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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历史哲学的理论立场与他本人的政治、伦理观点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早年是研究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文化史和教皇史的专家。 〔69〕 然而，怀特自陈，“一直以来，我对于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过去比之我自己去研究过去要更有兴趣”。 〔70〕 正是这种兴趣和广泛而深厚的知识储备，使得他能够左右逢源，利用传统的学术资源（如维柯的思想）和各个学科的当代成就，铸成了在《元史学》中开始成型的那样一套历史著作的分析范畴。
1966年刊于《历史与理论》杂志的“历史的重负” 〔71〕 一文，是怀特在历史哲学领域发表的第一篇重要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他此后的理论取向。怀特心目中19世纪上半叶那一历史学的黄金时代的史学家们、尼采、布克哈特和法国存在主义，都给他的思想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影响。布克哈特洞察到，生活和历史实在的实质不过是混沌一片，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力图施加形式于混沌之上，尽管这样的形式不可能持久不变，而只能是赋予混沌的质料以转瞬即逝的意义。怀特对此感同身受。生活的本质就是矛盾和冲突，意义只在于人们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来决定赋予原本混沌的生活以何种形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学，不能把过去、把历史的实在表现为对于人们而言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相反的，“康德年迈时说得很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构想‘历史’，正如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历史”。 〔72〕 人们不仅有面对现在和将来时作出选择的自由，人们在面对过去和历史实在时，也有选择的自由。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唯有人们能够自由地构想历史，过去才不再是人们的重负，现在和将来也才能真正向人们的自由选择敞开。用凯尔纳发挥怀特的话来说，人们是通过选择他们的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的（Men choose who they are by choosing who they were）。 〔73〕 历史学应当给予人们的不是束缚和限制，而是解放和自由。《元史学》中所提供的各种解释模式，以及对19世纪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个案研究，在怀特看来，就证明了人们在构想历史时所拥有的自由。有人指责怀特的比喻理论是一种语言学的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因为在这一理论的视野中，人们在思考历史时似乎注定了只能够在语言的几种比喻类型（从而在有限的历史解释模式）中作出选择。怀特反驳说，在某一文化中流通的符码给人们施加了限制，这与人们能够在这些符码中间有着作出选择的自由并不矛盾。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的，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而是在某种被给定的条件下来开始他们的活动的。历史话语的创造也正是如此，人们构想过往历史时所具有的自由，也当这样来理解。 〔74〕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过：“从前的问题是确认生活是否非得有一种意义来让人们活下去，而今已经很清楚，倘若生活没有意义的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怀特则把这句话修正为：“倘若生活所具有的不是单一的而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意义的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 〔75〕 按怀特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历史没有意义，人们只能够创造意义来施加于历史实在本身；但我们更可以说，历史所具有的不是单一的意义，而是多种多样的意义，我们可以面对历史意义的丰富性并从中作出选择。历史学的任务（或重负）正是揭示历史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帮助人们得到解放和自由。19世纪上半叶乃是他心目中欧洲历史学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为何为历史学的重负提供了最好的回答：
（他们）都将历史学家的重负视作是将人们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道德义务。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对一切时空都有效的具体的道德体系，而是承担了特殊的任务，要启发人们意识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永远部分地乃是具体的人类选择的产物，因而是可以在那同样的程度上被进一步的人类行动所改变的。历史学因而就让人们对于每一完成了的选择之中的能动因素保持敏感，教导人们变化不可避免。 〔76〕
而历史学那个黄金时代的特质就在于：
19世纪早期是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学联合一致，共同致力于把握法国革命的经验。那一时代的成就中最引人瞩目的还不是“历史感”本身，而是所有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乐意跨越将各个学科彼此分隔开来的疆界，敞开胸怀使用启人心智的隐喻来组织实在，无论它们缘于何种特定的学科或世界观。 〔77〕
怀特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抱负，就在于要驱使“历史意识敞开胸怀，重新建立它与诗学、科学和哲学的宏大关怀的联系，而激励着19世纪黄金时代那些卓越的实践者和理论家的，正是这样一些关怀”。 〔78〕 可以说，怀特所深心向往的，乃是史、思、诗的融合。但在他对历史叙事的讨论中，较好地论述和发挥了的乃是史与诗的融合，而科学性、哲学性的“思”的成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贬抑和排斥。
