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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作为对历史学学科性质进行理论反思的史学理论，必须高度关注和尊重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安克斯密特一直将自己的理论视作是历史主义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内中的主要缘由就在于，“史学理论往往太急于从别的地方挪借东西……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自己为着阐明历史写作而提出的唯一一种史学理论”。 〔66〕 但是，在安克斯密特看来，之所以说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科，有着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更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得与过去遗留给我们的素材打交道，这些素材可以在经验上加以证实或者证伪。然而，在可以将其视为旨在表现对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这一意义上而言，历史学也是一门经验性学科” 〔67〕 。
在埃娃·多曼斯卡看来，“史学理论中一直就有一种努力，想要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是解释模型。在语言哲学的主导下，发挥这一功能的是叙事、话语和隐喻。如今，在‘历史学人类学化’之时，经验范畴以及其他与之相伴的范畴——诸如崇高、记忆、意识——可能会决定性地更新历史哲学。” 〔68〕 然而，历史经验真能成为取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新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吗？史学理论家们对此有着不同的反映。
一方面，诚如迈克尔·罗斯所说，“即便是在泛文本主义（pantextualism）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人也意识到，在语言的樊篱之外，还有着崇高”。 〔69〕 比如，戈斯曼（Lionel Gossman）在对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所可能具有的“精英主义的蕴涵”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对于某种未经中介的经验的寻求，“对于既定的范畴而言，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并且甚而不可或缺的校正和批判。它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当作‘知识’的东西的局限性。” 〔70〕 与安克斯密特的新探索同步，近十余年来，对于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崇高、创伤、历史记忆的探讨，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71〕 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见得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经验成为史学理论核心范畴的赞同。（比如，吕森高度重视危机、创伤与历史意识形成机制的关联，但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思维而言，经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范畴，因为它缺少具体的时间性，而那是历史思维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72〕 。）然而，先于语言而为语言所无法驯化的历史经验，毕竟已经越来越成为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这无疑显现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领域的一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少人对于历史经验的可能性本身还心存疑虑，而要让历史经验成其为史学理论新的核心范畴，更是许多人所无法接受的。迈克尔·罗斯的态度就很典型，在他看来，“语言的大潮消退之后，会留下很多东西，然而，我看不到其中会有经由我们灵魂中深层而本真的某些东西而达成的、纯正且直接的与过去的关联。当下性的东西无从复原，而创伤也并非史学理论的根基所在” 〔73〕 。而在我看来，不同于高度个人化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终归是要以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概念工具来进行交流和传达的一个学术领域。一种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了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将会给人们对此种范畴的交流、传达和推论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让理论反思触及自身的有限性，让语言运用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这当然都是理论思维中极其可贵的品质，然而，对于在这样的有限性和界限之外人们还有可能触及的东西，总还是需要尽可能地以概念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和揭示，而这正是安克斯密特付出的努力还显得太有欠缺而令人不能餍足的地方。就此而论，历史经验能否成为历史哲学新的核心范畴，难免让人心生疑虑。
与史学实践和历史写作相关的问题就是，历史写作如何能够展示历史经验？至少，采用日常语言而进行的叙事，就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微观史、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诸多著作——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和《奶酪与虫子》——之所以广受公众的欢迎，就在于它们以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方式，让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往的人们是如何经验（体验）他们那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的。近年来，西蒙·夏玛的《死亡的确定性》等著作 〔74〕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以自传形式写成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75〕 以及他的一系列以中国历史为题的著作，都受到了西方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些著作，虽然在史料征引上都沿袭着历史学的家法，然而，单从文字风格上却难于将它们与文学作品、与小说分辨开来。日常语言构成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这一功能。
