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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包括九篇旧日的文稿，经过一个长时间，我终于决定把它拿出来付印了。解放初期，我不敢想它，也不愿提到它，更谈不上出版它了。以后，在和一些同志的谈话中，他们鼓励我把这些文稿整理出版；而我想，经过解放后党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照原样付印，总不大甘心。再后，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文化建设已进入高潮；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深受鼓舞，觉得应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因此我想，就是包含有错误照原样拿出来，也可以在别人的批评下，得到进步；如果别人能由其中取得一些材料，启发人看到一些问题而进一步加以研究，那更是快乐的事情。我终于克服了怕受别人批评的爱面子思想，将它付印，希望读者批评。
本书的九篇文稿，是在1938年到1947年十年中所写的。这些文章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如《图书季刊》、《学术季刊》、《哲学评论》、《清华学报》、《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学原》、《大公报·文史周刊》等。其中仅《言意之辨》没有正式发表，在昆明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散发。我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想写《魏晋玄学》一书，但以后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生活颠沛流离，无法写书，只能写些短篇论文发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至于原来计划，本在《流别略论》一章后，应有“贵无”学说数章，除王弼外，还应有嵇康与阮籍、道安和张湛等人的“贵无”学说；对向、郭崇有义本应多加阐述；原来计划还包括《玄学与政治理论》、《玄学与文艺理论》两章。这些本都在西南联大讲过，但未写成文章。《玄学与政治理论》的问题，解放后由任继愈同志根据原有讲演提纲用新观点加以研究，写成《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一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于《玄学与文艺理论》，仍希望任继愈同志不久写出。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过程中，王维诚、任继愈、石峻等同志都曾对我有帮助，附录是石峻同志所记录我的一次演讲稿，经修改成文，因此文体与前面不一致。近人陈寅恪先生、冯友兰先生等的著作于我很有教益。付印前的整理工作是由汤一介和杨辛等青年同志帮助我完成的。
对本书内容我也想陈述一些意见。
如说本书尚有出版价值，那只是因它提出了若干可以注意的资料，指出了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言意之辨”）。
然而这些论文都是原封未动的拿出出版，只作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因此读此书者应充分注意到本书的错误和缺点。各篇多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当时所能利用的书籍和时间都有限，因此在材料上未能作彻底研究，在叙述上也未能作充分的发挥。更主要的是在理论上所用为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
过去我以为自己的观点是很客观的，但实是在主观上同情唯心主义。只由以下几点就显然可以看出。
其一，由汉学到魏晋玄学的变动，无疑应注意到汉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对当时正统哲学的斗争所起的巨大作用，例如扬雄、桓谭、王充、仲长统等人，但在我的文章中这些人的思想就没有怎么谈到，这实是一种抹杀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二，在我的文章中对王弼哲学思想很加称赞，其主要的理由是在乎他的学说打击了汉代的“元气一元论”，而建立了神秘主义的超时空的“本体一元论”（无）。
其三，至于在魏晋时期的思想领域内，我简直未想到可能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如在向郭思想中所包含的）；欧西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实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魏晋时期“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争论是否也应由这一角度去研究；当时佛学历史中有部（毘昙，成实）与般若空宗的对立，似也可这样来考虑。
以上诸点，我过去都未曾想到，现在也还无力详细研究，只好等待今后与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了。
195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