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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环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环境不可分割，人是受地理条件和政治体制影响的。靠近海洋的地方商业发达，城邦兴起；温带气候则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力与智慧。让·博丹（Jean Bodin）认为北方和山区的气候有利于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而南方的气候则不利于刺激人的积极性。孟德斯鸠认为，岛国由于与外部势力隔绝，比大陆国家更容易维护自身的自由。 〔90〕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者们对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理环境上，因此形成了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一词是由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首创，用来解释一国在国际政治中行为的基础。 〔91〕 英国的史学家部利·托马斯·巴克尔研究了气候对人的性格的影响，他认为北方寒冷的气候造成农业生产困难，粮食缺乏而人口稀少，因此劳动工资高；炎热国家则相反，形成低工资。低工资文明的国家由于财富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要衰败下去。 〔92〕 英国的地理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认为欧亚大陆的交界是战略中心位置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因此“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93〕 。美国的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国家与海洋的关系，所以他强调国家对海洋通道的控制。 〔94〕 德国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则将地理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创造了人类地理学。 〔95〕 这个学科把国家与世界作为有机体研究，一度曾被用来服务于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政策。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家多把自然环境看作是限制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20世纪有了关于环境对国家发展是决定性的还是偶然性的争论。美国学者哈罗德·斯普劳特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贡献。他们从自然与非自然两个方面考察了国际环境，认为研究环境不能局限于客观的自然环境，而且要考虑政治领导人的主观心理环境，也就是人对环境的认识。他们认为国际环境是一个多维的系统，环境对国家的影响是通过政治领导人对环境的认识产生的，因此在环境这个系统中自然与非自然因素不能分成决定性和非决定性的。而且他们还提出人的行为和政策能改变外部环境的辩证观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革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96〕
斯普劳特夫妇这种人与环境关系的辩证观点对我们研究国际环境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研究国际环境就采取动态的分析方法，即从国际环境是发展变化的角度入手。一国的国际环境因多种因素变化而变化，其中国家政策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世界的新认识，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主要的因素。各种不同的因素对一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得很不明显，科学技术就是这种因素，只有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观察才能发现它的影响力；有些因素的影响则每年都能体现出来，国家的对外政策随时都可能改变一国与他国的政治关系。鉴于本文侧重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所以对那些在短期内就能表现出影响力的因素给予了特别的注意。由于认为国际环境是变化的，所以我们研究国际环境的目的不应是发现环境迫使我们做什么，而应是在充分认识环境后选择我们应该做什么。决定应做什么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策是否适应国际环境，而且还要考虑政策可能将国际环境改变成什么样子。
国际环境有许多方面，由于人们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国际环境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标准分成不同的类别。国际环境有内容、范围、形式、时间、特点、性质等多个维度，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国际环境进行分类。每种划分国际环境的方法都可以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从而划分出国际环境的次类或小类。各种不同划分类别方法相结合就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类别。怎样结合划分的方法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提出国际环境的类别划分问题的目的，不在于穷尽国际环境类别的数量，而是要说明国际环境是多种多样和内容复杂的。
一般讲来，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国际环境的内容，特别是政治家们，他们虽不关心国际环境的分类问题，但当他们谈到国际环境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进行评论。例如，美国总统克林顿1996年谈到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时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超级大国的对抗已经让位于不断增进的合作。自由和民主正取得进展。现代通信技术已经缩小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新的全球经济正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我们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机会。” 〔97〕 江泽民在1995年评估国际环境时说：“人们期待的普遍和平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到来，局部动乱和武装冲突仍在一些地区爆发和蔓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远未消失。许多发展中国家仍被贫困的巨大阴影所笼罩着。” 〔98〕 鉴于国际环境的内容是一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最多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国际环境的评估也是从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入手的。
从范围大小角度来观察，国际环境可分为全球环境、地区环境以及周边环境。对于中国和俄国来讲，周边环境的地理范围可能大于区域环境，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讲，周边的地理范围都小于区域范围。如果将范围与内容结合起来，国际环境的三大内容的每一项又都可以分成三个次类。以安全环境为例，可分为全球安全环境、地区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三种。这三种环境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1991—1996年中国的安全环境表现为：全球安全环境改善，世界大战发生的危险性下降；但东亚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美日加强了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台湾分离主义得到更多的美国军事支持，导致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上升；周边安全环境表现为北部和西部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而东南方向的边界和海洋权益纠纷突出，东北方向朝鲜与韩国长期进行军事对峙。
依照形式划分国际环境类别，可分为霸权一统天下的国际环境、两极对抗的国际环境、多极均衡的国际环境、一超多强的国际环境等等。这种从国际力量分配角度的分类如与国际环境的范围结合起来，则可区别不同范围内的国际环境的异同。仍以中国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为例，则可发现中国面临的全球国际环境和亚太地区环境都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但其周边环境则不然。在东南亚是一种多极平衡，美国、中国、日本、东盟都没有完全的主导权；在南亚则为三角平衡，中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保持战略均衡态势；在北部和西北部形成中俄共同主导下的战略平衡；东北部则形成多种力量均衡的态势，美、中、日、朝、韩、俄无一国可以主导该地区安全事务。
依照时间顺序分类，国际环境则可分为未来国际环境、当前国际环境和过去国际环境三种，按时间长短分类则可分为长期国际环境、中期国际环境和短期国际环境三种。依照国家战略目标分类，国际环境可以分为生存的国际环境、发展的国际环境、崛起的国际环境和称霸的国际环境。依照性质分类又可分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国际环境、大国争霸的国际环境、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等等。依照稳定性分类，可分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动荡的国际环境和战争时期的国际环境。依照利弊程度分类，可分为很有利的国际环境、较有利的国际环境、较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很不利的国际环境。由此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从任何不同的角度划分国际环境的种类，划分国际环境种类的目的在于有助于研究分析。
