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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16世纪以后，政治上结党风气相当盛行，终于在万历年间形成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分。本文所论述的江浙家族皆不属于东林党人，而且是公然与东林为敌，冲突时间达十余载。吴应箕曾分析申时行、王锡爵主政以后的政局，他说：
自申时行以后，递而下之，如王锡爵等其术巧，其党同伐异，诡托于宫府之内，而人莫之能测，又其局专于汲引后人，故衣钵相传，而为其所庇护，所排击者，纵易地而用舍如前，是以君子竟同硕果，而小人终等蔓也。
自申时行任首辅，结党形成衣钵相传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万历皇帝数十年不理朝政。如明人倪鸿宾曾对万历以后的党争提出看法，他说：“自神祖中叶以来，三四十年间朝廷之局凡三变矣。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门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元黄，时胜时败。”
“鼠门穴中，将勇者胜”之语应指首辅申时行，虽然他在《赐闲堂集》中，不时表露自己从政实属稳健。申时行并赞扬姻亲王锡爵秉政，一切以含弘茹纳雍容调济之术行之。
且称王锡爵“风节廪然不可夺，而用意忠厚论议常持大体，尤爱惜人才保护忠谏之士”。
当时人称申、王“两人犹天合”。王锡爵的门生也称之“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遥相疑，惮不知其推奖后进唯恐不及。闻一善极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贪婪苟合者尝疾之如仇”。
另一方面，东林党人对申时行、王锡爵的评价却持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申、王子弟登第所引起的争议。如万历十一年（1583）御史魏允贞论“严科场之防”，批评辅臣子弟申用懋中试一事，
隔五年王锡爵子王衡，与申时行女婿李鸿中举又引发另一场辅臣和言官间的冲突。十九年（1591），申时行次子中举，又被人指摘。其次，申时行等任用私人，并有贪贿之传闻，如钱一本曾上论相疏曰：“大臣以身殉国，安复其家。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贿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
东林党人褒扬钱一本“先生始入台，则纠旧按臣贪浊者，竟得逮讯，而阁臣有拦权之意，则昌言十事直攻之，举朝动色”。
辅臣与言对立形如水火，王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在此无意评论执政者与东林党人争议诸是非，而主要叙述申时行、王锡爵执政所重用的王氏门生陈与郊的发迹过程，间接说明朋党之争的源起。
陈与郊，万历二年（1574）进士。当张居正执政时，欲振朝纲以综核名实，信明赏罚矫正官员敷衍因循之陋习，陈与郊却独持孟子性善说宽宥诸吏。
五年（1577），张居正丁父忧，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皆以为不可。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力争，皆坐廷杖，谪斥有差。
至九年（1981），陈与郊官拜吏科给事中，上疏请召用夺情案内诸人。
至此，人皆以为他耿介为怀，一心为君国计。
不过从往后的行事来说，陈与郊所效力对象只是申、王两人，凡内阁所嫌隙者皆借重他来扫除，也因而引发党争。
首先，万历十五年（1587）京官考察中，吏科河南道辛自修交章弹劾工部尚书何起鸣等十员，此辈皆贪，竞为内阁倚重。给事中陈与郊自度不免，遂言：“宪臣以一眚弃人，一举空国。”
于是辛自修欲斥者悉获免。言官高维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打抱不平，继之纠劾起鸣“饰非诡辩”。凡属拾遗的大臣都得离职，起鸣却联合中官张诚讦自修挟雠主使，陈与郊亦助之。然而皇帝久不上朝，一切听信张诚所言，对这些言官颇有微词：“朝廷但用一人，言官便纷纷攻击，予夺进退皆不听上主张，是何政体？”
