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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早年亦信佛法。隋炀帝大业初，尝为子世民祈疾造像，时太宗年九岁。
高祖起义之初，曾在华阴祀佛求福。及即帝位，立寺造像，设斋行道。
武德二年，于京师立十大德，统摄僧尼，其见于僧传可考者有保恭、慧因、海藏等。
秦王平王世充，稍借嵩山少林寺僧之威力。
武德七年，敕许僧法雅发京寺骁悍千僧用充军伍
，则僧人亦为帝王所利用。
时有太史令傅奕者，数上疏请除去释教。前此隋朝佛道之争，文帝时李世谦有三教优劣之论，炀帝时有惠净、余永通之问答，不一而足。
武德七年奕上疏亟言佛法害国，谓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齐襄，足为明镜。奕好老庄，且尊儒学，疏中亦致意华夷之辩，疏有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武德至贞观间，傅奕于反佛至为尽力。曾上书十一条于高祖
，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助之者有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言论想颇倾动一时，故佛教徒亦谓当时，“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
。其时护法之首领，则称法琳，作《破邪论》以弹奕疏。
附和者有沙门普应、慧乘等。
双方辩论，至为激烈。故高祖于武德九年春，下诏询皇太子曰：
朕惟佛教之兴，其来自昔。但僧尼入道，本断俗缘，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理应尽形寺观，履德居真，没命释门，清身养素。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条犯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虽有严科，违者都无惧犯。以此详之，似非诚谛。今欲散除形像，废毁僧尼，辄尔为之，恐骇凡听。佇子明言，可乎不可。
诏下，朝臣赞否不一。揣高祖本意，实欲从傅奕之议，全灭佛法。惟一因恐骇凡听，二因帝起义之初，曾凭借佛法。裴寂进谏略云：“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今陛下……欲……毁废佛僧，……理不可也。”
且太宗亦以为不可（详下）。又因道士败检与佛徒同，遂下诏沙汰僧尼，并及道士。诏曰：
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
时武德九年（626）五月也。
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事竟不行。
太宗虽未行武德毁法之诏，但贞观初年，叠有检校。《续高僧传·明导传》谓，贞观初导行达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导以德声久被，遂应斯举。
又《智实传》谓，贞观元年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又《法冲传》谓，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云云。
又《法向传》谓，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
观此则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严峻也。
自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猜忌佛法，恒加讪谤。卿作《十异九迷论》，喜著《显正论》。贞观中，释法琳乃作《辩正论》八卷以驳之。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破难释宗。慧净、法琳，又复作答。当时唐帝自谓为老子之后，故道士之气甚张。而常因定佛、道之先后，致生二教争执。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指斥《辩正论》，谓实谤皇室。
帝下诏汰沙门，并下琳于狱按问。琳辩答往复，语极质直，其言有曰：
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xdc4e;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
后太宗降敕，谓汝所著论，言念观音者，临刃不伤，朕赦汝七日，尔其念哉。七日旦，复敕问。法琳答曰，七日以来，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并曰：
琳所著《辩正》，爰与书史符同。一句参差，甘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
后太宗卒免其死，放之蜀部，于道中卒，年六十九。
傅奕在贞观朝仍极力反佛。贞观六年，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又言佛法妖伪。
太宗常临朝谓傅奕曰：
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
奕对曰：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太宗颇然其言。
近世颇有谓太宗弘赞释教者，即欧阳永叔亦惜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评此为“中材庸主之常为”
。但唐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如睿宗时辛替否反佛之疏及武宗毁法之诏均引太宗为法式（详下）。上文谓太宗颇然傅奕之言，实亦其乏笃信之明征。太宗讨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寺僧人，然及破洛阳，乃废隋朝寺院，大沙汰僧人。
武德中，法琳著《破邪论》，上书太子建成，有曰：“殿下往借三归，久资十善。”而上秦主书中，则仅颂其文德，未言信佛，是亦太宗本不信佛之证。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
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
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十有余寺。今所知者，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征高丽后，于幽州立悯忠寺，均为阵亡将士造福也。
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
贞观初年，延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或仅为圣朝点缀，但似亦有政治关系（说见下）。综计太宗一生，并未诚心奖挹佛法，仅于晚年或稍有改变。此或在僧人之败德，道士如秦世英之进谗。
但太宗所以抑佛者，亦更有其理由。
一曰，帝崇文治，认佛法无益于平天下。贞观二年，太宗语谓侍臣，梁武父子好释老，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曰：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故贞观五年，诏僧道致拜父母，则仍以礼教为先。
贞观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萧瑀曰：
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
。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按：瑀为梁武后人）。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
二曰，帝自以为系李老君之后，故尝先道后佛。亦自谓不好老庄玄谈，神仙方术。贞观二年，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又云：“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然敦本系、尊祖宗，其有益于治化，自不待言。故贞观十一年诏有曰：
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于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
总之太宗所为，如为阵亡者立寺，为高祖、太穆皇后造福，盖皆具有政治作用。《佛道论衡》载贞观十五年，太宗躬幸弘福宗，与僧人论佛道先后，有曰：“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云云，此皆从其政治需要出发也。
故其于佛法，虽“非意所遵”，但仍未为傅奕、秦世英言论所动，而毁法者，盖一则视佛法为“国之常经”，明主以不扰民为务，二则帝留心学问，旁及释典，亦常与义学僧接。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实等。
瞻“内通大小，外综丘坟，子史书素情所欣狎”。贞观初召入内殿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太宗之重明瞻，非仅因其为高僧，实亦因其为大学问家也。其余慧乘等，皆博通内外，涉猎子史，故为太宗所接纳。然最为其所敬重者，则为玄奘法师。
贞观十九年春，玄奘法师归自西域。凭绝人之毅力，博得西域各国之隆礼。其学问，其事功，其令誉，其风仪，均足欣动人君。
然奘师初到，请立译场，搜擢贤明。太宗曰：“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玄奘固请乃许。
夫翻译佛典，六朝视为国之大事。遑论二秦之译，门徒三干，太宗知之已熟。而隋朝兴善、上林之规式，犹近在人耳目。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请。据此可知其对于译经，非有热诚。按贞观初年，波颇至自西突厥，朝廷曾为之立译场。审波颇初至，太宗适欲远交近攻，思联西突厥。波颇深得叶护信伏，或因此为太宗所垂青。而其译经时，僧传虽言礼意优厚，然时沙门灵佳即论其事曰：“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
而道宣于《波颇传》亦一则曰：“其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再则曰：“人丧法崩，归#xdf9d;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吾人观乎波颇译经之萧索，而应恍然于太宗谢绝奘师之请之故也。
太宗自征辽之后，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遂颇留心佛法。亲制《圣教序》，敕令天下度僧尼，计一万八干五十人，均从玄奘之请也。又曾共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其兴趣似首在学问。崩御之年，数告法师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
可知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但察其对于奘师所以特加优礼，实亦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还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身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