对于国际环境的评估方法和标准只能根据国际环境的类别来决定，而无法使用统一的评估方法对各种不同类别的国际环境进行评估。例如，对于安全环境的评估标准就无法用于评估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霸权的国际环境标准，就无法用于评估是否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评估大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所以在下面所提出的评估标准将都是根据研究崛起的需要而设定的。这些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类别国际环境的评估。
国际环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国际环境包括哪些要素，学者们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是对环境要素的详略标准不同。例如可以将一国的地理位置作为全部的地理环境来理解，也可能将地理要素分成地理位置和国土形态两个不同的要素来考虑。笔者认为不宜把国际环境的构成要素分得太细，因为要素成分太多意味着增加研究国际环境的变量，而增加变量的结果是加大对变量作用分析的困难。要素越多就越无法确定每个要素在国际环境构成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当然要素也不能太少，太少的结果是会过高估计某些要素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国际环境构成要素的选择要采取折中的办法，3至5个为宜。
笔者认为构成一国国际环境的基本要素是战争危险、实力对比、政治关系、经济依赖度和地理位置。
对一国国际环境有最大影响的要素应该是战争危险，这包括世界战争危险、地区战争危险和双边战争危险三个层次。如果国际社会处于世界战争的状态，那么绝大多数国家将都面临着生存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波及了六十多个国家和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口。 〔99〕 对于大国来讲，世界战争对其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小国尚有可能避免卷入世界战争，如瑞士在二战中选择中立国的地位，而大国则没有这种可能性。本地区的战争和双边军事冲突则对一国安全环境构成更加直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地区与周边安全环境好于俄国，其主要原因是冷战后原南斯拉夫地区发生了久拖不决的地区战争，苏联的解体使俄陷入长期的车臣军事冲突之中。而冷战后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降温，柬埔寨内战停止，朝鲜半岛的军事对立有所缓和，中国与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和越南就边界问题达成新的协议或谅解，南沙、钓鱼岛领土争端以及台湾分裂问题被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内。
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发生往往出乎人的预料，因此这一要素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有相当的突发性。人类的历史证明，每次战争爆发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能预料到战争的发生。其原因是，进行战争的决定与战争发生之间的时间很短，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是一旦做出决定就立即进行战争。例如二战期间，日本决策层就是否对美国作战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日本御前会议于1941年12月1日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特遣舰队于东京时间12月8日（华盛顿时间12月7日）袭击了美国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100〕 从决定进行战争到战争发生前后只有一周时间。而这场战争的发生，使美国和日本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实力对比仅次于战争风险，也是对一国国际环境影响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实力对比变化是较为缓慢的，所以这一因素对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对稳定的。国家外部环境好与坏的重要基础是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差距，因为实力的概念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力有十分明显的提高，而是苏联解体后的继承国俄罗斯国力衰落所致。由于没有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与美国同属一个数量级，所以冷战后美国的国际环境就明显好于冷战时期。1995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发表了题为《下一个世纪中美国的领导作用》的讲话，他说：“冷战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由开放社会和开放市场组成的世界——一个美国的利益和理想得以实现的世界。” 〔101〕
实力差距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军事实力差距、经济实力差距和政治实力差距。军事和经济实力差距比较好理解，政治实力差距则比较复杂。政治实力差距主要是指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影响力的差别。以防止核扩散问题为例，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就远大于中国，1995年审议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1996年讨论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两个问题上，美国可以影响大多数国家接受其建议，而中国的建议就难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响应。
政治关系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但也是易变的，因此这一要素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是指一国与他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一个国家与他国的政治关系可简单地分为敌对、一般、友好和同盟四种情况。如果一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都能保持同盟或友好的关系，则该国的国际环境将是有利的；反之如果与多数强国是敌对的关系，那么该国的国际环境必然是恶劣的。影响一国与他国政治关系的因素很多，如政治制度的异同、文化传统的异同、战略目标的异同、经济合作的程度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与他国共同利益的多寡。19世纪在英国国务和外交领域工作了30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曾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和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 〔102〕
然而一个国家的利益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所以随着利益的变化，该国与他国的政治关系也会经常变化，而政治关系的变化则不可避免地影响该国的国际环境。一国与他国政治关系经常变化并不是指与某一个具体国家关系会经常变化，而是指整个对外关系是经常变化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关系为例，1949—1994年的45年中，只有1952、1953、1966—1969、1981、1986和1987的9个年头里，中国没有与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其余的35年里中国每年都与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03〕 如果再把断交和复交的例子考虑进去，中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变化就显得更加经常。与他国的政治关系经常变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而是一种普遍的国际政治现象，每个国家与他国的政治关系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
经济依赖度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是成正比的，依赖度越高则影响越大，由于一国对外经济依赖度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要素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对稳定的。这里所讲的经济依赖度有两个层面：一是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二是指对具体国家经济依赖的程度。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融合，对世界经济变化就越敏感，受到世界经济组织规定的影响就越多。一国对某一具体国家经济依赖的程度越高，其受该国的制约就越多。
