收缩的社会过程，这一点，正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对全球化研究的贡献之一。早在1960年出版的《传播的探索》（Exploration in Communication）一书中，麦克卢汉首次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由于世界范围内交通和电子传播网络（电报、广播和电视）的迅速发展，空间距离已经不再是障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居住在遥远地方的人重新走到一起，聚集成一个地球村，这其中，广播和电视的现场直播使得全球居民能够实时共享相同的媒介产品，从而带来相同的经验和体验。在一个没有卫星电视和互联网、越洋电话费用昂贵、彩色电视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并未普及的时代，麦克卢汉就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地球村时代，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远见。
然而，从最基本的定义入手，全球化就是一个纷争不断的研究领域。吉登斯曾经将全球化争论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争论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此后进入第二个阶段，不再追问全球化是否存在，而是问它的后果是什么，他认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讨论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以及我们能够利用全球化做些什么。但是，吉登斯本人并没有明确区分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现象所引起的后果，他指出，本地发生的事情受到了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反过来，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也受到了本地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很明显指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
吉登斯和汤普森都提到了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关系的增强，罗伯森比他们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全球化是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意识的强化，意识而不是社会关系，成为罗伯森研究全球化的切入点，沃特斯的定义也继承了这一点，简言之，吉登斯和汤普森忽视了文化和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社会关系往往具备外在的正规化形式，并伴以一整套社会规范和制度，具有客观属性，然而意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变动更多，内涵也更复杂，主观性更强。罗伯森的定义将更多社会现象纳入全球化研究的视野之中，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罗伯森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看报纸、看电视、上网这些媒介接触活动每天都在普通受众身上发生，放下报纸、关掉电视和电脑之后，普通受众更有可能继续自己的日常行为，而不是寻求立刻将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运用于改变现有生活，因此，在日常生活里，较之更具正规化形式的社会关系、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社会互动等等行为的表现，临时性的、暂时性的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其表现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所谓媒介效果，从时间顺序来看，首先是受众观念转变，其次是社会行为和社会角色变化。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每个部分、每个角落涉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如果以社会关系和相互联系来衡量全球化，很有可能造成以量化指标来测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涉入程度，而忽视了难以量化的普通人的观念和意识。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然而他所在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并不高，那么他的说法有意义吗？
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这些争论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的论题是：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还是异质化后果？按照吉登斯和汤普森的定义，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越强化，相互依赖和联系越多，那么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然而，更高程度的全球化一定等同于“更好的”全球化吗？罗伯森和沃特斯没有回答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据此而展开行动的后果这个问题，而是留下了足够开放的空间让我们讨论。
任何定义都难以十全十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伯森和沃特斯也因为太过灵活和开放而存在模糊之处。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人们意识到了全球化这一现象，才能说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么怎么研究全球化现象呢？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那一刻开始，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包括令人不愉快的武力战争在内）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加强交往的历史，那么，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很明显，全球化是一个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起点。罗伯森和沃特斯忽视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也忽视了社会实践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动态联系。
从经济角度，全球化被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造成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的过程。从技术角度，全球化被视为通讯科技的进步克服地理空间的限制而造成信息自由流动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全球化被视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所造成的后果。从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全球化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后果。
不同的认识角度决定了我们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很难达成一致。本书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多个层面的变动着的社会过程，它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不均衡的、多元化的社会过程，其中若干要素值得我们注意。
1．时间和空间维度
吉登斯和罗伯森讨论全球化时，都提到了“世界的压缩”这一现象。另一位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谈到现代社会变迁时也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他认为，不同社会培养了完全不同的时空感受。在前现代社会，交通技术不发达，人们的活动距离有限，战争、瘟疫和饥荒又使得“到远方去”这一拓展行动空间的活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往往与具体地点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space through time）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在16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的年份，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每小时平均时速16公里，到了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飞机的时速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而进入21世纪，最快的飞机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8000公里以上。伴随通讯技术的进步，伦敦与纽约之间的三分钟电话成本从1930年的300美元（按1996年的美元值）降到了今天的1美元（Economist，1997年10月18日）。在现代生活里，随着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急剧缩短，空间收缩成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迫使我们重新感受和表达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除了交通工具的改进，其他因素也影响了人们对于时空概念的理解。这些事件包括：
——15世纪开始的环球航海旅行和地理大发现，以及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使得人们的视野从自己身边的乡镇拓宽到浩瀚无际的宇宙，人类第一次具备了世界性和全球性的眼光，开始绘制世界地图，不再依据宗教信仰来幻想世界的地理空间；
——出于方便旅行和探险的目的，人们发明了经纬度地理坐标，空间能够被测量，长途旅行有了可预测的标准单位；
——机械钟表的出现和流行推广了标准化的时间制，真实的时间是从不间断的，然而滴答作响的机械钟表“切割”了时间，使得人们能够精确度量时间，受制于机械的节奏，守时和节约时间成为美德，人们的行动越来越精确；
——格利高里历法（公历）的普及使得时间脱离了社会经验，不同地区的人能够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只有这样，公元2000年才成为一个全球事件）；
——印刷术的改进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前人们必须聚集在同一时空下才能相互交流，如今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印在纸上的知识，跟不同空间和时间里的人交流；等等。
