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虽说为人为己、成德成学、有用无用之类学术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至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比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的时代。这里着重剖析求是派主将章太炎在论争中的立场及其学术思路，间及其对手康梁一派的主张。
1915年至1916年初，章太炎口述《菿汉微言》，颇多玄理，论及治学时称：“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
章氏一生对学术研究到底该求是还是致用有过许多论述，似乎立说歧异，以致他刚刚去世，弟子姜亮夫和孙思昉就因评述其师的学术宗旨打笔仗。姜氏称：“先生学术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孙氏则录太炎先生《与王鹤鸣书》反驳，“是先生之学固以求是自揭矣”
。这场论争最后不了了之，因双方都言之有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是章氏晚年入室弟子，都对其师十分尊敬且有较深的了解，可论及其师宗旨时尚且大相径庭，这就难怪旁人觉得章氏学术思想不大好把握。
想当然的解释是章氏论学本就兼及求是与致用，弟子于是各执一端；或者章氏论学前后宗旨不一，弟子缺少通盘考虑。这两种解释都不无道理，可又都难以服人。首先，章氏论学宗旨大致前后贯通，说不上突变；其次，章氏的求是与致用有其特殊的界定，非单凭常识所能理解；最后，章氏深刻之处，正在于其对求是与致用之间微妙关系的诠释，这其间蕴涵着大转折时代学者的选择与困惑，已经超越个人之是非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