一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度高并不一定使其国际环境不利，当世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依赖度高的国家受益也大。对他国经济依赖度的高低则只能从相对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经济依赖是相互性的，关键在于哪一方更加依赖于另一方。例如根据中国统计，1995年中国对美贸易为40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5％ 〔104〕 ，而占美国当年对外贸易总额13547亿美元的3％。 〔105〕 由于中美贸易关系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这种经济关系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地理位置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是最为稳定的，只要一国疆域不发生重大变更，该要素对该国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就难有改变。有人认为地理位置可分为数理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 〔106〕 而实际上地图经纬坐标的地理位置是对一国自然地理位置的描述，而经济地理位置在国际环境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政治地理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地理位置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自然地理的影响和政治地理的影响。例如，自然地理使临海的国家有自己的出海口，所以其与世界经济往来的环境就比内陆国家好；国土面积大的国家就比国土小和国土狭窄的国家安全环境好。政治地理使邻国少的国家比邻国多的国家容易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因为邻国越少，产生边界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接近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国家，获得国外市场的机会就越大。
如果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地理要素，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地理位置比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利。从自然地理位置看，美国有东西两面的出海口，而中国只有东边一面出海口，而且还被日本列岛、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封锁起来。从政治地理位置看，美国只有两个邻国，而且都是中等国家，而中国陆地邻国就有15个，还有6个海上邻国，并且邻国中的俄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都是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
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和领导世界都有影响，本文侧重的是对崛起的影响。国际环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政治、经济、安全都有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过程中。也就是说，一国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不仅反映为该国最后能否崛起为世界大国，而且也影响到该国的崛起过程。对过程的影响主要是时间的长短、困难的大小，以及崛起战略的选择。时间长短和困难大小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不加赘述。国际环境对崛起战略选择的关系较为复杂，因此这里略加陈述。
大国崛起必然要与其他世界大国分享世界事务主导权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种矛盾并不决定它必然要选择通过战争争夺的方式。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战略可以是战争的也可以是和平的，就崛起的战略而言既可以是侧重军事的也可以是侧重经济的。一国选择侧重军事的还是侧重经济的战略实现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限制：一是其他世界大国以什么样的手段维护其主导地位，二是国力基本要素的构成。
当世界主要强国以军事力量为维护其现有地位的主要手段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就可能依赖军事发展。因为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新崛起的大国会认为只有依靠军事手段才能打破这种国际压力，为自己创造崛起的空间。在已有的历史中，由于霸权国家多是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主导权，所以每次新兴大国崛起时也多是选择了战争手段与霸主进行争夺。即使是美国，它也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确立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只不过在两场战争中，美国采取了晚参战的战略。在交战双方的力量受到极大消耗的情况下参战，从而减少战争损失。然而，如果其他世界强国以经济为主要手段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兴大国则可能乐于采取经济的崛起战略，因为经济崛起战略较为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了新的发展，美国有可能采取以经济力量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其霸主地位的策略。1994年克里斯托弗在国会谈美国安全政策的重点时说：“经济安全是这些重点中的第一重点。” 〔107〕 美国虽然仍维持着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美国已开始裁军和削减军费。根据1993年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美国到2003年将核弹头由目前的1万多枚削减至3000枚。 〔108〕 冷战后美国军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下降了，由1991年的4.7％降到1994年的4％。 〔109〕 美国的正规部队数量也计划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10万人减至140万人。 〔110〕 如果美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这就为新兴大国不选择军事崛起战略创造了条件。美国之所以有可能改变维护霸主地位的传统方法，其原因与国力构成要素的变化有关。由于世界经济正在步入高科技时代，军事力量的水平越来越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因此美国认为只要它能保持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就能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就可以保住其霸主地位。
国力构成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有关什么是国力构成的根本要素的争论也很多。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国力要素的认识不同。冷战时期，军事实力历来被认为是国力要素的根本；冷战后，经济实力被提升为国力的根本。人们认为经济实力取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力的根本要素，主要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致。现代科学的飞速进步，使技术取代资源成为生产力中的最重要因素，军事实力增长更多地不是依赖资源的扩大而是技术的提高，因此人们更加看重经济因素。苏联的解体为人们的认识提供了现实经验，因此在冷战后人们发展了综合国力的概念，认为经济在国力构成中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当经济被认为是国力构成的根本要素时，新兴的崛起大国便更可能选择扩大经济实力的战略，而不走武力扩张的道路。冷战后日本崛起的道路是个经济崛起战略的典型的例证。不过，这并不能保证今后日本从崛起阶段步入争霸阶段后不采取武力的战略。如前所述，国际环境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讨论国际环境对新兴大国崛起战略的影响时，不能否定主观因素对崛起战略的影响。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新兴大国对崛起速度的期望，二是其崛起的目标。
一般来讲，如果新兴大国对崛起速度期望过高，就容易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例子。德国和日本都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所以采取了战争的手段夺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到1941年6月对苏宣战，德国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欧洲14个国家。 〔111〕 从1937年7月全面侵华到1941年12月袭击美国的珍珠港，日本用不到4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印度支那和东亚其他国家。然而，运用军事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能否持久地巩固已有地位则是另一回事。相反，如果新兴大国对崛起的速度没有过高的期望，就可能选择非军事的崛起战略。
一国崛起的目标如果是摧毁世界主要强国，该国就容易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二战时期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是典型例子。德国想彻底摧毁英国、法国、苏联在欧洲的力量，所以采取了主动发动战争的战略。苏联则想消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冷战中采取通过“代理人”战争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战略。如果一国崛起的目标不是摧毁其他世界强国，而是争取平等的大国地位和分享世界事务主导权，那么就有可能采取和平共处、经济竞赛的崛起战略。
对于一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可以进行两种评估，即纵向评估和横向评估。纵向评估是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或是比较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横向评估则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比较。评估崛起的国际环境需要先设定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然后用这一标准衡量一国的国际环境，衡量之后才有可能比较该国国际环境的变化，或比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环境的差别。本文所建立的评估模型是以年度为时间单位的，因此将同一国家每个年度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就可对一国的国际环境进行纵向评估，而将不同国家同一年度的国际环境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就能观察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差别。
