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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若干重要问题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如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乡绅的土地占有、工商业发展、流寇问题及清朝对汉人的政策。
但是，当我们分别阅读这些研究成果时也不免产生许多困惑。从经济发展上看来，其工商业的进步前所未有，所造成贫富不均的现象却又导致明末社会动乱局面。在政治方面，张居正推行政治改革未能获得大多数官僚的赞同，而申时行、王锡爵循默避事的作风却引来党争。最重要的是明末的党争延续到清初，两者间是否有若干关联？造成我们对这段历史产生困惑的部分原因是过去的学者太强调历史功用所致。像清末以来为宣传革命，一方面强调清政府对汉人的高压手段；另方面又揭橥明末遗民的忠贞思想。大陆在1949年后，又将研究焦点放在明末的农民起义上。如今，我们摒除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传统，重新探索明末清初诸问题，或许能得到较完整的历史面貌。
其次，最近十几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的变动过程，在时间上应将1590—173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关联。
Frederic Wakeman，Jr. 所著
The Great Enterprise
（《洪业》）一书，就是即具代表性巨著。
还有Hilary J. Beattie研究桐城地区绅民如何度过这段充满战争和饥荒的年代。她也分析了明末清初江南的政治、社会变迁等。
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提到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如何面对异族统治的问题。Wakeman从明末社会阶层的分化来着眼，他认为江南商品经济发展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缙绅豪右之家财产多达百万两银，而贫穷百姓或将土地投献，或被兼并，总之沦为佃户的人数约占乡村人口的30%。有些人离开乡村，成为都市中的游民，不满富人横暴行为，便联合起来以武力抗争。故在17世纪初，华中、华南民变或奴变相当普遍。再者，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危机，丝、棉价格下跌米价上涨，令绅商阶层利益受损。在这种环境下，士绅宁可协助清朝政府敉平暴动，安定社会。所以像钱谦益、洪承畴这些人的内心挣扎着，到底应维护个人操守，还是顾及社会安危？最后，他们选择降清一途，也引来大多数士绅的支持，目的是保护其社会利益和经济资源。
本章拟承袭前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向，探讨明末清初政治经济变迁对世家的影响。同时选取了华北、华中不同地区的世家，作为研究对象，这五个世家即山东新城王氏，江苏长洲申氏、太仓王氏，浙江海宁查氏、陈氏。希望能了解：第一，这些世族为何同时在明代中叶兴起？第二，观察世家在时代变迁下的社会流动情形。
关于明清时代家族形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中日学者的著作成果问世，如潘光旦所研究的嘉兴望族、罗香林讨论谱学演变、清水盛光论述家族构造、多賀秋五郎分析现存族谱内容等。
这些研究较偏向家族制度方面，未详述家族兴衰过程。对于第二个问题，何柄棣教授已在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中讨论，尤其对新城王氏和海宁陈氏的衰微提出合理解释。
在此拟更进一步探讨世家兴衰与政治的关联，因为这些世家中不乏官居三品以上人物，像明代的申时行、王锡爵、王象乾，清初王士祯、陈之遴、王掞、陈元龙、查嗣庭等，他们都有机会触及政治核心，甚至牵涉到王位继承的问题。为达成政治目标，他们必须在政治圈投下赌注，同时承担输赢的风险。所以，利用政治势力，能提高家族声望；但有时政治斗争结果却导致家族衰落，其间复杂且决定性的关键究竟何在，即成本章所要探讨主题之一。另外，明中叶以降政府对官方手工业控制力减弱，私有经济繁荣，这些家族运用时机，活跃于商业舞台，因此经济成长带动了世家崛起。
本文拟以五个世家的发展为重心，探讨他们如何利用社会经济转变的时机，凝聚族人，形成地方势力。其次，这些世家在明朝政治上的影响又如何？此点拟以申时行、王锡爵为首辅与陈氏兴起的关系来说明。再者，明清更迭之际，世家如何面对变局？其政治动向为何？并对明末清初士人选择降清、当遗民，或任其子弟出仕诸行径，提出具体理由。最后，从康熙建储一事论述世家的衰落。或许有人认为明清改朝换代之后，政治将焕然一新。可是清朝为了利用汉人协助统治，一些世家仍为朝廷倚重对象，而且对汉人的结党活动仍采宽容政策，也因此明末以降的党争及世家力量未能瓦解，故政纲未能大肆更张。一直到雍正即位后才颁布禁止结党之谕旨，并假文字狱的名义严惩结党之士。本文从过去偏重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研究，转而由家族发展角度来探讨问题，期能增进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