安克斯密特自陈是受到微观史史学实践的触动而开始思考历史经验问题的，然而，正如我们所已经表明了的，他的历史经验概念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其内涵也极为含混。要以语言来表达他更重视的那种超出语言之外的“崇高”与“0创伤”的历史经验，恐怕就是日常语言所力不能及的了。安克斯密特曾经以赫伊津伽、荷尔德林、卢梭等人为例，来表明语言超出其常规限度的可能性。比如，他就颇为细致地解析了赫伊津伽在其名作《中世纪的衰落》前言中的一段话：“在写作本书时，就仿佛我的双眼凝视着夜空的深处，——然而，那是一片满是血红色的天空，又带上了震慑人心的铅灰色，散发着虚幻的黄铜色的光芒。” 〔76〕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正是这种遍及赫伊津伽全书的诗性的语言，以及他创造出来的很多新词，使得他得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其历史经验。
海登·怀特在其进入史学理论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历史学的重负” 〔77〕 中，就曾批评当时历史学的尴尬状况：历史学在面对科学家的压力时，辩称自己是艺术；而在面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攻击时，却又辩称自身是科学。然而，它所采用的科学和艺术的样板，却都是早已过时了的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观念。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就提出：
要谈论历史编纂的文学形式，我们就得将历史编纂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相提并论。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学家们依旧在使用非常传统的叙事方式。我们知道，小说的叙事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地道的现代叙事形式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弗朗兹·卡夫卡的小说。你能够想象一个历史著作的片断表现出此种现代性吗？……我们还要追问历史编纂与就像我们在卡夫卡那里所看到的地道的现代叙事形式相比拟的可能性。我们并没有很多例证，是用类似于此种文学中现代叙事的形式来表现历史的。 〔78〕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启迪：诗的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超越以19世纪小说为样板的叙事方式，成为历史写作力图把握历史经验的一个工具。在这方面成功的努力虽然尚不多见，却无疑是历史写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79〕
吕森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影响和效应持有谨慎的保留和批判态度。然而，他也区分了历史研究中较好的和较坏的两种后现代主义。较坏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无视历史学家法和历史学家技艺，将人们与过去之间的关联视作武断而任意的，真理和合理性也不复存在。而较好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则“意味着根本上对于各种视角的强调。于是，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历史这样的东西；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仅只有真确可靠的见解。此种批评开辟了多重视角的前景。它将更多的话语元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整个营生之中。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是件好事。” 〔80〕 安克斯密特（当然还有怀特）没有像一些极端人物那样走到否认历史学学术规范的地步，而是依然保留了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认可和尊重；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下，过去因为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编排组织的，也变得是不确定的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来任意地支配过去，而是要受到各种限制（比如说史料的限制、史学规范的限制等等）；在他们的理论观照下，历史学传统的真理和合理性概念受到动摇和重新界定，然而并未就此被抛弃不顾；无疑，他们的理论给史学研究中多种视角的进入提供了基础。可以说，尽管安克斯密特的诸多立场观点中并非没有缺陷和内在冲突，却无疑是我们在企图给历史研究注入更多活力、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时，值得认真借鉴和思考的理论资源。
叙事的历史哲学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我们暂时还无法下结论的事情。但是，一方面，即便安克斯密特本人以“历史经验”为核心范畴的史学理论新思路，也还是由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崇高、0创伤、记忆等概念在史学理论中日渐彰显其重要性，却无疑表明了这一领域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史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史学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也给越来越注意理论取向的史学实践造成了影响。由叙事实体而历史表现再到历史经验，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嬗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乃至史学实践的发展趋向。
注 释
〔1〕 见本书第一章。
〔2〕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Hague, 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3〕 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此书收入了波兰学者埃娃对当代多位重要史学理论家的访谈，尤其参看其中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访谈。又见立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詹金斯的《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詹金斯与埃娃所访谈的诸多理论家一样，都将怀特视为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4〕 参见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西方近现代历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5〕 安克斯密特曾提出，要区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德国解释学传统和柯林武德一系的英美解释学传统，前者致力于对于文本的解释，后者则是要说明有意图的人类行动。他又将后者称之为分析的解释学（analytic hermeneutics）。见其“当代英美历史哲学的困境”，载《历史与比喻学：隐喻的兴衰》（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第50页。
〔6〕 安克斯密特给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这一冠名——“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就相当于我国史学界通常所说的“历史认识论”。
〔7〕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55.