历史叙事乃是历史写作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形式，很少有人对此会有异议。然而，历史叙事毕竟不是历史写作唯一的形式，这一点也很少有人能够否认。于是，对历史叙事的探讨是否就能穷尽以历史写作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的范围，就成其为我们在讨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时难免要碰到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传统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芮格丽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 〔79〕 ，又如怀特自己小试牛刀时对德国史名家泰勒［A. J. P. Taylor］一段在传统史学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文字的分析 〔80〕 ），已经表明是卓有成效的。另一方面，不少人（如曼德尔鲍姆）认为，叙事史的写作只能限于表现渗透了个人意图的行动过程，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即便对于那些反对叙事的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而言，即便对于以研究长时段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题的历史著作而言，其历史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历史叙事并就此展开分析，这一点已为卡拉德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文本的出色的研究 〔81〕 所证明。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叙事与集体行动、叙事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关联，已经成为了《元史学》之后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所要致力探讨的问题。
怀特的历史哲学讨论叙事问题，首要的是将历史著作作为言辞结构和文学作品来考察，历史叙事成为他整个理论反思的焦点。如果说，在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范畴内，人们讨论叙事，主要讨论的是单个的陈述（statement），如丹图对叙事语句（narrative sentence）的探讨，怀特对历史叙事的讨论则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text）。这种研讨对象的转变，使得怀特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与更多的理论创获和洞见。对叙事与历史解释、叙事与人类行动、叙事与（社会经济）结构、叙事与历史实在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当代历史哲学最为核心和前沿的关注点。就此而论，怀特所启动的叙事的历史哲学，为传统历史哲学主要问题的讨论重新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安克斯密特曾经批评说，当代历史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历史研究，而较少涉及历史的叙事性写作。 〔82〕 在他看来，大致可以说，分析的历史哲学乃是关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哲学，而叙事主义（narrativism）本质上是对于历史写作的一种唯美主义的研究路数（aestheticist approach）。 〔83〕 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已经呈现出了论题近乎耗尽、要想做出创造性的工作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怀特的工作、尤其是他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历史哲学实现叙事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哲学的学术范式，使得原本在分析的领域里已经近乎山穷水尽的历史哲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内，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已经有不少人在谈论“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衰微” 〔84〕 了，而1971年问世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重新把“正义”问题置于政治哲学的核心地带，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重新开辟了一个学术发展的平台，使其面貌焕然一新。怀特的工作对于历史哲学的意义，正可以方之于罗尔斯的工作之对于政治哲学的意义。无怪乎安克斯密特会说，怀特令史学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倘若没有他的工作，史学理论可能已经陷入了被人遗忘的尴尬境地了。 〔85〕 如果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领域内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争论就是，历史学学科以何种程度本质上乃是认知、理解、解释和重建过去的一种叙事性模式” 〔86〕 的话，怀特毫无疑问地乃是引导实现了这一学术转型的最为关键的人物。
注 释
〔1〕 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参见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载其《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译本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根据的是英文原本。
〔3〕 转引自海登·怀特：《形式之内容》（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4页。
〔4〕 布罗代尔：《论历史》（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Sarah Matthews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第11页。
〔5〕 年鉴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而著称的孚雷（Francois Furet）的一篇理论纲领性的论文，就题名为“从叙事史学到问题导向的史学”（“From Narrative History to Problem-Oriented History”），载杰弗里·罗伯茨编《历史与叙事读本》（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6〕 该书中译本为《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7〕 见劳伦斯·斯通“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in 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和霍布斯鲍姆“叙事的复兴：一些评论”（Eric Hobsbawm,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in Geoffrey Roberts ed., 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8〕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4．康德认识论的命题是说“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
〔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
〔1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x-xi.