总之，空间越来越容易被控制，空间的重要性在下降，我们不再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传统乡村里，通过全球旅行和探险来体验其他文化，也越来越容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不再依赖特定地点和固定社会关系来为自己的活动寻求坐标。生活在北京这所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色彩的都市，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距离自己100公里以外的河北某乡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更有可能知晓距离北京上万公里以外的纽约和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亲疏很大程度上依靠地理距离，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空间对于人际联系的深度和广度的影响越来越弱。
报纸、铁路和电报使得分散各地的人们开始共同关心一些感兴趣的话题，电子媒体更加速了时空压缩过程。20世纪50年代，广播开始直播异域发生的事件，80年代开始，电视通过通讯卫星进行直播，异域的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使得屏幕前的观众足不出户就能实时体验不同空间下的生活。即使彼此之间毫不认识、毫无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能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比如完全陌生的人一起收看世界杯和奥运会、自发组织环保运动来反对污染环境的大公司等等。
在哈维看来，时空压缩强调社会实践的暂时性和多变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生活失掉了秩序感，由此带来了紧张、惊恐、迷惘和崩溃感。他断言：“我们就这样逼近了核心的悖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 〔9〕
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时间和空间维度来为自己的活动确立参照系，否则，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生活。既然在全球化时代里，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很显然，我们将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生活，重新表达自己的感受，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后果。不可想象的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时间制和历法，如果没有标准化的经纬度坐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能够相互交流。
2．关系维度
时空压缩加强了我们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知识和信息的发展已经推动我们进入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国家、跨国公司、社会运动、市民组织、社会群体、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程度增强，形成密集的跨国交流网络，这些网络冲破了业已确立的地区疆域和传统的产业区分，突破了经济和文化限制。网络社会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新型社会的来临，如果一个地区不能跟其他地区联结起来形成网络，那么这个地区将被抛弃和遗忘。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布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14110亿美元，而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期国家三类经济体都实现了增长。2006年，印度吸收了16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前三年的总和还多。
2007年是猪年，这一年我国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猪”成了猪年最值钱的动物。造成国内猪肉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市场上粮食饲料成本价格暴涨。
2006年1月，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约为每吨90美元，到了12月，上涨到每吨约150美元，2007年12月，上涨到每吨约180美元，连续上涨的趋势直接导致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提高，2007年12月，国内玉米创下每吨1800元的历史高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大力发展代替石油的生物能源，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需求量增大，2007年美国燃料乙醇消耗了国内玉米总产量的20％，预计2008年将消耗国内玉米总产量的25％。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美国出口减少和国内需求增加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
玉米是生猪饲养业最主要的饲料之一。玉米涨价带动了生猪饲养成本上升，2007年全国各地猪肉价格从每公斤14—15元左右涨到22—25元左右，涨到了过去十年来的最高峰，老百姓纷纷大呼“吃不起肉”。
同时，玉米价格上涨导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相应地，其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产量降低，又引起了其他粮食作物价格上涨。自2005年至2008年春天，世界主要粮食价格已上涨80％。2008年春天，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2008年头两个月，世界主要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从2002年至2008年共6年时间内，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国际粮食价格总体水平涨幅达140％，其中，发达国家开发生物燃料的政策推动粮价上涨75％，而肥料价格上浮只让粮价涨了15％。
有人批评这种现象是“发达国家的汽车和贫穷国家的人民争夺口粮”。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价格暴涨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动荡，越南、埃及和印度先后宣布暂停大米出口以维持国内供应，墨西哥和印尼老百姓上街抗议粮食价格暴涨，21个非洲国家宣布发生粮食危机。世界银行警告33个国家由于粮食价格高涨而可能面临社会动荡。
随着不同地区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全球开始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移民、失业、贫富两极分化、跨国犯罪、国际资本流动、种族冲突、战争等等。在高度压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行为会影响远方的陌生人，同样，远方陌生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全球问题也许产生于特定地区，但它需要多个国家和组织合力解决，其原因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或单个公司的解决能力。
禽流感本来是一种主要流行于鸡之间的烈性传染病，对人类并无伤害，1878年首次在意大利爆发，受感染的鸡百分之百死亡。时隔100年后，1997年我国香港报告了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在随后的数周内，共有18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其中6人死亡，香港特区政府出动紧急措施，宰杀全港所有鸡只并补偿鸡农，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流行。2003年开始，禽流感突然袭击荷兰、比利时、中国内地、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尼、印度、埃及、罗马尼亚、哥伦比亚等地。
冬季一般是流感的爆发时期，2005年秋季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高致命性的禽流感病毒可能是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大流感后最可怕的一次全球医疗和健康危机，在现有医疗水平下，人禽流感一旦爆发，估计至少740万人可能因此死亡。
禽流感的可怕，在于它的高死亡率，截至2008年3月，全球已有352个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219人死亡，死亡率超过60％，在部分地区，它的死亡率甚至超过70％。禽流感病毒已经发生变异，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源，然而试图控制候鸟、打破千年以来的迁徙规律是不可能的，候鸟迁徙更是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界限，因此，禽流感这样的重大流行病只能由国际合作来解决，即使发达国家已经有效解决了本国的禽流感问题，只要有一个穷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禽流感，迁徙的候鸟依然会将病毒传向世界各地，使富国抗击禽流感的努力功亏一篑。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向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医疗器械和人员，协调行动。但是，国际合作充满了矛盾和冲突。防治流行病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估计，全球对抗禽流感需要12亿美元，相比禽流感一旦爆发将会带来至少8000亿美元的损失，防治费用不算太高，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资金来有效对抗禽流感，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储备相关药物和医疗资源，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药物短缺的局面。而且，禽流感至今没有有效的防治疫苗和抗疾病药物，某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医药集团拥有最先进的研发技术，然而他们开发出的疫苗和药物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不可能无偿或低价提供给受害最严重的第三世界使用。第三世界国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从已感染和死亡的人身上分离病毒，是研发疫苗的关键步骤，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得不到低价药物，不愿意让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在自己国家内任意采集病毒标本。一方面，全球合作开发疫苗和药物迟迟不能实现，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速度远远超过现有医疗技术能够应付的局面，如此就会造成新的疫苗刚研制出来，病毒已经变异，疫苗失效的后果。
在全球流行病的面前，世界各国必须团结一致、通力协作、共渡难关，才能将疫情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
