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毫无疑问，“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老新党”的“新小说”家有很大差别——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但我仍然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这里没有贬低“五四”小说的开创意义或拔高晚清小说的历史地位的意图，而是强调这两者的历史联系。“五四”作家并不讳言他们接受“新小说”的影响。林译小说曾经诱导一大批后来成为“五四”主要作家的青年学生倾心于外国小说 (62) ；梁启超的“小说改良群治”主张与“五四”作家的“文学为人生”论不无联系 (63) ；吴研人、李伯元、刘鹗、曾朴的小说更是“五四”作家讨论的主要对象， (64) 尽管评价不无偏颇；鲁迅、周作人模仿过林纾、梁启超、陈冷血的译笔； (65) 刘半农、叶圣陶更是从“新小说”阵营中冲杀出来的猛将……把这两代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目的是强调他们或多或少接受西洋小说影响，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传统小说，开始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
从纯文学角度考虑，晚清一代作家是不幸的。既没有明清小说独具一格的成熟，又没有“五四”小说前途无量的生气，即使四大名著艺术上也相当粗糙；而且这种“粗糙”还很可能并非作家自身艺术才华的限制，而是探索者学步者不可避免的“蹒跚”。但从文学史角度着眼，这一代作家又是幸运的。谁要是想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嬗变的内在机制，都不可能绕开这一代人。正是他们的点滴改良，正是他们前瞻后顾的探索，正是他们的徘徊歧路甚至失足落水，真正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艰难。他们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缺陷，以致严重限制了其艺术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可也正是这些矛盾和缺陷，给研究者把握中国小说的转变（包括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在追寻这一代人的苦恼和欢乐的心灵历程时，我们可以明显把握到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脉搏。离开这一代人的努力，“五四”作家的成功就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欧美文学的移植。
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里，创造两个新词是一场大仗，输入几个标点符号也是一场大仗 (66) ，转变中国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当然更是一场大仗。不像白话文运动那样营垒分明，不难分辨刀光剑影；也不像新诗运动那样声势显赫，一时颇为引人注目。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始终静悄悄地进行——这是一场以读者以及作家自身审美趣味为对象的艺术革命。没有硝烟战火，也不曾掀起轩然大波，倒不是因为没有“对手”，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双方都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语言。没有宣言的革命 (67) ，可能容易被忽视，可也减少了不少不必要的阻力。这是一场在似懂非懂、半开半闭状态下完成的小说革命。因此，我更多关注那些体现作家矛盾心态的半成品，以及那些体现作家朦胧的艺术追求的半途而废的创新。正是这点点滴滴的自觉不自觉的创新，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转变虽则步履艰难，可也似乎顺理成章，以至时人不以此为一场小说领域中真正的革命。至于半个世纪后的今人，则更可能因梁启超等人为“开局突兀”这样今天连小学生都可能了解的倒装叙述赞叹不已而嗤之以鼻，忽略了“新小说”家艰辛的探索。那是一个充满创造与迷误、欢乐与痛苦的艰难而又令人神往的历史进程。并非每个时代的作家都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迎新送旧的“过渡的一代”。出作家出作品固然值得庆幸，影响整个小说发展方向无疑更值得注意——即使没有奉献出多少成熟的杰作。
在这里，中国小说拐了个弯，从此进入了新的河道——在本书的论述范围内，即指采用了新的叙事模式。不难想象，就在这转弯处，会有许多值得仔细辨认的先驱者的足迹、迷路者的身影与牺牲者的躯体。
————————————————————
(1)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
(2) 《伊索寓言》明末有教会出的汉译本《况义》，1840年有广东出版的英文、中文、拼音对照的《意拾蒙引》。
(3) 参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
(4) 《点滴·序言》，《点滴》，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
(5)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
(6) 茅盾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鲁迅则说：“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关于翻译的通信》）。
(7)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
(8)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八，录自王晓传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
(9)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卷1号，1902年。
(10) 《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清议报》第63册，1900年。
(11) 伯耀：《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中外小说林》1卷15期，1907年。
(12) 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2卷5期，1908年。
(13)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中外小说林》2卷10期，1908年。
(14) 计伯：《论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广东戒烟新小说》7期，1907年。
(15) 《日本书目志》卷十四，上海大同译书局刊。
(16) 清人昭梿：《啸亭续录》，录自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17) 《谭瀛室笔记》，录自《中国小说史料》。
(18) 郎坤不懂此一规矩，居然“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难怪龙颜大怒，下令革其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参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和奕赓《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可就没人追问皇上又“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何以一眼看穿郎坤引的是“《三国志》小说之言”？
(19) 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1卷6期，1907年。
(20) 《小说新语》，《小说时报》9期，1911年。
(21) 《枕亚启事》，《小说丛报》16期，1915年。
(22) 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例外。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称，《革命军》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印刷二十多版，发行一百一十余万册。
(23)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7年。
(24)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25) 参阅表4。此表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统计时若一书数册同年出版，以一种计入；若一书分数册于数年出版，分别计入出版年度。重版不计。
表 4
(26) 东海觉我：《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小说林》9期，1908年。
(27) 参阅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
(28) 《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时务报》第3册，1896年。
(29) 参阅《新教育》5卷4期（1922年）刊登的《全国历年公私立小学校学生数表》、《全国各等学校学生数表》。
(3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31) 《洪罕女郎传·跋语》，《洪罕女郎传》，商务印书馆，1906年。
(32)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商务印书馆，1905年。
(33)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1902年），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34)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学堂生活》一文云：学校“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可学生只是把洋文当敲门砖，洋文照样学不好。
(35) 参阅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54—55页、230—23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再版；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35—43页，三联书店，1983年。
(36) 赵景深：《现代作家生年籍贯秘录》（《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年）从文研会会员的入会志愿书中抄录134号后23人简历，其中注明懂一门以上外语的有20人，余下3人中起码欧阳予倩懂日语。
(37) 耀公：《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中外小说林》2卷1期，1908年。
(38) 参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佚名：《读新小说法》等。
(39) (40) 佚名：《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6—7期，1907年。
(41) 据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统计，从1900至1918年共出版心理学译、著三十种。
(42) 参阅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
(43) 《批评与梦》，《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
(44)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创造周报》14号，1923年。
(45) 《风子》，《监狱》，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
(46) 沈雁冰：《人物的研究》，《小说月报》16卷3号，1925年。
(47) 《变法箴言》，《经世报》第1册，1897年。
(48)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自由书》。
(49)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
(50) 李鸿章：《选派幼童出洋肄业应办章程折》。
(51)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奏折》（1881年）。
(52) 参阅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
(53)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9期，1903年。
(54) 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教育杂志》4卷6号，1912年。
(55) 金一：《女界钟》，1903年。
(56) 《绍兴同乡公函》（铅印本，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57) 《学堂生活》，《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录。
(58) 《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
(59) 爱·摩·佛斯特：《小说面面观》中译本第146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
(60)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 Orientální, 25, 1957.
(61)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2) 参阅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周作人《知堂文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63) 参阅周作人《鲁迅先生纪念集·关于鲁迅之二》。
(64) 参阅《新青年》3、4卷上刊载的胡适、钱玄同讨论中国小说的一组书信。
(65) 参阅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与陈梦熊《知堂老人谈〈哀尘〉、〈造人术〉的三封信》中引录的周作人的信（《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12期）。
(66) 参阅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
(67)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都没有涉及小说叙事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