自修以致去位，声援他的言官一律外放。另有申救的给事中张养蒙遭夺俸；刑部主事王德新被削籍；吏科给事中顾宪成谪桂阳州判官。
而与顾宪成等同等官职的陈与郊，却忙着升迁，一个月内从吏科给事，升户科右给事中和左给事中。
万历十六年（1588），陈与郊遵照申时行意思，欲除掉礼部尚书沈鲤。申时行不满沈鲤的原因是申与宦官决议之事，遭沈鲤驳斥。如秦王欲乞封其弟，中贵为请，申时行助之，鲤不可。又，藩府有所奏请，贿中贵居间协调，通常能圆满结解决，偏遇沈鲤时加阻挠。宦官怨恨之余，在皇帝面前造谣，万历也不问是非地诘责沈鲤，并夺其薪俸。沈鲤请求告老，申时行马上拟旨放归乡里。皇帝以为沈鲤是好官，传旨谕留。申时行愈加忌妒。申利用其私人给事中陈与郊为人求考官不得，而怨沈鲤，阴嗾其同官陈尚象弹劾之。陈与郊复危言撼鲤，以致沈鲤求去益力。史称沈鲤鲠亮，曾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请减织造及罢矿税等。
当沈鲤九月致仕，十月陈与郊已升为吏科都给事中。
同一年，顺天乡试右庶子黄洪宪为主考官，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列为第一；申时行女婿李鸿中十五名；第二十三名为屠大壮。礼部主事于孔兼怀疑像屠大壮如此文义不通之人，得以中举，是李鸿护航结果。次年，礼部郎中高桂摘发这些举人中，有八人包括王衡与李鸿文理不通和字句讹误，要求覆试。
覆试考官有于慎行、吴时来、詹仰庇、陈与郊、姜璧五人。试毕阅卷，于慎行曰：“覆试无甚相悬，中式未必有弊。”又说高桂轻率论奏应夺俸两个月。申王二人大感不快，锡爵乘势辩疏，字字剑戟指称“士子蒙无稽之谤，考官抱不白之冤，大伤国体”。
刑部主事饶伸上疏：
黄洪宪以为一第不足重则居然举首矣；势高者无子则录其婿；利厚者非子则及其孙矣，覆试之日尚多不能文者，在都御史吴时来不分可否，辄曰通，得朦胧拟请。……锡爵为相三年，忠贤贤士悉被斥远，佞夫憸人躐跻显要，其势将为居正之续。吴时来附权灭法不称台长，王锡爵庇党恃势殊乏相度，均乞速赐罢斥。
显然地，饶伸对覆试结果不满意。上奏疏后，次日，王锡爵偕同时行并乞罢。皇帝慰留两位大学士，而将饶伸下狱。因科场案所引发的党争并未休止，接连着有六位科臣继续纠弹，以助长执政者的声势。其中御史毛在指称：高桂上疏实受于孔兼嗾使。于孔兼谓：“臣奉本部札委磨勘顺天中式朱墨卷内，李鸿首篇有不典之字，屠大壮卷三场多难解之辞，即呈禀本堂复批送礼部听其覆阅。”说明了李、屠文意不顺本为实情，而且礼部也公开处理此案。皇帝且饶了他，将饶伸革职为民；高桂降二级，调去边疆。
此后，一批汲汲于利禄的官僚，恭维王锡爵等“硕辅难求”。
在这同时，部分言官将箭头指向吴时来及辅臣，认为吴时来委蛇于执政间，与他年少励志弹劾严嵩的态度完全两样；而辅臣则倚借尚方宝剑权威，斩除多言者。薛敷教上疏云：吴时来党护耿定向，原本耿自劾不职，却罚其属下王藩臣停俸两月；批评一二辅臣曲学阿世、故绳庶采，阻塞皇帝听闻。
结果，皇帝便下诏敷教归乡省过三年。赵南星指称吴时来谋求吏部尚书一职，四处钻研以代杨巍；又忌户部尚书宋清望，连章切讥。
疏出，吏科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之，却引来王继光等五人痛诋。
刑部主事吴正志更直纠李春开堕入陈与郊的圈套，甘心为他背公植党，要求皇帝处治两人以为言官党护大臣之戒。吴正志这番说辞又引起执政者不悦，降至极边方任杂职。
由此可见原本陈与郊是申、王的代打，现已退居幕后，操纵职位更低的人去应付反对势力的言论。陈与郊只顾着推荐官吏，
毫不考虑该员能力如何，如推用御史张九一为贵州巡抚，不几日而论罢。因此光禄少卿王汝训曾弹劾他：
陈与郊今日荐巡抚，明日荐两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为谢重贿而酬私交。新进诸臣不受金币珍宝结其欢心，谏垣重地据为垄断，诸所善者倡之保留，诸所不快者则佐之攻击，势焰熏灼倾动中外。
王汝训并引尚书杨巍的话说：“陈与郊真小人，不知何故夤缘升转。”杨巍官吏部尚书，秉铨八年，未见出陈与郊升迁之因，真正如明史所称“年耄骫骳”。在王汝训上疏后，自然又遭受贬抑的命运。他被调往南京，陈与郊反而擢升太常寺卿。社会舆论也对陈与郊作为深表不满，据伍袁萃言：“陈与郊奸险善谄，以凭依城社，莫之敢撄。独王洪阳抗疏劾之无不痛快，而当事者顾上下其手。于是王调陪京，陈擢常少矣。故都人为之语曰，若要升京堂，先要得弹章。”
不久，陈与郊以丁母忧去职，后来御史张应扬追劾其交通文选郎刘希孟考选纳贿，“各官行贿数千”，致使陈与郊被免官。