“文化”是当代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之一。一般地，我们认为文化是某个特定社会里特定群体共同拥有的一套观念、知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总称。在前现代社会，个人主要通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来学习文化，然后，再通过战争、航海、贸易、宗教、通婚等方式将自己的文化扩散到其他社会里去。文化品位意味着阶级地位的差异，高雅文化被特权阶级垄断，属于“下等人”的文化被认为是低级趣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互动增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散，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文化间的融合和混杂越来越普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容易接触到大量外来文化，获取外来文化的成本越来越低，电子媒体的实时直播和栩栩如生的画面加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早在1990年，在给《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的全球文化专题所写的导言中，英国学者迈克·费舍斯通（Mike Featherstone）就提出了全球文化——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互动和交流——这一概念，认为各地文化间的相互联系（interrelatedness）程度在增加。
然而，在文化交流中，本土文化总是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依托本土文化的体验由此被挑战，并引起对外来文化的怀疑甚至排斥。目前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各种争论中，一个基本的争论是：文化全球化究竟会带来多元化还是单一性？就文化交流的数量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无疑占据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独特文化会被侵蚀和消失，从而丧失多元性的文化，因此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媒介帝国主义”、“保护民族文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等等讨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会有详细介绍）。
1997年，英国作家J. K. 罗琳推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7年，推出第七部也是最后一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10年间，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译成64种语言，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销量达到3.25亿册，成为有史以来销量第三名的书籍，仅次于《圣经》（25亿册）和《毛主席语录》（8亿册），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一部哈利·波特小说刚推出时，都是畅销书榜上的常客，而且几乎席卷各大畅销书榜的第一名。第七部（仅仅是英文版）曾经创下首次发行一天之内卖出300万册的全球图书新书销售纪录。
2003年，中国参与了第五部小说全球同步首次发行，引进的5000本英文版三天之内脱销，虽然每本书售价178元人民币，也丝毫不能阻挡中国哈迷们的热情。戴着眼镜、骑着扫帚的哈利·波特在全球掀起一股魔法旋风，被认为是继米老鼠、史努比和加菲猫以来，史上最成功的儿童偶像。
除了罗琳自己创作的系列小说，各地哈迷们自发地撰写和出版了与哈利·波特相关的图书，如《哈利·波特百科全书》、《哈利·波特完全宝典（麻瓜必读）》、《大魔法师咒语书》等等。《哈利·波特明信片》、《哈利·波特填色书》、《哈利·波特贴画书》也成为书店的畅销书。
由小说派生出的相关产品也引起阵阵热销。2001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上映，全球票房收入超过9亿美元，在电影史上最卖座影片中列第三位。截至2008年，前六部小说都被拍成电影，每部影片全球票房收入都超过7亿美元，预计全部7部影片的全球总票房将可能突破100亿美元。目前全球最卖座的20部影片里，有5部是哈利·波特系列影片。
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买断了哈利·波特的电影版权和商品经营权，后者的收入完全可能超过票房收入。100多家公司向时代华纳购买特许经营权，涉及2000多种商品，包括饮料、服装、药品、游戏等等，为时代华纳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当《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时，市场上已经出现哈利·波特文具盒、飞天扫帚、魔法帽等500多种玩具与文具。据称时代华纳公司还打算建造哈利·波特主题公园，把它打造成跟迪士尼乐园一样驰名的主题公园。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出版，使其作者罗琳从一个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穷作家，一举成为世界最富有的作家，据估计，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平均每个单词带给罗琳的收入将超过1000英镑，名副其实的一字千金。
2007年7月21日，第七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出版，这一事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世界十大新闻，居第四位。
你也许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没有看过电影，甚至可以说自己讨厌这个魔法男孩，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哈利·波特，否则那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
3．组织维度
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TNCs）、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旅行者、国际移民、跨国行动者等等。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载体。正是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才导致了大公司冲破国家界限，到能够带来最多利润的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实现了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转变，由此将世界各个角落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进行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发展国家建设和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在世界很多领域，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都存在着差异和矛盾，有时这也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假如把超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家按经济实力排序，那么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有一半是跨国公司，一半是民族国家。2007年，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美国沃尔玛公司年营业收入为3511亿美元，与2006年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沃尔玛排在第22位。
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农业化工公司和头号生物工程公司，在全球有17000名员工，占据了世界转基因农作物80％的市场份额。
在生物技术领域，孟山都公司一直走在世界前列。2000年4月6日，孟山都公司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申请，长达90页的英文专利申请书详细说明了专利保护范围，其中包括：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的基因有密切关系的“标记”（marker，生物学术语，指一段DNA序列）；生产具有高产性状的栽培大豆的育种方法；所有被植入这些“标记”的其他转基因植物（如大麦、棉花和土豆）；等等。
如果这些专利获得批准，今后，育种专家进行科学实验时，农民进行栽种时，如果所使用的大豆含有孟山都公司拥有专利权的“标记”，那么必须支付专利费，其他国家的大豆出口将受到限制。
由于中国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所以这项申请没有取得专利。欧洲专利局也没有批准这项专利，并且进一步于2007年撤销了1994年批准的孟山都公司另一项大豆转基因专利，理由是这项专利不够创新。美国批准了这项专利并延续至今。
孟山都公司继续在全球其他国家就自己的种子和生物技术申请专利。如果中国大豆的出口国保护孟山都公司对高产大豆“标记”的专利权，那么中国大豆出口商将面临侵权诉讼和贸易制裁。
孟山都公司的做法引起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理由是这项垄断性的专利权将影响大豆的育种研究，垄断全球大豆种子市场，威胁地球生物多样性。抗议者认为，超大型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正在危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现有生物及基因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不能成为私人财产。但是孟山都公司认为，只有以专利保护的形式，才能确保生物技术公司的权利，从而推动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今天，十家跨国企业控制了32％的全球种子市场，并完全拥有转基因种子市场，同时控制全球化肥和农药市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只能吃到由少数超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生产出的粮食、蔬菜和水果？
无论对跨国公司是喜爱或憎恨，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强大的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跨国公司的母国并非总是发达国家，来自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为欧洲提供天然气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韩国三星电器：2001年品牌价值63亿美元，在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行业领域列第二位，17万名员工分布在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联想公司：2005年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并将总部迁往美国。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仅次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的世界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120座级以下支线喷气客机的全球最大生产商。
——埃及奥拉斯科姆电信公司：2001年击败法国电信公司买下阿尔及利亚一张手机运营牌照，目前为阿拉伯世界第四大移动运营商。