〔8〕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8页以下。
〔9〕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55.
〔10〕 同上。
〔11〕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p. 62, 67.
〔12〕 “在历史研究的哲学与某一历史叙事的构成成分（各个陈述）之间有着某种亲和性。在历史写作的哲学与整体而言的历史叙事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关联。”见安克斯密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载《历史与比喻学：隐喻的兴衰》（"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35）。
〔13〕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89页。
〔14〕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 99.
〔15〕 也正因为如此，安克斯密特需要不断地对理查德·罗蒂等人对于将语言实体化的批评提出反驳。
〔16〕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40.
〔17〕 Ibid., p. 37.
〔18〕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39. 这里提到的阿诺德·汤因此是后来那位同名而更著名的《历史研究》作者的叔父。
〔19〕 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历史与理论：当代读本》（Frank Ankersmit, "Reply to Professsor Zagorin", in Brian Fay, Philip Pomper, Richard T. Vann eds.,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第212页。此书收入了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此文所引发的扎格林的批评以及安克斯密特的反批评。
〔20〕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39.
〔21〕 Frank Ankersmit, "Reply to Profes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p. 208.
〔22〕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41.
〔23〕 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38. 安克斯密特为了避免距离常识太远，又往往强调，叙事解释不能脱离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历史学争议既关涉到叙事解释，又关涉到过去实在。见同书，p. 72。
〔24〕 Ewa Domań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 75.
〔25〕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71. 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论点受到了库勒（J. Culler）的影响。
〔26〕 安克斯密特：“论历史学的进步”，载《史学史》（Frank Ankersmit, "On Historiographical Progress",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22 [1992]: 103-107）。安克斯密特思维和文风的一个颇为遭人诟病之处，就是他爱下极端性的断语，而不顾及理论立场的一贯性和史学实践的某些常识。比如，他在别的场合，在将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进行区分之后，就曾毫不犹疑地下过与此处颇为矛盾的断言：“历史学中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历史研究的进步。”（《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89页）
〔27〕 Ewa Domań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p. 77-78.
〔28〕 如菲利普·卡拉德：《新史学的诗学：从布罗代尔到夏蒂埃的法国史学话语》（Philippe Carrard,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p. 45.
〔30〕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1〕 安克斯密特近年来颇用心于政治哲学，“表现”（representation）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方面他已出版的著作有《审美的政治》（Aesthetic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政治表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此外，在他应《重思历史》杂志之邀所写作的思想自传中，对他政治哲学方面的基本思路也有所阐述，参见"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7:3 (2003), pp. 413-437。
〔32〕 安克斯密特：“语言学转向：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历史表现》（Frank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第41页。
〔33〕 Frank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32-33.
〔34〕 Ibid. , p. 45.
〔35〕 Frank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33.
〔36〕 Ibid., p. 62.
〔37〕 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违背总是有着一个容忍限度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相对于整体历史图景而言，相关描述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这应当是史学理论应该对史学实践加以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38〕 Frank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44.
〔39〕 Ibid., p. 63.
〔40〕 Ibid., p. 284.
〔41〕 见《历史表现》“导言”部分，p. 22。
〔42〕 见《历史表现》“导言”部分，“语言学的转向：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一文，p. 38。
〔43〕 同上书，p. 36。在该书“结语”部分，他也还谈到，应以相对的合理性（relative plausibility）来取代语言哲学中的真实性这一概念（p. 248）。
〔44〕 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p. 55.
