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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晋时期的清谈风气，历来的研究者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清谈与汉末清议的关联，也早为研究者注意。唐长孺先生在《清谈与清议》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对于清谈的意义的常见误解：
清谈的意义，后世常常认为即是虚玄之谈，仿佛清谈一开始即是谈老庄，例如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钱大昕也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宋明理学和魏晋玄学是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的，以之相提并论，自有其理由；但将老庄与清谈联在一起，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魏晋人并不作这样的了解。
我们知道当玄学还没有兴起，老庄之尚未被重视之先，业已有清谈一辞。所谓清谈的意义只是雅谈，而当东汉末年，清浊之分当时人就当作正邪的区别，所以又即是正论。当时的雅谈与正论是什么呢？主要部分是具体的人物批评，清谈的内容也是如此，既非虚玄之谈，和老庄自无关系。因为如此，所以在初期清谈与清议可以互称；魏晋之后清谈内容主要是谈老庄，但仍然包括人物批评。
唐长孺先生的论述提示我们清谈与清议以及清谈与玄风之间的关系，至少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简单。早期的清谈其实就是指清议，是以品评人物的清浊为基本内容的。魏晋之后的清谈开始以老庄之谈为主要内容，但也并非全无人物批评的取向。这一重要的论断，是有其确凿无疑的史料依据的。《世说新语》一书中的《识鉴》、《赏誉》和《品藻》等篇都是以品题人物为内容的。这一风气在玄学既盛以后的东晋，仍未改变。《世说新语·品藻篇》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到东晋时，品题人物仍是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世说新语》的记载看，清谈的主题是多方面的。《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一段话真实地复现了当时清谈的一般状况。从这条材料看，此时的清谈颇近闲谈，内容既包括哲学，也涵括历史及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概括起来，魏晋时期的清谈涉及的不外乎如下几方面内容：其一，一般性的哲学讨论。《世说新语·文学篇》：“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晏所举“胜理”的具体内容，今已无从参详，但大都应该是一些与哲学有关的玄虚的问题。从“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看，即使是以哲学为内容的清谈，主要关注的也不是义理本身的是非，而是谈辩的技艺。又，“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在清谈当中，义理本身似乎并无高下之分，关键还在于运思和辩论的能力。王衍反驳裴
，裴
就略有不敌。但当他人用王衍之理反驳裴
时，裴
又能够重新占据上风。由此可见，清谈的参与者们对于道理本身的是非高下往往并不措意，他们更关心的是辩论过程中才华的展现。其二，人物的品题。人物品评之风，兴于汉末。这种风潮的兴起无疑与当时的选官系统有关。随着曹魏初年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人物评价的标准和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唐长孺先生指出：“清谈家实在并非完全不谈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所载那些象征性的品题依然是另一种方式的人物批评，而且也作为中正选举的参考，只是不再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亦不具体指出其行为而已。”
《世说新语·赏誉篇》载：“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由此可见，清谈中的人物品题具有形成舆论从而左右人才举选的功效。其三，当时通行的一些话题。《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这则材料中提到的“才性”，就是当时清谈极为常见的话题之一。对于参与清谈所应具备的学养基础，《南齐书·王僧虔传》所引僧虔《诫子书》中有详细的论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
王僧虔所论“言家口实”，即是清谈中常见的话题。当然，《诫子书》中所列内容和话题应该是东晋以后的事。这些话题和内容有一个逐渐积累形成的过程。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此类话题很可能还并未具有后来的那种典范的意义。其四，典籍中某些疑难问题的理解。《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这里所说的“旨不至”一句当即《庄子·天下篇》中的“指不至”。又《世说新语·品藻篇》载《辂别传》云：“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声于徐州。冀州刺史裴徽举秀才，谓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彻，殆破秋豪，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曰：‘若九事皆至义，不足劳思。若阴阳者，精之久矣。’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皆明。”
可见，清谈当中多有涉及经典解释方面的内容。其五，某些近乎戏言的随机性话题。《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叹绝，以为名通。”又，“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汙。’时人以为名通。”
这两则材料中所说的“名通”，不过是一时机敏的应答，既非哲学上的洞见，亦非经学上的创发。
从上面的概括可以看出，清谈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内容可以纳入我们通常所说的“玄学”这一范畴内。而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上面罗列的第一、第三和第四类题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