国际环境主要包括了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因此对国际环境的评估应是综合性的。国际环境的三个方面都包括许多因素，如果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因素都作为评估的标准，其评估结果必然是不得要领。为了突出崛起的国际环境本质，笔者认为应选择崛起环境的安全、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本质内容进行比较，也就是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大速度这三项。
崛起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看其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小。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家已有了相当的实力，有可能已经摆脱了外部军事入侵的威胁，但是该国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一定下降。例如，由于崛起国已经跻身于地区强国的行列，所以世界战争如果爆发，它将难以避免卷入其中；或是因为同盟关系，卷入他国间的战争；或是因为边界争端，与邻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为了经济利益与他国兵戎相见的可能性都存在。走向崛起的新兴大国能否避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将直接影响到该国崛起的进程。如果崛起国面临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危险很大，则说明该国崛起遇到了严重的外部遏制，其积累实力的环境是不安全的和没有保障的。因此，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小基本上可以反映一国崛起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越小，崛起的安全环境就越有利，反之就越不利。
崛起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与否，主要取决于其他强国对崛起国的态度。崛起国的综合国力提高速度常常快于其他强国，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其他强国特别是霸主国家的警觉和不安。如果崛起国能与多数世界强国维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其崛起的政治环境就是有利的，否则是不利的。因为，如果较多世界强国共同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该国的崛起目标就有可能被扼杀。即使不被扼杀，也会给该国的崛起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世界大国如何对待新兴大国的崛起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由于各国的利益不同，因此与崛起国的关系也就不同，它们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支持崛起国的强大，有的国家反对崛起国的强大，把世界主要国家支持和反对的态度综合起来就是崛起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也表明一国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
大国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看国际经济环境是否有助于崛起国较快地扩大其海外经济利益。一国海外经济利益是多方面的，如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吸引投资、获取原料基地、扩大海外投资等等。在诸多海外利益中，最基本的海外经济利益是扩大海外出口市场。其他的海外利益也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出口利益，对新兴的崛起大国来讲，扩大国际出口市场的份额是其最主要的国际经济目标。扩大出口的外部条件是否有利表现为出口增长的快慢，出口增长得越快表明其国际经济环境越有利，反之为不利。由于世界市场规模是不断扩大的，所以对崛起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能以出口增长的绝对速度为标准。一国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如果仍低于世界市场的扩大速度，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要下降。因此，应从可比较的方面来观察一国崛起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要看其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增减。
当我们以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强国对其崛起的接受程度和其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速度分别作为崛起国际环境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的主要标志后，还需要对这三个标志进行可操作化处理，否则还是无法对不同国际环境进行衡量和比较。我们可以将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转换成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将世界强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接受程度转换成与多少个世界主要国家战略利益一致，将扩大海外经济利益的速度转化为对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增长份额。
图5-1 崛起环境量化标志的操作化
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有两个方面，即对大规模国际战争爆发的时间预期和对一国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其中任何一种时间预期缩短都意味着该国卷入战争的风险增加。大规模国际战争爆发后，崛起国很难不卷入其中，所以应以不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时间预期为上限，以不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时间预期为下限。
与世界主要国家战略利益一致与否也有两个方面：一是与霸权国的战略利益是否一致，二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是否一致。与霸权国的战略利益是否一致对崛起国的政治环境影响最大，如果两国的战略利益是对立的，就不可避免地形成霸权国联合其他力量对崛起国进行遏制的局面。二战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霸权国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意识很强，对新兴大国崛起可能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潜力很敏感，更为重要的是它最具有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力量。因此与霸权国家的战略利益一致与否，从质上直接影响一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所以与霸权国的战略利益的一致性是评估一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二是与霸权之外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一致与否也影响一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在与霸权国家战略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能与世界主要国家中的多数国家有共同战略利益，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一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带来质的变化。
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特别是与霸权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越的过程。如果一国出口绝对额增加，而其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增加的话，这反映了两种可能。一是这个国家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很小，其出口增长的绝对量相对大国来讲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该国还不具备崛起的经济实力，不是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二是在一国出口速度增加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出口也迅速增加，甚至增长的速度比该国还大。该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能缩小它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差距，也就是说其相对的海外利益并没有扩大。各国对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总和是100％，所以一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增长就意味着某些其他国家占有率的下降。因此，只有崛起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加了，才有可能缩小与其他强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或是超过其他强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增加越多则说明其海外利益扩展得越快，说明其国际经济环境越有利，如果停滞不前或减少则表明其国际经济环境不利或恶化。
