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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亦即分析的历史哲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颓势，在学术成就上呈现出“回报递减”的现象。如果从1973年《元史学》的出版算起来，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发展至今也有三十余年了，在它的身上，是否也会重演认识论历史哲学被它取代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局面呢？事实上，我们虽然很难下这样的断语，仿佛叙事的历史哲学已经面临着范式的转换；然而，近十几年来，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进一步得以推进的同时，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这一领域内，也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这在安克斯密特的身上得到了最为清晰不过的体现。
撇开思辨的历史哲学不论，主要以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为考察对象的历史哲学，曾经在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者的手上，成为当时哲学探讨的热点和前沿。而覆盖律模型和逻辑关联论证（或者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分析的解释学”）二者的争论，虽然也引起了主流哲学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科学哲学和行动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延伸而已，覆盖律模型的主要提出者和论证者亨佩尔和波普尔，本身就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哲学家。哲学领域中开始启动的语言学的转向，在各个领域中所向披靡，而在历史哲学的领域中却姗姗来迟。历史哲学最终实现这一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得归功于海登·怀特的努力，而文学理论对于海登·怀特的理论构建而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诚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史学理论大多数时候往往不过是将其他领域——比如科学哲学、文学、美学等等——内的发展转换到史学理论的领域”。 〔46〕 从这一点看来，历史哲学大多数时候不能进入更加普遍的哲学和理论探索的主要舞台，就并非无缘无故的了。 〔47〕
然而，此种对于其他领域理论成就的“挪用”，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安克斯密特就此评论说，当代历史哲学，“主要地乃是试图将语言哲学所取得的成就，转移到历史哲学之中。历史哲学极为温顺地让自身接受语言哲学的引导和启迪……无论如何，对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结果就是一种‘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史学理论，过去的极度的‘他者性（otherness）’……就这样被摒弃了” 〔48〕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安克斯密特强调，作为历史学家工作最终产物的“叙事实体”或者“历史表现”本身乃是语言实体，它们虽然与过去有着相关性，却并不指涉过去，他的这一基本论点与“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立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安克斯密特在这里又提示我们，语言作为一种理智化的工具，它在帮助我们把握实在的同时，也有着将实在化约的倾向，让我们忽略了其中无法被语言所捕捉的层面。所谓“言不尽意”的说法，就指示了语言的有限性。所谓“得鱼忘筌”，就是要让人们通过表层的语言来揣度无法以语言来表述的东西。由此可以断定的是，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语言综合体，它就必定在像怀特所说的“驯化过去”，将过去实在的“本身”转化为适合于我们的目标和意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于那一过去的破坏。安克斯密特说：
因此，我们不免要为着伽达默尔坦白得惊人的断言而震动，他说：“我们知道对某种经验的掌控意味着什么，就仿佛此种直接性变得可以交流，并且正是为此种努力所消除。”这样说来，被语言和文本所破坏了的、被语言的先验性所“驯化”和“挪用”了的，就是我们对于实在所拥有的先于语词的经验……于是，经验的维度就是最可能在表现中丧失的东西。 〔49〕
历史文本帮助我们透视过去，然而，历史学家的语言本身又构成了对于本真的历史经验的威胁，毕竟，有着太多的历史经验是无法被“语言的囚笼”所捕捉的。历史学家是否可以真正地“得鱼忘筌”，透过文字记录和各种历史遗存，而“进入到与过去之间的某种实在的、本真的和‘体验式的’关系之中呢？” 〔50〕 这就成了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所亟须探讨的问题。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安克斯密特在沿着叙事转向的路数继续其理论探索的同时，却又很早就提出了史学理论应该转向“历史经验”范畴的主张。 〔51〕
促使安克斯密特提出要以“历史经验”作为史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原因，首先是史学实践所带来的疑问。历史学家用来给过去赋予意义的主要工具是融贯性和统一性，这是安克斯密特核心的理论观点之一，而“此种观点受到了大约20年前由诸如金兹堡、勒华拉杜里、泽蒙·戴维斯和梅迪克等人所撰写的所谓微观史（microstorie）的质疑……因为这些微观史总是关注于微小的细节而完全不考虑统一性和融贯性……它们似乎与我关于历史写作的性质和目的所说的一切都相龃龉” 〔52〕 。于是，安克斯密特就对微观史提出了他自身的解释。除了将微观史解释为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状况下碎片化（fragmentation）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之外，