这些全球化的新面孔将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中，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规范国家行为、协调国家间冲突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世纪，欧洲出现了国际河流委员会，协调河流沿岸各国的交往。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国际电信联盟（1865）、万国邮政联盟（1875）等国际行政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一般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目前，政府间国际组织既包括全球性的（如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也包括地区性的（如欧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既有综合性组织（如联合国），也有专门性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委会）。而且，各个国际组织间合作密切，在业务和信息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络，联合国与18个专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非隶属关系，其中16个被称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14〕 截至2004年，我国参与了6297个国际组织，其中包括234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1945年，《联合国宪章》使用了“非政府组织”（NGO）一词，指不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1968年，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中获得咨询地位，由此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飞速发展，目前有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内拥有咨询地位，有1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建立了工作联系。2002年，在联合国组织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上，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多达3500多个。据估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0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其活动范围遍及商业、政治、环保、女权、体育、劳工、扶贫、教育、卫生医疗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都是全球。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第52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列为影响全球发展的八大因素之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包括对政府行为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参与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项目、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从事咨询和信息活动、在不同利益冲突角色之间充当调解人等等。在很多国家，非政府组织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旅游业是仅次于石油业和汽车业的全球第三大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2007年，跨国游客总数达到创纪录的9亿人次，直接旅游总收入超过8000亿美元。跨国旅游是一个晚近现象。地理大发现和环球旅行为国际旅游业开拓了路线，工业革命带来的大众普遍富裕为旅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外出”（day out）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英语里，在当时，国际旅行是贵族和经济精英的专利，出国旅行被看成是生活富裕和闲暇时间充足的象征。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飞机大规模投入民用，直接造成国际旅游成本降低，而且旅行速度更加快捷，从那时起，国际旅游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国民收入来源之一。对旅行者而言，出国旅游能够使他们身临其境体会异国文化，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与目的国进行直接交流，给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跟外国游客面对面，对本地人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心灵冲击，本地人将自己跟外国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和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入境国往往改造本国传统文化，打出“民族牌”，将地方文化包装成特色商品，兜售给外国游客。因此，国际旅游联系了地方和全球、入境国和出境国、经济和文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国际移民的数量大约在2亿人左右，占世界总人口的3％，11个发达国家接收了40％的国际移民 〔15〕 ，这些国际移民大致包括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难民等等。跟我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国际移民并非母国里最穷的人，国际移民需要家庭海外关系、资金和人际关系，二战后，国际移民的趋势是从南方迁到北方，从穷国迁到富国，从前殖民地迁往前宗主国。21世纪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移民政策收紧，合法移民数量减少，非法移民数量增多，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移民接收国，目前每年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合法移民，据估计其数量在900万至1300万之间。国际移民既有积极影响，也会造成负面后果。对母国来说，移民汇款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球移民汇到母国的款项高达2250亿美元，2007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达11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伴随汇款而来的，是新知识、新技能、新管理手段，这些都将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国际移民造成人才流失，接收国往往只对熟练工人和高科技人才感兴趣，并不参与对人才的培养，留在母国的是最穷的人和最缺乏技能的人，这又加剧了母国的贫穷。对接收国而言，国际移民弥补了劳动力短缺，大量从事本国人不愿意做的高危险和低收入工作，国际移民以年轻人为主，这推迟了接收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国际移民很难在短期内培养起对接收国的文化认同感，对社会整合提出挑战，本国人对移民的歧视又加剧了社会矛盾。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但也往往是种族冲突严重的国家。
旅游和移民之外，还有很多跨国行动者，他们的目的形形色色：有人受跨国公司委派去往目的国从事经济活动，有些企业主和银行家为了赚取更高利润而出国实地考察，有人为了赚取非法利润而在黑市上从事非法交易，记者为了采访而出国来到新闻发生的地点，运动员出国参赛，电影演员出国拍片，歌手展开全球巡回演出，建筑师出国参与建筑设计和建造，学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跨国行动者都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异国，从而加强了全球文化交流。全球化造就了一张网，将世界每个角落、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跨国组织和跨国行动者正是编织这张网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开始？关于全球化的出现地点，一般没有争议，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从欧洲开始的，伴随西方文明扩张而向世界其他角落扩散。正是由于全球化是起源于欧洲的进程，所以我们当下对它的讨论需要特别警惕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优越感。
关于全球化的开始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距今大约10万年前开始，早期智人从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从原始部落到现代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自从有人类历史起，全球化就开始了。这种观点的批判者认为，它将全球化等同于人类历史，忽视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一个有着特定时间范畴的特定概念，如果全球化真的等同于人类历史，那么为什么直到400多年前，“global”才进入我们的语言？
第二种观点认为，15世纪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全球化进程。马克思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受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大多持这种观点。罗伯森将全球化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16〕 ：
（1）萌芽阶段（1400年—18世纪中叶）：重要事件包括格利高里历法流行、日心说、地理大发现和对人性的肯定；
（2）初始阶段（18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民族国家出现、国际协议出现、国际机构发展、民族主义抬头、举办国际博览会，在这一阶段末期，非欧洲国家进入（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问题开始出现；
（3）起飞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国际联盟的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诺贝尔奖、时区制和世界时间、大众媒体的影响力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
（4）争霸阶段（20世纪20年代—6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的成立、冷战、原子弹爆炸；
（5）不确定阶段（20世纪60年代—90年代）：重要事件包括冷战结束、全球机构和运动在数量上大增、全球流动越来越频繁、全球意识的出现和增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核武器扩散、人类实现登月、第三世界的发展、全球性媒体公司的出现。
如果为罗伯森加上第六个阶段，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进入对抗阶段，主要事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反全球化运动、原教旨运动、恐怖主义、互联网、媒介融合。