在政坛上叱咤一时的陈与郊及其弟与相居乡时，家财富饶，率童仆从事私盐贩卖。万历三十三年（1605），与郊子祖皋因涉嫌私盐拒捕杀官案而备受瞩目，据沈瓒的《近事丛残》所载：
岁乙巳冬，祖皋（与郊子）以致祭外家，行至硖石镇，外家乃留之，空船而返，路遇私盐船十数支至，而巡缉指挥满上林者适值焉，率官兵截捕之，盐船望祭船，知其为陈氏主人所乘也，尽攒依之，冀其救庇。满指挥亦之知其为陈船，谕兵人回棹矣，忽市人相集，共掷砖石以应盐船，为拒捕计。
明朝自嘉靖年间改盐课为折银，灶户只纳银，灶丁得以私自煎盐和贩卖，所以灶户又有兼盐贩。
况且走私者和巡楫私盐的官吏间常狼狈为奸，中叶私盐盛行，有人指出是“私贩与捕卒连体为奸”的结果。
因此，陈氏得以公然护着私盐船；而百姓亦肆无忌惮攻击官兵。
从陈与郊在政坛上的作为看来，称赞申、王执政时善于“调停斡旋”，显然是抬高他们身价，因为朝中反对的声浪始终不断，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王锡爵因母病准假三个月归乡省亲。
次月，福建佥事李琯弹劾申时行十罪，关于私罪方面有：其子用嘉冒籍浙中举事、
女婿李鸿冒籍纳监；另涉及贿赂事，如接受李成梁的金钱将兵败改以捷报等。
皇帝虽革除李琯职务，两个月后亦许申时行求去。
事实上，王锡爵返乡省亲和申时行辞官，其主要原因与王位继承有关。在他们柄政期间，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常洵，十四年（1586）郑贵妃生下常洛。而神宗向来宠爱郑贵妃，因此有意立常洛为太子。但群臣皆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洵为太子。万历帝对此事一再拖延，舆论四起，并对申时行和王锡爵两位执政加以攻击，痛责他们“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不敢秉公力争。
王锡爵请假不过三个月，却一直迟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才出现朝中，举朝官员延颈而望，期能解决建储问题。不料，万历皇帝手诏王锡爵，欲立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三王。王锡爵奉诏拟旨，又引来朝中一阵喧哗，反对者如赵用贤曰：
锡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册立为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独进，阁臣、礼部咸不与知。一旦谕从中出，道路籍籍，谓默有启告，致成此举。数千里应召而来，曾未浃月逾旬，而已蒙不韪之疑。锡爵之心，亦岂能安于此哉？
其他阁臣亦反对三王并立的谕旨，遂使王锡爵停止拟旨之举。十一月，王锡爵力请早定国本，隔年二月，皇长子始出阁讲学，俱如东宫礼仪。王锡爵在这回立储案中赢得胜利，理应为朝臣所称许，然而他却在五月致仕。关键之处在于王锡爵对赵用贤的攻揭未能释怀，便借机罢斥之，又将论救者谴谪，把过去辅臣与东林的党争历史重演一回，最后落得声名大损。
赵用贤，隆庆五年（1571）进士，因疏居正夺情，削籍里居。万历十年（1582），复官。其性刚烈，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许国曾谓：“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负以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诬上行私。”
赵用贤抗辩求去，极言朋党之说：“汉、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国者，虑开谗贼之端，遏任贤之路，聘报复之私，淆是非之公，长谄谀之风，来壅蔽之渐。”其说法亦非毫无道理。在王锡爵甫任大学士之际，上八不平之疏，
亦力攻赵用贤等人，逼得赵迁官南京祭酒。
总之，赵用贤上奏疏勾起王锡爵的新仇旧恨，在愤怒之余，利用吴镇讦赵用贤案，将之逐回乡里。最初，赵用贤女许吴之彦子镇，用贤因夺情案被杖除名，士彦深结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用贤怒，遂反币告绝。万历二十一年（1593），吴之彦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用贤论才逐婿，灭法弃伦。锡爵与之彦同乡里，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娶，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