依据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预期时间的长短，与世界主要强国战略利益一致性的多少，及国际市场占有率增加的多少，我们就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对一国崛起环境是否有利进行定量评估。从图5-2中可以看到，在O点和D点的区间里，越接近D点，一国的崛起的环境就越有利，越接近O点则崛起的环境越不利。以线段OD的中点E为临界点，就可以对一国崛起环境的利弊做出性质评估。线段OE区间内为不利，线段ED区间内为有利。然而线段OE和ED上还有无数个点，也就是说在有利和不利的两个范畴里还有程度上的区别。为了兼顾性质和程度两方面的评估，并增强评估的精度，可将崛起环境的利弊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很有利、较有利、较不利和很不利。
从图5-2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线段OD上的点是由线段OA、OB和OC上的点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对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预期、与世界强国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国际市场占有率增加份额的三个维度也需做出相应的四个等级的区分。
图5-2 崛起环境的利弊标志
目前人类对战争和军事冲突爆发的科学预测能力有限。1945年至1995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原苏联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间隔时间都在10年以下。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认为，一国可预见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年限在10年以上，其安全环境面临的危险是很小了（很有利）。以此类推，不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预期在5年以上、10年以下，可视为危险较小（较有利）；在5年以下，则危险为较大（较不利）；正在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之中，当然是很不利的安全环境。
冷战后的与大国战略利益一致性的等级可以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及德国五强之间的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为标准。冷战后，可挤入一超多强范围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既有遏制他国崛起的最大实力，也有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需求。因此，任何一强与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一致与否都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接受其崛起的程度。任何一强与美国及另外一强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就形成三比二的绝对政治优势，该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就很高（很有利）；如果一强与美国战略利益对立，但与其他三强战略利益基本一致，这就形成四强对一超的局势，从政治角度上看，该国崛起被接受的程度也是较高的（较有利）；当一强与美国及其他一强的战略利益对立，则其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则为较低（较不利）；而若与美国及其他两强战略利益对立，则形成严重不利的政治环境，国际接受其崛起的程度则为很低（很不利）。
一国出口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每年增加0.3％，意味着该国占有率在30年里可多增加9％。1995年占有世界出口市场9％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德国 〔112〕 ，因此可以认为每年增加0.3％以上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是很多了，可以说明一国海外利益的扩展条件是很好的（很有利）；如果每年增加0.1％，则需要90年才能多占有9％的世界市场，所以在0.1—0.3之间表明条件是较好（较有利）；而每年增加不足0.1％份额就较少了，这对崛起的国家来讲，其海外利益扩展得就是较慢了（较不利）；如果一国不能保持其现有国际市场份额，出现下降现象，那么其国际经济环境必然是很不利于崛起了（很不利）。
对上面三项指标的四个等级可分别以1、2、3、4为它们的指数，这样就可以根据一国在图5-2中的三个维度上的指数，求其OD对角线上的点，这个点的位置即为该国崛起环境的综合指数。然而这种计算对角线的方法不仅复杂，不便于衡量，而且其精度也并未提高。我们可以采取计算三维简单平均值的方法，即将三维指标的任何等级指数相加后求其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将在1至4之间。这种方法简单，但其衡量环境的效果与计算对角线方法的效果相同。 〔113〕 据此本文设计了下图中衡量一国崛起国际环境的标准。
表5-1 崛起环境的等级和指数
如表5-1所示，崛起环境的综合指数I最低为1，最高为4。以2.5为临界点区分崛起环境的性质是有利还是不利，指数＜2.5表明环境是不利于崛起的，指数≥2.5则有利于崛起。从程度上看，平均指数＜1.75为很不利，指数≥1.75但＜2.5时为较不利，指数≥2.5但＜3.25时为较有利，指数≥3.25为很有利。我们以0.25为标准将相同等级的崛起环境区分为上、中、下三个档次，就可使崛起环境的程度评估更加细致。
依据上述评估崛起环境的方法和标准，评估的全过程可分为四个步骤。
（1）将一国的Y、C、P情况分别按表5-1的单项指标对号入座。
（2）从表5-1中找到Y、C、P的相应指数。
（3）将Y、C、P相应指数相加并求出平均值。
（4）将所得平均值按表5-1的环境综合指数找到相应的崛起环境等级。
假设：某崛起国不卷入战争的预期时间（Y）为10年以上，其战略利益（C）与美国对立但与其他三强基本一致，其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增加份额（P）为0.15个百分点；那么该国相应的Y、C、P指数分别为4、3、3；它们平均值也是该国的综合环境指数为3.33；以表5-1的崛起环境等级衡量，该国崛起环境的最终评估是很有利的下档。
用这种方法，以年度为单位对某崛起国的国际环境进行连续评估，并将所得的年度指数以曲线图表示出来，我们就能得出该国在这一时期内崛起环境和变化曲线。分析这一曲线的变化和走向则可以得到对该国崛起环境未来发展趋向的启示。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方法评估未来两三年崛起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后，中国显现出崛起的势头，国人也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于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不错。这种感受是历史纵向比较的结果。这种感受使许多人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崛起是最为有利的。实际情况是否与多数人的直觉一样呢？我们用上一节建立的评估模型对1995年中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四国的国际环境进行衡量，然后再进行横向比较便可得出较为接近实际情况的结论。如果用同一模型对中国冷战后的国际环境进行逐年评估，我们还可看出中国崛起环境的变化趋势。
首先从中国安全环境入手。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这使中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入侵威胁消失了，因此1991—1995年的中国安全环境是1949之后的最好状态。当然这种最好的环境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几十年历史而言。1983年时，中国预期至少有10年的时间可以避免卷入世界战争。邓小平讲：“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14〕 冷战后，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到了1995年，中国认为可在更长的时期内免于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威胁，至少是15年。这年中国领导人讲：“从整个世界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未来15年乃至下一个世纪的主题。尽管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但国际局势总体上说趋于缓和。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以做到的。” 〔115〕
冷战后，中国避免卷入世界大战的危险下降了，但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在1995年发生了变化。1979—1984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只有1998年1—3月与越南发生过炮战和小规模海战。 〔116〕 卷入地区军事冲穿的危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下降，但是由于1995年美国调整了对台政策，促使台湾“独立”势力加快发展，从而使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开始加大。 〔117〕 1996年在台湾海峡发生了中美军事对峙。在1995年时，“台独”问题在5年内不会把中国拖进军事冲突的把握较大，但能否延迟10年就没有把握了。因此1995年中国不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预期应是多于5年、少于10年，也就是说属于危险较小。
其次，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接受程度的评估。1989年中美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后，双方先是在人权问题上摩擦不断，很快冲突就发展到贸易问题上。到1992年美国决定对台出售F-16战斗机后，双方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冲突加剧。1994年9月美国提高了与台湾关系的官方性质，允许美国和台湾内阁级官员在白宫外的政府机构会面，并允许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118〕 这使中美矛盾中的台湾问题凸显。1995年美国宁可中美关系恶化仍决定允许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结果是中国撤回了驻美国大使4个多月，双方关系严重恶化。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使得中美政治对立达到了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严重程度，这种政治对立已经发展成为战略性的对立。