我想要一种更加让人满意的说明，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它们与传统历史写作关联起来。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传统历史写作体现了语言对于世界的胜利（既然统一性乃是历史学家语言而非世界的属性），微观史则给我们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在其中，语言令其自身服从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因为微观史所要做的，似乎是暂时地打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樊篱，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在13世纪的蒙塔尤或者16世纪末的弗留理必定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起来，微观史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种对于过去的“经验”。 〔53〕
应该说，安克斯密特对于微观史的观察有失公允和准确 〔54〕 ，仿佛将对于地方性、小人物的关注，视作是与融贯性、统一性无法相容的了。究其实而论，真正成功的微观史从来就不会没有其内在的大关怀。伊格尔斯就曾评论说，“……‘整体的’或‘全球的’历史这一向往，已经是束之高阁了。但是历史学并未被转化为一滩毫不相关的个体的堆砌。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和德国的微观历史学家们尽管是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 〔55〕 然而，回过头来说，当今西方史学中所出现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确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曾就此指出：“当我们考察与历史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历史写作时，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变化。此种变化我可以描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到内、从被视为一个进步过程的历史到人们所经验的历史的转向。” 〔56〕 人们如何经验（体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这一经验如何不同于我们对于自己世界的经验，的确成了这些史学论著的关注点，也成其为它们不仅得到专业史家的关注、也受到广泛的社会公众欢迎的原因所在。
除了史学实践提出的问题之外，当前西方主流哲学的领域也在呈现出某些变化的趋向。比如，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就曾表示，他期待着当代哲学发生一场变化，由语言哲学转变到“一种关注于我们如何经验世界并且因而对其产生意识的意识哲学”，而安克斯密特注意到，“如果考虑到近十年来英美国家所撰写出来的有关意识的著作的数量，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期待”。在他看来，“当代历史写作可以给史学理论家们提供一个绝好的起点，来提出这种取语言哲学而代之的有关经验的理论”。 〔57〕 因为，历史写作最能够表明，从语言到经验的转换过程中，什么东西最为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哲学也许就能够在其将历史经验作为核心范畴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引领整个哲学领域发展的新阶段。
于是，史学实践中关注过往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等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史学论著的大量涌现；哲学视野转换给历史哲学带来了契机，使其有可能因为对历史经验的关注而进入学术舞台中心，而不再是置身边缘作为其他领域理论的试验场；就都成为安克斯密特力图将“历史经验”作为核心概念而重新阐发一套史学理论的学理上的原因。除此之外，当代西方社会氛围和后现代思潮对于个人性、私密性的东西和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人生体验的强调和重视，以及安克斯密特本人也许怀有的超出海登·怀特所奠定、而他自己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叙述主义思路之外而开辟历史哲学新视野的雄心，也都在这一核心概念的转换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安克斯密特的大量论述中，“历史经验”这一范畴却显得相当含混模糊，让人难以把握。一方面，就在安克斯密特眼中呈现了历史经验的新史学而论，其中的重要著作大都关注于和现当代形成巨大反差的、相对比较静态的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这些论著所展示的人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历史经验，虽然与我们距离遥远，却仿佛是完全可以通过常态的叙事性语言而为我们所理解和贴近的。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从一开始就又仿佛给历史经验带上了某些神秘的色彩，他说：
［历史经验］指的是某种对于过去本身的经验，它们被歌德、米什莱、赫德尔、梅尼克、赫伊津伽和汤因比这样的诗人和史学家描述过，给他们所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迹，并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关于过去的看法。历史经验是一种最吊诡的经验，因为一方面，只有对于过去有着深刻认知的历史学家似乎才能得到这种经验，它不会出现在rudis tyro［新手］身上。……然而，另一方面，从这些历史学家们对于他们的历史经验的陈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这些经验彻头彻尾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那也就是历史学家的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经验到了如其所是的、an und für sich［自在而又自为］、没有被现有的历史或史学知识中介过的过去。在历史经验中，人们经验到了过去的极端陌生性；过去在这里不是知性的建构，而是以通常被归之于崇高（the sublime）的那同一种当下性和直接性所经验到的实在。 〔58〕