〔11〕 海登·怀特：“文学理论与历史著作”，载《比喻实在论：对模仿效果的研究》（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4页。
〔12〕 海登·怀特：“文学理论与历史著作”，载《比喻实在论：对模仿效果的研究》（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3页。
〔13〕 怀特有时在“事件（event）”和“事实（fact）”之间进行了区分，见他为《元史学》中文版所作前言（第6页），又见《比喻实在论》（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第18页。
〔14〕 参见怀特：“叙事性在表现实在中的价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载《形式之内容》（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7.
〔16〕 参见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章“问答逻辑”。
〔17〕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9．怀特这三组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式，是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产物。情节化的四种模式，来自于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论证的四种模式来自于哲学家斯蒂芬·佩珀（Stephen Pepper）的《世界的假设》（World Hypotheses: A Study in Evidence），意识形态蕴涵的四种模式则来自于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
〔18〕 在“历史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一文中，怀特又将形式论的论证改称为“个别描述式的（ideographic）”的论证，见其《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66页。
〔19〕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69.
〔20〕 “米什莱试图将浪漫剧的情节化与形式论的论证和显然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同样的，布克哈特运用讽刺剧的情节化和情境论的论证来服务于一种明显是保守主义而最终是反动的意识形态立场。黑格尔在两个层面上来构思历史的情节——微观层面上是悲剧，宏观层面上是喜剧——两者都通过诉诸有机论的论证模式而获得了合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读他的书可以得出要么是激进主义的、要么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见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29-30。
〔21〕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0.
〔22〕 参见詹金斯《论“什么是历史”：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中有关怀特的部分。詹金斯是怀特理论极为激进的支持者，但他也认为怀特的比喻理论是其理论中最难把握的，并将意识形态蕴涵的因素在史学实践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了更基础的地位。
〔23〕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1.
〔24〕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p. 71-72.
〔25〕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40-41.
〔26〕 对怀特比喻理论的详尽探讨，参见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7〕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92.
〔28〕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4.
〔29〕 以下对四种“比喻”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运作的说明，部分参考了詹金斯《论“什么是历史”》中的讨论，见该书，第169—170页。
〔30〕 在有的时候，怀特更多地将不同的比喻类型与论证模式联系起来（如在《元史学》中将隐喻与形式论的论证、转喻与机械论的论证、提喻与有机论的论证相对应，见该书，第36页）；而有的时候又更多地将不同的比喻类型与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联系起来（如在收入《比喻实在论》一书的“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一文中，将比喻类型与情节化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与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分别一一对应，见该书，第11页）。在怀特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中，对比喻类型与不同概念化层次的关联的理解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取向，前者如詹金斯（见前引书有关怀特的部分），后者如怀特的批评者卡罗尔，见其“解释、历史与叙事”一文，载《历史与理论：当代读本》（Noël Carrol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 in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31〕 参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p. 92-93。
〔32〕 黑格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自己的历史哲学为神义论（theodicy）的，因为过程中一切的恶都在最终达成的善中得到了解释。
〔33〕 在本文中，我们按怀特的方式区分了真的（true）和实在的（real）。后者指客观历史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而前者指解释或表现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34〕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45.
〔35〕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pp. 11-12.
〔36〕 通常中文中译为“虚构”的“fiction”一词，在这里并非凭空臆想，“向壁虚构”之意，而是强调其中创造性、建构性和想象性的成分，可说是“构”而不“虚”。与在法学理论中使用该词时的译名“拟制”有相通之处。
〔37〕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90.
〔38〕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59.
〔39〕 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 in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4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xii．这里和下段文字中的“历史哲学”，其含义相当于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
〔41〕 参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46。
〔4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29.
〔43〕 Ibid., p. 433.
〔44〕 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曾暗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元史学》视作一种“历史文本的文学理论”。见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他的访谈，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52；中文本，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45〕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 97.