1991年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日本、俄罗斯及德国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明显不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强大日益担心，所以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到了1995年5月，日本竟然以中国核试验为借口，以减少对华贷款的方式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119〕 1996年日本与美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把中国作为主要军事防御对象。虽然1995年中日经济利益有相当的一致性，但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战略冲突已经突出起来。
冷战后，中俄利益的一致性发展得较快，尤其是在战略利益方面一致性明显增长。1992年达成《中俄关于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和《中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1994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决定“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使用武力” 〔120〕 ，1995年《中俄联合公报》表示双方要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并认为“两国在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上立场吻合或相近” 〔121〕 。在199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22〕 。1995年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利益一致性是较大的。
冷战后，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发展得没有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但两国的战略利益一致性还是不断增长。到1994年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国和欧洲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 〔123〕 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增设总领事馆和财政合作两项协定以及有关信贷和经济技术合作的8项文件，涉及总金额31亿美元。 〔124〕 科尔表示：“德中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发展的障碍，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关系更加密切。” 〔125〕 1995年中德政治关系虽不是很紧密，但两国之间没有战略利益冲突。
从1995年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战略利益一致性的情况看，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程度属于较低的。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起，中国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比重增加了0.8个百分点，从1980年的0.9％增长到1989年的1.7％，年均增长约为0.09个百分点。 〔126〕 冷战结束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90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增长至1995年的3％，年均增长0.24个百分点；其中1994年增加了0.4个百分点，但1995年只增加了0.1个百分点。 〔127〕 虽然冷战后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扩展较快，但1995年的速度是较慢的。
根据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到1995年中国的Y、C、P分别是5—10年，与美、日对立和0.1个百分点。依据表5-1，它们相应的指数分别为3、2、2，计算出的综合环境指数I约为2.33，因此评估的结果是1995年中国崛起有国际环境是较不利的上档，接近环境性质变化的临界点的2.5。
这个评估结果与专业人员的实际感性认识是很接近的。1995年外交上的困难使人明显感到1989年后我国国际环境不断改善的势头停顿了，出现了新的反复。中国外长在总结中国1995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时说：“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冷战思维’，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有所发展，使国家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增加了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 〔128〕 如果中国崛起的环境长期维持在1995年的水平，这种环境是不利于中国崛起的。
对中国1995年的崛起环境进行了评估后，我们可以通过对1995年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的国际环境进行粗线条的评估，以便检验对中国崛起环境评估的准确程度。学界普遍认为1995年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环境好于中国，而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如中国。如果本文所设计的评估方法合理，那么1995年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环境的综合指标应高于中国，俄罗斯的应低于中国。后来所得到的实际评估的结果与学界的普遍认识完全相符，这是笔者在设计等级标准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1995年日本、德国和俄罗斯不受世界大战威胁的情况与中国一样，所以三国都有15年的安全预期上限。不过，日本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明显小于中国。与其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为中国、俄罗斯和韩国。如果日本不首先使用武力，其他三国是不会用武力来解决领土纠纷的。根据1995年的情况，日本在10年内还不会使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也就是说日本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时间为10—15年之间。在战略利益一致性方面，日本与美国虽有贸易方面的矛盾，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利益一致性很大。特别是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有增长趋势，1996年双方达成新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声明》。日本与德国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矛盾。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完全一致，但经济利益上的互补性很强。因此，日本战略利益起其码是与美国和德国相一致的。日本1995年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8％，比1994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129〕 1995年日本的Y为10年以上，C为与美国和一强一致，P为－0.5；其相应的指数分别为4、4、1；计算出的I为3。由此可见1995年日本的崛起环境属于较有利的，而且是中上档的交界处。与中国当年的崛起环境比，日本的国际环境不仅比中国高一个级别或两个档次，而且性质也不同。日本的国际环境属于有利的范畴而中国的属于不利的范畴。
1995年的德国不存在领土纠纷，在15年内使用武力解决其他方面纠纷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德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可在15年以上。这年，德国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也不大，德国与中国在战略利益上也没有太大的矛盾，只是与俄罗斯在战略安全利益方面矛盾比较突出。总体上讲，德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中国、日本都能保持一定的一致性。1995年德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率与1994年相同。 〔130〕 于是，德国1995年的Y、C、P三项指标的指数分别是4、4、1，其综合环境指数I为3。这意味着德国崛起的环境处于较有利等级的中上档交界处，与日本一样，比中国高一级，或高出两个档次多。
