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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玄学”来总括魏晋的思想，并非自汤用彤先生始。早在1934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初版时，已立“南北朝之玄学”二章。冯先生并指出：“自王充以后，至南北朝时，道家之学益盛。道家之学，当时谓为玄学。”
在1948年出版的英文讲稿《中国哲学简史》当中，冯先生更提出了“新道家”这个概念，以之来指称“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
。令人遗憾的是，冯先生对于这些概念均未作详细地阐论和分析，更未能指出魏晋时代新旧学风的区别。汤用彤先生在《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中，特别谈到了魏晋时期的新旧学风问题：“魏晋时代思想界颇为复杂，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确切的‘路数’，但是，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方向，或两种趋势，即一方面是守旧的，另一方面是趋新的。前者以汉代主要学说的中心思想为根据，后者便是魏晋新学。我们以下不妨简称‘旧学’与‘新学’的两派。‘新学’就是通常所谓玄学。当时‘旧学’的人们或自称‘儒道’……，其实思想皆是本阴阳五行的‘间架’，宇宙论多半是承袭汉代人的旧说；‘新学’则用老庄‘虚无之论’作基础，关于宇宙人生各方面另有根本上新的见解。”
在汤先生那里，“玄学”仅仅是指魏晋时代的新思潮，而非魏晋思想的整体。
“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从“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这样的表达看，“玄学”一词指的就是老庄思想。《晋书》虽然成书于唐代，但所采材料却是南北朝时期的史传。
由此可以推知，“玄学”这一概念应该是南北朝时期对于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根本的新思潮的统称。《宋书·隐逸传》中也提到了“玄学”一词：“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庚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学，其中的“玄学”一科的具体所指并不明确。《南齐书·陆澄传》云：“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乃与俭书论之曰：‘《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于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且《易》］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庚，皆儁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
整段议论皆围绕官学应立何家《易》注的问题，并非一般地讨论儒学与玄学的地位。
从其中“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及“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等表达看，这里所谓的“玄”指的就是王弼注释《周易》所依据的道家思想。由此可见，冯先生说“道家之学，当时谓之玄学”，还是很有道理的。
《晋书·向秀传》另有“玄风”的提法：“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从这段文字中的“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和“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看，“玄风”其实就是与儒墨相对的“道家之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玄学”、“玄风”和“魏晋新学”指涉的是同一股时代风潮。这一风潮的本质其实就是老庄思想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的“新道家”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