安克斯密特还谈到，某些过往流传下来的物品中，保存了“过去本身”，“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过去就现身于它所留存给我们的物品之上”。 〔59〕 然而，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历史学素养，人们就无法对赫伊津伽所说的那种“过去的召唤（the past's call）”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又必须虚己以待，在让历史经验呈现给自身时，“历史学家就暂时地‘忘却’了他常常沉浸其中的历史学语境。在那个片刻，存在的只有过去本身，它以不同寻常的直接性和当下性向他展现出它那近乎于本体性的赤裸之身。对于过去这一历史经验的对象而言也是如此：它同样急切地奔向历史学家，挣脱了缠绕着它的纽带……” 〔60〕 于是，足够的对于历史学语境的把握是获取历史经验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历史经验本身又是在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时才能呈现出来的。尽管安克斯密特一再强调，历史经验的获取之中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非理性”的成分，给人留下的却难免正是这样的印象。
如果说，金兹堡和勒华拉杜里等人的论著，是以让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而可以亲近的方式，让我们经验到他们所描绘的过去的话（这大概正是很多人阅读这些论著的感受），安克斯密特在这里却又强调，历史经验让人们经验到的是过去的陌生性。在前者那里，经验与语言之间似乎并没有严重的隔阂，语言让我们贴近经验；而在后者那里，没有语言的帮助，我们无法接近过去，但在逼近过去的最后一刻，语言却成了一个在最后时刻我们必须抛在一边、否则就无法贴近过去本身的累赘。这样看来，历史学家的语言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关系就并非可以一概而论的。但是，我们从安克斯密特的论著中所看到的，却是他越来越强调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而他笔下所谓的历史经验，也距离比如说微观史通常所描述的日常经验越来越远，仿佛只有禀有“崇高”和“创伤（trauma）”特性的经验，才配称之为历史经验。
从柏克和康德以来，美学范畴中的“崇高”就带有一种内涵，那就是它与优美（the beautiful）不同，后者是受限制而有形式的，前者则是无限制也无形式的，因而是任何通常范畴都无法把握的对象。在当代史学理论尤其是安克斯密特这里，崇高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指的是过去实在当中那些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和范畴所无法加以“驯化”的部分。 〔61〕 麻烦的是，经验本身先于语言，经验中那些崇高的部分是语言所不能驯化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又无法离开语言而对他们所见识到的“崇高”有所言说。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的是，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要保持沉默；安克斯密特却写了厚厚一大本《崇高的历史经验》来专门讨论这一不可言说的东西。
“在很多方面，崇高乃是‘创伤’这一心理学概念在哲学上的对应物。” 〔62〕 创伤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口，难以用有意义的方式将它纳入对自身生活的叙事。历史表现在对待人们所遇到的创伤时，就会碰上历史学家语言有限性的问题。大屠杀这一事件，就最为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历史表现在对待创伤主题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成为许多理论家讨论创伤与历史写作之间关联时集中考察的论题。 〔63〕 与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人倾向于将创伤主要看作个体经历——即便大屠杀是犹太人集体经历的一场浩劫，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单个个体的内在和外在的遭际——不同，安克斯密特所关注的创伤，则是西方文明所经历的断裂，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秩序的消解和法国革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创伤与西方文明中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变迁息息相关：
用不着说，诸如这类的创伤经验一定是历史写作最有力而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创伤导致了一种意识——我们的集体命运就在自己手上（而非上帝手中），并且因此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于历史带来的灾难的全部责任，与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相伴而来的，就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一种新品类。再就是，就如众所周知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集体创伤，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主义，那是我们至今仍然在其中写作历史的史学范式。 〔64〕
这就引出了以下的问题：首先，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往往呈现的是相对静态时期的历史经验，而在安克斯密特这里，与“创伤”和“崇高”相关联的历史经验，则更多地与断裂和突变联系在一起；其次，作为史学理论家中以最为鲜明不过的立场将自己标举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安克斯密特，对于历史学的碎片化，对于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由大树而树枝、再由树枝而到满地飘零的树叶 〔65〕 ，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伤感和惋惜。然而，对于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这类西方文明所整体经历的创伤的关切，却似乎显示出了对于某种宏大视野的倾心和眷恋；再就是，大屠杀这样的创伤，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崇高”之物之难以纳入通常的语言和理解范畴，而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的创伤带来的却又是历史意识的突破和历史写作的高峰。这样一些相互难以调和的因素，以安克斯密特与崇高和创伤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经验”概念，是不大好加以充分的解释的，这也表明，他的这一概念实在过于含混模糊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