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卒年,史无明文。范文澜注认为僧佑于天监十七年死后,其整理佛经工作尚未结束,故梁武帝命刘勰与慧震去定林寺撰经,完成其未竟之业。撰经约需一二年时间,故刘勰之卒应在普通元年(520)或普通二年。王更生年谱定刘勰之卒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系刘勰受命与慧震在定林寺撰经在普通元年,乃依杨旧笺所说:“舍人任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在天监十八年。则此次奉敕,当在十八年或普通元年,惜慧震事迹,他不可考,故无从旁证。”王金凌系刘勰与慧震撰经于天监十八年,刘勰之死亦定在普通三年。牟世金《汇考》所定刘勰卒年与王更生、王金凌同,然谓撰经始自天监十八年,而完成于普通元年,燔发出家在普通二年。自范注到二王年谱,到《汇考》,对刘勰自迁步兵校尉至去世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只在具体系年上有微小差别。然李庆甲在《刘勰卒年考》、《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 〔10〕 中,依据南宋释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南宋释智盘《佛祖统记》、南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之记载,谓刘勰卒于萧统死后,在中大通四年(532)。杨新笺亦依上述佛典因定刘勰之卒在萧统死后数年,约大同四五年(538—539)间。盖因此五种佛典之说法不同:《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谓萧统死及刘勰出家在“三年四月”,书于“大同元年”条下,故杨新笺说刘勰出家在大同三年(537)(但指出祖琇系萧统死于大同三年是错误的)。李庆甲说祖琇排列有问题,实际是指中大通三年(531),《佛祖历代通载》在吸收《通论》成果时对其排列作了调整,明确指出为“辛亥”(即中大通三年)。李庆甲的论说是正确的。《佛祖统记》把《通论》记载理解为是“大同三年”,遂明确系萧统死于此年,刘勰出家在大同四年,均误。《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载萧统之死在中大通三年是对的,但说刘勰出家在大同二年(536)则无据。李庆甲又按照正史合传以传主卒年为序的惯例,考证了《梁书·文学传》二十三个主要传主的排列与其卒年的关系,指出:“《刘勰》传排列于第十三位。刘勰前面的十二人中载明卒年的六人,时间都在萧统死去的中大通三年之先;未载明卒年的六人,粗看也可看出他们都死于萧统之先。刘勰后面的十人中载明卒年的五人,时间都在萧统去世之后;未载明卒年的五人,粗看也可看出他们都死于萧统之后,而明确记载死于‘昭明太子薨’之后的何思澄、刘杳二人的传分别排列于第十五、十六位,与《刘勰传》靠得很近,中间只隔一个《王籍传》。这里,通过对《梁书·文学传》所载主要传主的卒年作鸟瞰式的查考,已初步看出祖琇的记载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了。”杨明照先生也肯定《梁书·文学传》按卒年排列之说,但他和李庆甲对刘勰前面的谢几卿的卒年之考定很不同,所以得出的刘勰卒年差别就很大了。不过,杨笺在考证谢几卿卒年上有误,李文在考证何思澄卒年上也有误,此均见拙文《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应该说《梁书·文学传》中以卒年先后的次序排列是不错的,故刘勰之卒年当在527年至536年之间,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现在研究的成果看,李庆甲所说刘勰死于中大通四年(532)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不过,定刘勰卒年在中大通四年有一个问题还需要研究,这就是自刘勰任步兵校尉后至其去世的十余年中的活动踪迹无考,其实这和以下三个问题直接相关:一是刘勰任步兵校尉之时间,二是刘勰与慧震到定林寺撰经的时间,三是刘勰是否继续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一直到萧统去世。不过,这些问题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由于南朝西省军校大都虚衔化了,成为一种荣誉,并不实际领兵,所以步兵校尉同时在任者甚多。根据《梁书·刘杳传》记载,刘杳之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一直到萧统死后,在萧纲为太子时仍留任,达五六年以上,所以刘勰为步兵校尉时间也不会很短,而且刘勰自迁步兵校尉后,就没有再任别的官职,可能一直到他出家为止。