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请据律行法。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高攀龙辈皆坐论救递职，自是朋党论益炙。
万历三十五年（1607），皇帝增置阁臣，王锡爵亦蒙复召入阁。当时言官势盛，王锡爵手疏言：“皇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弃之如禽鸟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嚣。臣谓君父至尊，必自立于无过之地。”
此密揭为李三才钩得，泄言于众，谓锡爵以台省为禽兽。于是台省益攻王锡爵，在此舆论的压力下，王锡爵只好坚辞入阁。
综观申时行、王锡爵主政十余年间，并无显著政绩，唯有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争取到皇长子出阁讲学的机会。对于当时社会贫富不均、乡官虐民的事不闻不问，当然也未尝了解百姓沉重的赋税。作为执政者，需要选择以圆融手法调和官员的利益为重，抑或解决民生疾苦为主。如果站在百姓这边，大力支持张居正的赋役改革，必然引起地方豪强反对，这又与申时行等“循默避事”的为政态度不符。若要安富尊荣，优游坐享，便将民生福祉、社稷安危置之度外。而事实上，从他们当政后子弟过着靡丽奢华生活看来，这些从政者关心自己远甚于关心一般民众。
吴晗论述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他说：“其营居室、乐园亭，进而养优伶、召妓女等，雅致一点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些人的兴趣，使文学、戏曲等方面有了飞跃的进展。”
在修筑庭园方面，陈与郊所筑的隅园、王锡爵所治南园、东园皆被列为江南名园之林。王锡爵于园中种菊，间临晋唐帖，批评古书。客至款语移日，绝口不谈时事。
其孙王时敏于泰昌元年（1620）重新整治东园，费了八年时间，耗银万两，落成之时，以乐郊为名，著声海内。
晚年筑屋于西郊之归村，地约百亩，颇饶淡荡之致。
王时敏是清初著名画家，为“四王”之一，自己设计园林，使园中石木与月光、流水构成和谐的艺术画面。他从小受王锡爵钟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
并由董其昌作山水树石，为时敏临摹范本。而王时敏又每遇名迹不惜重金搜购，如李营丘《山阴泛雪图》，多至二千镒。曾捐千金求购黄一峰《秋山图》，不得，终生遗憾。
明万历年间，士大夫家蓄养家乐相当盛行。申时行、王锡爵、陈与郊家的女乐驰名远近。家乐都由精通音律热爱戏曲的文人严格调教，以提高戏剧水准。研究明代传奇的王安祈认为：“明朝士大夫对戏剧之爱好，几乎可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官场应酬，文人宴集，无不借演剧以助兴，戏剧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陈与郊修筑隅园，占地二十亩，中有竹堂、紫芝楼诸胜。其以临佳帖、种名花为适，作传奇小令，令童子歌之。
陈与郊所著传奇四种，杂剧六种，又编纂《古名家杂剧》一书流传至今。
王锡爵子王术也写了一出戏，名为《郁轮袍》。
查继佐，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数人，夫人亦解音律，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
明代仕宦常雅集文人赋诗宴饮，宴罢尚有戏剧演出，所以名园通常是吟诗作画，也是戏剧活动的中心。
上一节曾叙述申时行等致力于组织家族，且广结姻亲；本节所述言官抨击辅臣子弟在科考上诸弊端，及其党护私人之举。明显地，申、王等人努力目标是奠定家族长久基业，而不是解决天下大问题。政治上，他们谦卑地遵循皇帝谕旨，又以圆融手法调和官员的利益。有关反对者逆耳之言，只需借助陈与郊来力排异己，而他们在必要时候上疏救援，表现一下为政风范。如此便轻易赢得“硕辅难求”之殊誉，且着高雅的仕宦生活，又何需留心于民间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