〔46〕 按汉斯·凯尔纳的说法，那就是要以隐喻的方式（metephorically）来看待怀特的比喻理论。见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他的访谈。
〔47〕 在《话语的比喻》的“导言”中，这种努力最为清晰可见。但不少论者认为他的努力并不成功，参见坎斯特纳：“海登·怀特的历史写作批判”，载《历史与理论》（Wulf Kansteiner,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2, 3 [1993]）。
〔48〕 海登·怀特：“对夏蒂埃教授四个问题的回应”，载《史学史》杂志（Hayden Whit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Chartier's Four Question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7 [1995]）。
〔49〕 他是文学理论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一种——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代表人物。
〔50〕 “过去的存在是历史话语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而我们确确实实可以撰写历史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过去的充足证据。”（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p. 1）
〔51〕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44.
〔52〕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94.
〔53〕 “有谁会真的相信，神话和文学虚构就没有指涉实在的世界，讲述关于它的真理，并提供有关它的有用的知识呢？”（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p. 22）
〔54〕 怀特在接受埃娃·多曼斯卡的访谈时所说，见《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8页。
〔55〕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84.
〔56〕 见其“解释、历史与叙事”一文，载《历史与理论：当代读本》（Noël Carrol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 in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57〕 同上。
〔58〕 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研讨会论文集，见索尔·弗雷德兰德尔编：《探索表现的极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9〕 在这本书中，德国人被描绘成猫，犹太人被描绘成老鼠，波兰人被描绘成猪。参见怀特的论文“历史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的真理问题”，载《比喻实在论》（"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Figural Realism）。
〔60〕 同上书，第30页。
〔61〕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p. 5；又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84.
〔62〕 见安克斯密特《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的“导论”。
〔63〕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p. 12.
〔64〕 同上书，第8页。
〔65〕 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载其《历史理性批判论集》。
〔66〕 汉斯·凯尔纳：“二十年之后：对于元史学之几种含义及其视野的解说”，载《史学史》（Hans Kellner, "Twenty Years After: A Note on Metahistories and Their Horizons", Storia della Storiaografia, 24 [1993]）。
〔67〕 参加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an.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1, 1984, Vol. 3, 1988。此书三卷本中的第2卷是讨论文学虚构中的叙事问题的，第1、3两卷则讨论历史叙事。
〔68〕 见其著作《时间、叙事与历史》（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其基本论点见其论文“叙事与实在世界：对连续性的论证”，载《历史与理论：当代读本》（"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in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 Vann ed.,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69〕 汉斯·凯尔纳在“秩序的基石：海登·怀特的语言学人文主义”（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i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一文中，从怀特早期的史学著作出发，讨论了他的政治和伦理观点。詹金斯在《论“什么是历史？”：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中也探讨了怀特历史哲学的意识形态蕴涵。
〔70〕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页。
〔71〕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7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37.
〔73〕 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i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p. 197.
〔74〕 如法国文化史名家夏蒂埃就有这样的批评，参见海登·怀特：“对夏蒂埃教授四个问题的回应”，载《史学史》（Hayden Whit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Chartier's Four Question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7 [1995]）。
〔75〕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50.
〔76〕 Ibid., pp. 48-49.
〔77〕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42.
〔78〕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38.
〔79〕 芮格丽：《历史表现的修辞：三种法国革命的叙事史》（Ann Rigney,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ree Narrative Histor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0〕 见其“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性想象”一文，载《话语的比喻》（"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81〕 卡拉德：《新史学的诗学：从布罗代尔到夏蒂埃的法国历史话语》（Philiphe Carrard,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82〕 F. R.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 9.
〔83〕 安克斯密特：“论历史学的进步”，载《史学史》（F. R. Ankersmit, "On Historiographical Progr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2 [1992]）。
〔84〕 这是沃林在他被誉为影响了一代政治理论家的著作《政治与视界：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连续与革新》（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一章的标题，此书初版于1960年。
〔85〕 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中对安克斯密特的访谈，第76页。
〔86〕 见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为其所编《历史与叙事读本》所作的“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