刘勰与慧震撰经的时间是与刘勰的卒年确定有直接关系的,据本传所言:“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在与慧震撰经完成之后即要求出家,并得到梁武帝的允许,其改名慧地,不知是否与慧震有关,而后不到一年即去世,也就是说刘勰之死即在与慧震撰经完成后的一年内。由于慧震事迹各种文献均无任何记载,因此只能依据对刘勰卒年的研究来确定其时间。而刘勰卒年的考定,其关键在他究竟死于萧统生前还是萧统死后,这也涉及刘勰和萧统的关系问题。《梁书》本传说刘勰为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此亦为大家所接受,但据《梁书》的《昭明太子传》、《刘孝绰传》、《王筠传》等的记载,在昭明太子周围、与其“游宴玄圃”、论诗作文的“文学之士”中,确实并没有刘勰。刘勰也没有参与《文选》的编撰。他虽然写了《文心雕龙》,但在当时“未为时流所称”,他是以对佛学的精通和擅长写有关佛教的文章出名的,如本传所说:“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凡当时梁武帝敕命整理佛经方面的事,都要叫刘勰参加。因此,对萧统来说,刘勰主要是他在佛学方面的顾问、参谋、秘书,而不是文学创作方面的顾问、参谋、秘书。“深爱接之”是事实,而其原因则主要还是因为昭明太子不仅爱好文学,也特别虔诚信佛,他们在文学方面也会有很多交流的,但由于他们在文学思想上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刘勰似乎没有介入萧统和刘孝绰等人的文学圈子的活动。至于刘勰受命与慧震撰经,是否一定是在萧统死后,则很难说,也无确切根据。不过,这与他任东宫通事舍人究竟有多长时间是有一定联系的。刘勰之为东宫通事舍人大概只到普通七、八年为止,后来由刘杳接替。刘勰的离任是由于梁武帝敕命他与慧震到定林寺撰经。大概是因为僧佑死后若干年,佛经整理工作进行得不太理想,所以梁武帝才决定让刘勰和慧震去主持这件工作。撰经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诚如杨明照先生在新笺中所说,“撰经仅有二人,当非短期所能竣事”,因此三五年也不算多。由普通末到中大通三年萧统死,也就是五年左右,这段时间刘勰很可能是在定林寺撰经,所以也就没有仕途任职情况的记载。而刘勰之“燔发自誓”,“启求出家”,可能是与萧统之死有关的。萧统母亲去世,本已十分悲伤,又因其母墓地问题失宠于梁武帝,他的死和心情压抑有关。刘勰与萧统关系密切,自然也不会再受到梁武帝信任,东宫易主,他也不可能再回去,而且年岁也大了,政治上既已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就在定林寺出家了。从对上面三方面情况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说明李庆甲所说,按照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刘勰死于萧统死后,约在中大通四年(532),确实是比较可信的。
根据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考辨,我们对刘勰的生平事迹,可以概括为以下这样一个简表:
宋泰始二年(466)
刘勰生。
宋泰始四年至七年(468—471)
刘勰父刘尚出任越骑校尉,并卒于任上。
齐永明七年(489)或八年 (490)
刘勰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
齐永元元年(499)或二年 (500)
刘勰撰成《文心雕龙》。
梁天监二年(503)
刘勰离开定林寺,起家奉朝请。
梁天监三年(504)
刘勰为临川王萧宏记室。
梁天监七年(508)
刘勰仍为临川王萧宏记室,参与梁武帝命释僧旻等于定林寺抄经。
梁天监八年(509)四月
刘勰离任临川王记室,为车骑将军王茂之仓曹参军。
梁天监八年(509)秋冬
刘勰出为太末令。
梁天监十年(511)
刘勰为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兼领东宫通事舍人。
梁天监十六年(517)
刘勰离任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当于此时入值东宫,为通事舍人。
梁天监十七年(518)
刘勰上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用蔬果祭祀,得到梁武帝采纳。
梁天监十七年(518)春天以后
刘勰迁太子步兵校尉,继续兼东宫通事舍人。
梁普通七年(526)或八年(527)
刘勰不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由刘杳代替。
梁大通元年前后(527)
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在定林寺撰经。
梁中大通三年(531)
刘勰与慧震完成撰经,时萧统已死,刘勰不可能再回东宫,遂燔发自誓,启求出家,经梁武帝允许,改名慧地。
梁中大通四年(532)
刘勰卒,是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