〔45〕 扎米托：“安克斯密特与历史表现”，载《历史与理论》杂志（John Zammito, "Ankersmit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44 [2005], p. 164）。同一作者对安克斯密特早期理论立场的批评，见其“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历史学：对‘不透明性’的夸张”一文（John Zammito, "Ankersmit's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Hyperbole of 'Opacity'",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46〕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09页。
〔47〕 丹图就曾经有过很辛辣的评论，说是历史哲学对于专业的哲学家而言，就仿佛军乐对于专业的音乐家一样，是天赋欠缺的业余人士才干的事情。见安克斯密特的自述，"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7:3 (2003), p. 433。
〔48〕 见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导论”部分（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
〔49〕 安克斯密特：“后现代主义对过去的‘私有化’”，载《历史表现》（Frank Ankersmit, "The Postmodernist 'Privatization' of the Past",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 162）。
〔50〕 见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导论”部分，p. 4。
〔51〕 早在1992年5月接受埃娃·多曼斯卡的访谈时，他就说道：“［史学理论］对于语言和话语的着迷让人厌倦。……该是变换主题的时候了，我个人更青睐于历史经验的范畴。”（《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318页）
〔52〕 见安克斯密特的思想自述，"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7:3 (2003), p. 428。
〔53〕 同上。蒙塔尤是勒华拉杜里所研究的13世纪的法国小山村（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弗留理（Friuli）是金兹堡《奶酪与虫子：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宇宙》中磨坊主梅诺丘（Menocchio）所居住的意大利村庄（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 byJohn 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9）。
〔54〕 他甚至说过：“……我对于微观史的解释可能太慷慨了些，微观史的思想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且那种时尚不过是一时的怪事而已。”见其思想自述，"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7:3 (2003), p. 428。
〔55〕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金兹堡对自己的研究也曾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我的想法，是要表明研究一个弗留理的磨坊主对于弗留理之外的读者以及潜在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例证可以提出更大的问题来。”（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就《蒙塔尤》、《奶酪与虫子》和她本人的《马丁·盖尔归来》说过：“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同上书，第74页）
〔56〕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51页。
〔57〕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93页。
〔58〕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93页。
〔59〕 安克斯密特：“赫伊津伽与经验过去”，载《崇高的历史经验》（Frank Ankersmit, "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115）。
〔60〕 Ibid., p. 125.
〔61〕 在史学理论领域中，也许还是海登·怀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见其“历史解释的政治：规训与去崇高化”，载《形式之内容》（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62〕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载《崇高的历史经验》（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318）。
〔63〕 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集，见索尔·弗莱德兰德尔编：《探索表现的极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4〕 见其思想自述，"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7:3 (2003), p. 433。
〔65〕 这是安克斯密特在其“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这一篇影响颇大的论文中所反复论及的意象，见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Contemporary Readings, pp. 175-192。
〔66〕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98页。
〔67〕 安克斯密特：“赫伊津伽与经验过去”，载《崇高的历史经验》（Frank Ankersmit, "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137）。
〔68〕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318—319页。
〔69〕 见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为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所作书评，载History and Theory, 46 (2007), p. 66。
〔70〕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237页。
〔71〕 以史学理论领域中的若干著名理论家为例，拉卡普拉近年来出版的新著就有《表现大屠杀：历史、理论、创伤》（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奥斯威辛之后的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和《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The Johns and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还可参考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的论文“此刻‘不再’”和耶尔恩·吕森（Jörn Riüsen）的论文“危机、创伤与认同”，二文均收入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72〕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88—189页。
〔73〕 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所作书评，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46 (2007), p. 73。
〔74〕 Simon Schama, Dead Certainties: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New York, Knopf, 1991.
〔75〕 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吴根友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76〕 Frank Ankersmit, "Huizinga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135.
〔77〕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载《话语的比喻》（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78〕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76—177页。
〔79〕 近年来，《重思历史》杂志倡导历史写作的新尝试，并将相关的历史写作汇编成了《重思历史的试验》一书（Alun Munslow, Robert A. Rosenstone ed., Experiments in Rethinking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其中有的篇目是自传体写作的历史片段，有的采用了时间顺序任意穿插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还有的大量运用诗歌语言。
〔80〕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