罗伯森的研究立场是站在批判一方的学者，他关于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分期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他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他的划分完全参考了西欧（后来加上美国）历史，没有能够从他所倡导的“全球化”视角来对待地球上每个公民都参与的历史。
关于全球化出现时间的第三种观点以吉登斯为代表，他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产物，伴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性向世界扩散而出现了全球化现象。 〔17〕 吉登斯提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股推动力量，这三个方面相互强化，重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时空分离导致了统一的时间制、历法和地理坐标，使得我们能够精确确定时间和空间，为个人与陌生人的互动奠定统一的坐标轴；脱域意味着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分离出来，从地方环境解脱出来，具有标准化形式的象征符号系统能够在不同环境下进行交换，即使是面对陌生人，个人也能够进行交换，同时个人开始信任专家，哪怕他是个陌生人，这在前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来，相距遥远的个人之间能够进行复杂互动，这直接促使了全球化的到来。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性”时期，出现了世界社会（a world society），个人面对着已经全球化的社会体制，现代性进入了全球阶段。因此，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物质资源的积累直接结盟，它是现代性的延续而不是中断。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1989—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曾经与西方对立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瓦解之后，加入了起源于西欧的全球化进程。有人认为，如果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和六分之一的土地（俄罗斯）被排斥，那么就不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顶多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相互联系加强的国际化，因此，全球化开始于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是第四种观点。
在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与此有关的概念，如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主义（globalism）等。这些概念从字面上并不难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
世界主义的词根“cosmopolitan”来自两个希腊单词：“cosmos”和“polls”。“cosmos”的意思是普遍的，尤其是作为有顺序的整体，而且也是一套有序的观念和所有经验。“polis”的意思是一个城市或国家。“cosmopolis”从字面上来看指的是一个世界城市（a world city），虽然这个意思在古希腊并不存在。“polites”这个词的意思是公民。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一个人宣称自己是“cosmopolitan”，这就意味着他是世界的一个公民，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自己母国的人，或没有民族归属或偏见的人、四海为家的人。“cosmopolitan”的引申义还包括“旅行和文化混合带有令人激动的迷人特征”，或“心胸宽广、天主教的、开放心态、彬彬有礼、见识广和精于世故”等等。马克思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德文原文为“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翻译成英文就是“Cosmopolitans of the world, unite！”
世界主义和地方性，被认为是全球化过程的两种表现方式，汤姆林森 〔18〕 根据与地方性的关系来定义世界主义，认为它意味着能够同时住在全球和地方里。虽然个人总是居住在某个特定地方里，然而世界主义居民会认为自己是全球居民，他关心的是全球问题，他的行动依据是整个世界而非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世界主义都被看成是一种态度、意识、观点。
在西方学术界，世界主义概念由于它的精英主义立场和西方视角而饱受批评，比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笔下“80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英国人福格可能没有太多世界主义意识，而他的印度妻子可能比丈夫更具有世界主义意识，因为她余生的每一天都将在远离祖国几千公里的地方度过。讨论全球化现象时，比世界主义更加中立的另一个概念是全球主义。按照罗伯森的说法，全球主义就是把世界当作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 〔19〕 当我们考虑问题时，从全球立场而非个人或国家立场出发，将全球当成一个统一整体来考察，并且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力争实现平等交流，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具备全球主义意识。但也有人认为，对全球化问题持天命论态度的观点就是全球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全球主义被当做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代名词，时常受到左翼学者的批评。
全球化并不是某种单一、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理论群，围绕着全球化这一现象，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
工业革命使得原本差异极大的欧洲各国文化开始出现了相似性，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泛欧政府，并且通过一本评论杂志《环球》（Globe）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在古典社会学家里，他最早看到了全球化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人类的统一，那么普遍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古典社会学家里，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描述和论证无疑是最生动、最全面的，身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开始且日益紧密的时期，他从经济角度入手理解全球化，最早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全球化后果，多次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而是使用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这些提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一书中，在分析“世界历史”时，马克思提到了他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20〕 可见，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普遍交往，彼此联系增强，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 〔21〕 这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最完整的论述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22〕 世界市场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并且使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使得其他非经济方面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
资本从本性上会导致世界市场的出现，所以，“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 〔23〕 。在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动力来自资本扩张，而且首次提出了全球化进程里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说：“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 〔24〕 又说：“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 〔25〕 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这两类经济全球化的运作方式，而且看到了跨国公司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批判者。跟后来受其影响的依附理论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强烈批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充满了内在的辩证法。 〔26〕 他曾经举例，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具有双重使命，除了破坏之外，还有重建。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下残酷野蛮的殖民统治，但也承认殖民统治从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揭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但并不否认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
总而言之，通过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将导致全球化这一必然结果，并带来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他对全球化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
20世纪上半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造成的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矛盾。按照列宁的看法，造成国家间战争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争夺利润，而在于国家间确立霸权。战争爆发以前，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然而残酷的战争打破了这一期望，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危机。一战后，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版，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批评了当时甚为流行的西方中心论，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描述，预言它终将走向没落。作者提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八种文化平行发展，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自己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不能说有优劣和高下之分。