1995年俄罗斯的国家统一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车臣地区的战事没完没了。俄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为0年。俄罗斯与美、德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斗争尖锐，与日本战略利益上的冲突虽不激烈，但领土问题约束了两国关系。俄国只是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基本一致。因此俄国战略利益起码与美国和一强是明显对立的。这年俄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增长了0.1个百分点。 〔131〕 因此，俄1995年的Y、C、P指数分别为1、2、2，综合环境指数I约为1.67。这表明俄罗斯崛起环境处于很不利的上档，比中国整整低了一个等级或三个档次。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加之1989年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制裁，台湾分离主义趁势发展，这使得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降至5—10年。1992年国际形势开始稳定，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判断，“我们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132〕 。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重新回到10年以上，这种安全环境持续了3年。1995年美国继续加强对台湾当局变相“独立”的军事支持，使“台独”问题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长，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降到5—10年之间。到了1996年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对抗。 〔133〕 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时间进一步下降，不过仍在5年以上。1999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台湾当局开始执行公开的“台独”政策，此后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危险降至小于5年。 〔134〕 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台独”为宗旨的民进党上台执政，从此中国不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不断缩短。2004年陈水扁赢得连任，提出2008法理“独立”的政治目标，大陆被迫卷入军事冲突的预期时间降至2年。
冷战后，中美形成的战略冲突大趋势是不断深化。虽然不同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的政策力度有所不同，但只有2002年中美共同战略利益大于冲突利益。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第一安全战略威胁，加之中国支持了美国于2002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2年中美战略冲突让位于战略合作。然而2003年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中美战略对立关系重新恢复。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与美、日、德的政治关系都很紧张，与俄罗斯关系也不好。到1992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才有明显改善，这一年有33次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其中包括日本的明仁天皇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35〕 中国外长评价当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136〕 。同年德国外长金克尔也访问了中国。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使中德关系全面正常化。此后，中德关系不断改善，只出现过小的波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中德战略关系变得紧密了。1994年中俄关系明显改善，到1996年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37〕 此后，双方虽然有小的摩擦但战略合作关系是稳定的。1992年中日关系虽然摆脱了1989年的政治对立，但到1995年双方安全战略利益冲突出来了。1995年日本将中国的核试验与经济援助挂钩，决定将原定的无偿援助减少93％。 〔138〕 1996年4月，日本与美国达成带有针对中国性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中日的战略利益分歧加剧。2001年8月起，日本首相小泉每年对靖国神社进行公开参拜，此后数年中日双方首脑不能互访。 〔139〕
自1991年至2001年，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每年分别增加0.3、0.2、0.2、0.4、0.1、－0.1、0.5、0、0.07、0.5、0.4个百分点。 〔140〕 2002、2003和2004年中国对外出口分别增长了22.3％、34.6％和36.5％，这三年占世界出口市场的比重的增长率分别为0.2、0.3、0.3个百分点左右。 〔141〕
根据上述对冷战后中国卷入战争时间的预期、与强国战略利益一致性、出口占世界市场比重的增长三方面情况变化的评估，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统计成为表5-2，并可得到图5-3的结果。
表5-2 冷战后中国崛起环境的指数
图5-3 冷战后中国崛起环境变化趋势
根据图5-3冷战后中国崛起环境指数的变化曲线，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三点：一是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基本上处于较有利与较不利的两个等级之中，不过较有利时间多于较不利时间。以有利和不利划的界线（2.5）划分，在1991—2004年的14年里，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的有利时间为9年，不利时间为5年，其中很有利的情况（＞3.25）有2年，很不利的情况没有发生。这种国际环境与冷战后中国崛起速度较快具有相关性。第二点是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缺乏稳定性。在14年的时间里，崛起环境出现三次起伏，最高和最低指数相差为1.7，差了两个等级还多。国际环境的这种不稳定性明显不利于中国崛起的中长期计划的实施。“台独”问题对中国国际环境的起伏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才可能实现国际环境的稳定。第三点是中国崛起的环境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周期性，但有利时期最长5年，不利时期最长3年。根据这种变化特征，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国际环境在2005和2008年之间有可能再次降至低于2.5，即走向较不利。
中国要实现民族崛起，就不能忽视国际环境的作用。有人认为，在以往的50年里中国有三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和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兴起。这三次历史机遇被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给葬送了。笔者认为朝鲜战争促进了中国的崛起而不是影响了中国的崛起，而这种崛起势头被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内政政策所阻碍。无论对这三次历史事件如何评价，我们都得承认这三次历史事件既是冷战大环境下的历史必然产的物，也是政治领导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环境为这三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奠定了条件，而这三次事件的发生又反过来影响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冷战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好于冷战时期，但从崛起的角度观察仍属于不理想的范畴。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已成为中国学者与政治家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评估中国的国际环境，认清国际环境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不断地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变化。这样中国才能在21世纪按计划实现崛起的目标。
〔1〕 本文原名为《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
〔3〕 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4〕 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3页。
〔5〕 有机联系不等于综合。例如，宫保肉丁对材料、调料和烹饪法都有明确要求，三者之间形成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决定了这个菜是宫保肉丁；而拼盘凉菜对材料、调料和做法没有明确要求，可任意改变，三者间不存在有机联系。如果我们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比作是一盘宫保肉丁，那么国际关系概论则可比喻为是一个凉菜拼盘。
〔6〕 原文题为《国家利益的本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春季卷。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4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
〔9〕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0〕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1〕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12〕 高金钿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13〕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第59页。
〔1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15〕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16〕 钱其琛：《回顾与展望》，《人民日报》1992年12月30日。
〔17〕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第5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
〔19〕 Charles A.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Quadrangle Paperbacks, 1966), pp.17—18.