战争也促使学者们重新认识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19世纪末，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约翰·霍布森在《帝国主义》（1902）一书中提出，当政府不仅保护资本家的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市场，还维护殖民地上本国国民的利益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各国的武装竞赛，这样一来，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俨然成形。
马克思本人基本上只针对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分析，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提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27〕 在列宁阐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里，有三个都意味着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跨国活动，因此，他是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来定义帝国主义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中都可以看出列宁的影响。
1．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西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繁荣恢复了西方由于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摧毁的自信，同时，出于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考虑，区域研究开始流行，第三世界受到重视，在5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流行。跟全球化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在美国主导世界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现代化理论，隐藏着西方优越论，这一时期所鼓吹的现代化可以简单看成是西方化的别名，实际上为西方社会开脱了对非西方社会落后所应负的责任。现代化理论主张一元的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社会制度不合理，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获得成功，鼓励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经典现代化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然而进入60年代，它遇到新的挑战。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产生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深受传统社会影响的东亚并没有衰退，反而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些现实直接对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新理论开始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其中跟全球化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2．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由拉美学者于60年代提出，代表学者包括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比什及其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长期在拉美教学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巴西学者卡多索、智利学者法莱托、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等人。
受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极，即中心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与边缘地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中心与边缘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被依附与依附的关系，中心国家通过制定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不平等的产业分工来剥削边缘国家，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依附理论的激进派曾经一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出路是进行社会革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现自立，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首次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理论，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但是，依附理论概念混乱、论证不严密，其核心概念“依附”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依附既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也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现实结果，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且，依附理论仅仅从外部寻找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没有考虑内部原因，将不发达国家简单地“一刀切”，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无法解释诸如亚洲“四小龙”等在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的经济腾飞现象，鼓吹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这一出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
3．世界体系理论
1974—1989年，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正式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认为现代化理论试图从国家层面解释世界史，缺乏世界眼光，因此注定是不成功的；同时，他也批评依附理论过于机械，无法解释诸如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运动这类问题。他采取了新的观察视角，用世界体系代替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考察16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借鉴了年鉴学派的方法，把世界历史同地区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他提出，人类历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16世纪以来形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维度，世界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后两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追求普遍性的科学文明。他在依附理论“中心—边缘”二分法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地区，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这一模式广泛存在于世界经济体、政治体和文化体内，半边缘地区既受中心地区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地区，但是，半边缘地区既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也可能后退为边缘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地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并使之边缘化，财富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中心和边缘的不等价交换和不平等国际贸易关系，保证了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同时扩大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呈现出周期性节律（cyclical rhythms），即由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而引发的世界体系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世界体系大约每40—50年重复一个周期，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在世界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化，而且也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使得世界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受到世界体系周期性节律的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内容宏大，历史感厚重，自成一体，对当代世界的某些认识尤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这一理论引起的争议也不少。首先，世界体系理论没有提供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区分标准，比如，二战后刚独立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属于半边缘还是边缘地区？
其次，沃勒斯坦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他认为，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世界政治体中的地位，然而现实是，二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冷战时期的苏联是政治强国，经济上却存在严重问题。
第三，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里的每一个关键概念都先入为主地赋予了某种功能，比如他认为世界文化体的目标是将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特殊文明变得普遍化，实质上是维护中心地区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使得世界体系理论对很多现象的推测难免片面化。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过分看重外部因素，它提出，单个国家的地位和发展受到世界体系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因而忽略了具体国家的特殊发展过程。
第五，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沃勒斯坦的目光只看到过去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没有看到在五百年之前，亚洲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在亚欧贸易中欧洲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为欧洲送来了贵金属，恐怕欧洲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因此，曾经身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立场发生重大转向，转而批评沃勒斯坦理论里潜藏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
第六，通过论证世界体系内三个等级结构之间的流动性和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发展，沃勒斯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他同时又说，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过多且无规律、缺乏活力时，当危机严重到无法保证扩张时，现有世界体系就将走向终结，被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然而，新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如何产生？沃勒斯坦对于新体系的设计带有空想性和模糊性，在否定现有体系之后无建设，最终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与怀疑论。
罗伯森说过，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时代，也正是在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预言，从那个时期至今，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不仅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而且也进入学术界，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大致分成三类：极端论、怀疑论和变革论。 〔28〕
1．极端论
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经济全球化正在建构新型社会组织，终将取代传统民族国家，市场将成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治理结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融合，被视为新的世界秩序出现的证据，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国家或者无法控制自己领土上发生的一切，或者没有能力满足自己公民的要求。
极端论阵营内部可以大体分成两类：一方面是欢呼个人自由和市场原则的、目前在西方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有时被称为全球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某些激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前者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后者持批评态度，尽管存在着分歧，两者还是有着一系列共同特征的，即将经济因素看成是全球化的决定力量，忽视了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其他因素，尤其是作为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竟然被忽视。
代表性的极端论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和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等人。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1990）一书中，福山提出，全球化通过三种方式来终结冲突：世界统一为单一的全球市场使得国家和个人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强，降低了相互攻击；民主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政治框架，政府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消费文化的全球扩散缩小了文化间的价值观差距，理解多于冲突。 〔29〕 大前研一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认为从四个I（investment——投资、industry——工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individual customer——消费者个人）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正在消失，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无国界的社会，我们都要具备世界公民的眼光，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2．怀疑论
怀疑论者主要包括汤普森、赫斯特（Paul Hirst）及韦斯（Linda Weiss）等人，他们使用19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数据，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试图证明极端论者夸大了全球化事实，建构了一个全球化神话，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怀疑论者认为，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国家依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管理者，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家的主导地位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不是要摆脱国家，相反，正是在国家的支持下，经济全球化才有如此瞩目的成就。极端论无法解释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南北差距，造成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这一事实，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抛弃国家这一有效工具来规范和限制全球化的负面后果，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却加剧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态。
赫斯特和汤普森（1996）用翔实的数据表明，现在的国际经济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比如用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主要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开放度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30〕 世界经济主要集中在欧洲、亚太和北美三个地区内部的相互交流，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升级了的区域化。但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这并不能说明汉语超过英语成为全球语言；同样道理，即使计算出西方国家在90年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一战前的水平，也无法体现出贸易在这两个时期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必须承认，当代国际经济与一战前有着显著不同：一战前，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大部分地区或者自我封闭，或者被封锁，没有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际金融流量大大超越了一战前的水平，尤其是证券业和外汇交易发展迅速，虚拟资本总量超过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3．变革论
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变革过程，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大规模变化，全球相互联系的程度前所未有，国家、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变革的世界。
变革论的代表学者包括罗伯森、吉登斯、贝克、罗西瑙、卡斯特尔等人。这些学者对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评价不同，对全球化未来走向整合还是分类也各持己见，但他们都承认，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开放地、动态地理解它。
关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变革论者既不同意极端论者的民族国家终结论，也否认怀疑论者的国家权力加强论，他们认为，全球化正在重组和调整国家的权力及功能，新的治理结构正在代替传统的国家形态，至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不再是治理的首要形式。这不一定说明国家被削弱，相反，国家需要找到合适的战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更具积极作用的国家的出现。
1993年，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来华访问，在演讲中，德里克教授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上。他提出全球化具有几个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讲稿后来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创刊号上，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31〕
以“全球化”为题目的中文图书，首次出现在1995年，其内容涉及经济全球化。 〔32〕 9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开始增多，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虽然因为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而逃过一劫，但是，无论是在金融界和经济界，还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竟然对此次危机的原因和过程所知甚少，竟然没有人能够就此次危机发出独立而有贡献的声音，这一情况刺激了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全球化现象。香港也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1998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在当今全球化世界里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标志着中国参加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由此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于1999年推出的“全球化译丛”和“全球化论丛”系列，既翻译引进了西方经典著作，也有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专著，也有论文集，基本涵盖了全球化研究的多个领域。全球化研究在中国萌芽和流行，本身也说明了全球化对我们的深刻影响。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以全球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它做现象学上的判断和分析，第二类以全球化为背景，关注当下中国的变化。
就第一类研究来说，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33〕 ：
（1）怎么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主导势力？全球化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发展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全球化将促进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还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模仿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全球化会造成各国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保持独特性和多样化，还是会带来同一性和西方化（美国化）？
（2）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将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冲击和后果？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最先发端的，在中国也是如此，因此早期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全球化现象。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时间愈长，深度愈深，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当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最先表现出来的是文化保护主义逻辑，担心国外文化产品会削弱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领域，保护主义心态更加明显，未成年人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该拥有纯洁而美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并非全是成年人所期望的后果，于是未成年人被当做必须保护的特殊群体对待。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全球价值观和全球文化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鼓吹超越国界和社会制度的普遍化的全球文化。
（3）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来提升国内经济和世界地位这一现实迫切的目标，直接催生了大批实用型研究，为中国迎接全球化提供了策略和办法。全球化被看成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历史进程，如何更积极主动地利用机遇、规避风险、促进发展，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国学者研究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将“全球”与“中国（本土）”视为对比的两极，站在“中国（本土）”这一极看“全球”那一极，“全球”是“中国（本土）”的一面镜子，对照着“全球”，我们可以看出自己的落后、差距、焦虑和希望。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偃旗息鼓、90年代思想界分化和论争不断的背景下，我国学者放弃了拥抱西方这一立场，转而采用更谨慎、更冷静、更务实的态度考察全球化进程。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期以来存在于学界的“谈到全球就是在谈西方、谈美国”这一现象得到学者自觉的关注，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以前的冷点地区，如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的东北亚三国（朝鲜、韩国、日本）、长期被忽视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冷战结束后的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等等。中肯地说，多元视角一定优于单一视角，因为多元视角会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和更多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有两个趋势引人注目：第一，它正超越传统的“中—西”范式；第二，它正超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 〔34〕 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无论我们对全球化研究有什么看法，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追问我们头脑里习以为常的共识和常识，我们在追问和回应中，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发出了更自主的声音。
注释
〔1〕 参见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
〔2〕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 参见Roland Robertson, "The Relativization of Societies: Modern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 Robbins, W. Shepherd, and J. McBride, eds., Cults, Culture, and the Law, Chicago: Scholars, 1985。早在1983年，罗伯森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全球化的论文，但他使用了“globality”这个用法，考虑到罗伯森在早期全球化研究里的重要地位，如果他坚持使用“globality”，也许今天我们会更多地讨论“globality”而不是“globalization”，关于这篇文章，参见Roland Robertson, "Interpreting Globality" , in his World Rea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enside: Pennsylvania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83。
〔4〕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2页。
〔5〕 参见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64。
〔6〕 参见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Meadia, London: Blackwells, 1995, p. 149。
〔7〕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1页。
〔8〕 参见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p. 5。
〔9〕 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0页。
〔10〕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4日、《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9日、新华网2008年6月18日。
〔11〕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8年3月13日、新浪网2009年6月24日、搜狐网2009年6月24日“禽流感疫情”专题。
〔12〕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哈利·波特”辞条。
〔13〕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
〔14〕 这16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是：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另外两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
〔15〕 参见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6〕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20页。
〔17〕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5页。
〔18〕 参见汤姆林森：《全球化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19〕 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32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2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页。
〔2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653、495页。
〔26〕 参见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27〕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28〕 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29〕 参见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0〕 参见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1〕 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90—102页。
〔32〕 《人民日报》1998年3月10日。
〔33〕 参见陈彪如：《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思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 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90—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