〔2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70.
〔21〕 Westermark,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Vol. Ⅱ, p.180.
〔22〕 《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23〕 《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24〕 同上书，第124页。
〔25〕 同上书，第30页。
〔26〕 同上书，第30页。
〔27〕 同上书，第41页。
〔28〕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29〕 同上书，第309页。
〔30〕 黄硕风：《大较量：国力、球力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8页。
〔32〕 Charles A.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p.8.
〔3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4〕 Charles A.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pp.10—13.
〔35〕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179页。
〔36〕 Alfred T.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p.97,187;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 (1898).
〔37〕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页。
〔38〕 W. W. Willoughby, "The Future of the Naional State," in Raymond Garfield Gettell, ed., Readings In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11), pp.102—103.
〔39〕 《世界知识年鉴1992/1993》，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40〕 潘石英：《现代战略思考——冷战后的战略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41〕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张美努力扩大同中国关系》，新华社华盛顿1994年5月17日英文电。
〔42〕 China Handbook Series—Econom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p.395.
〔43〕 《中俄两国外长会谈》，《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6日。
〔44〕 原文见《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7页。
〔45〕 《中国年鉴1992》，中国年鉴社1992年版，第5页。
〔46〕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47〕 China Handbook Series—Econom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p.399.
〔48〕 Ibid, pp.397—398.
〔4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2》，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927页。
〔50〕 "China Says It Asked Murdoch to Drop BBC News Channe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7, 1994.
〔51〕 黄丹涵：《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结果及影响》，《国际商报》1993年1月12日。
〔52〕 《为增强高科技国际竞争力，美放宽敏感技术出口》，《人民日报》1994年2月27日。
〔53〕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5〕 同上，第372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57〕 《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3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3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4年3月1日。
〔5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3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4年3月1日。
〔60〕 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地图集（1994）》。
〔61〕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199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3), p.109.
〔6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199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p.317.
〔6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64〕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1991), p.20.
〔65〕 李鹏：《政府工作报告》，《北京日报》1992年4月5日。
〔66〕 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3月15日。
〔67〕 《国家统计局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9日。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3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4年3月1日。
〔69〕 《中国外交概览1987》，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70〕 此篇文章是我与我的博士研究生周方银合著，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71〕 对于事件数据分析得比较完整的介绍，可以参考Philip A. Schrodt and Deborah J. Gerne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Event Data: A Handbook of Computer—Based Techniques, Draft, October, 2000；以及Robert G. Muncaster and Dina A. Zinnes, eds., International Event-Data Developments: DDIR Phase Ⅱ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72〕 参见http://www.ukans.edu/～keds/eventdata.html。
〔73〕 Philip A. Schrodt and Deborah J. Gerne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Event Data, chap. 3, pp.3—19.
〔74〕 Philip A. Schrodt and Deborah J. Gerne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Event Data, chap. 1, pp.1—9.
〔75〕 例如Preventive Measures就是集中于冲突预警，此外还有用于分析冲突的软件，如CASCON，参见John L. Davies and Ted Robert Gurr, Preventive Measur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Lincoln P. Bloomfield, Allen Moulton,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olicy: A Teaching Tool Using CASC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76〕 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77〕 该研究以刘连第编著的《中美关系的轨迹》为蓝本，从中选取了642个“事件”，参见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78〕 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
〔79〕 在李少军的研究中，事件在任何时候发挥的作用是不变的，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两国关系已经达到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在他的分析框架内，这种影响是无法处理的。
〔80〕 实际上，数学中有时把按某种方式定义的距离叫做“范数”，把赋予距离叫做“赋范”，而这个“范数”的英文是“norm”，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这似乎意味着，在数学中，也有一些规范性的内容。见Carl L. De Vito,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Linear Operator Theory (Redwood: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chap. 1.
〔81〕 科学哲学中的约定主义，制定了一些选择标准，不过这些标准主要是针对理论而言的，参见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82〕 全球化可能使两个国家完全没有关系变得不可能，但有些国家之间的确没有实质性的安全、政治或经济关系。
〔83〕 事实上，现在的事件数据分析，主要是采用机器编码，而基本上放弃了手工编码，因此，对编码系统的依赖更强了。
〔84〕 我们制定的衡量中外双边关系的分值表还不完善，但主要是技术细节问题，并不影响主旨分析，特别是不影响分析的方向和性质。
〔85〕 由于这里的分析是以月为单位的，因此，如果我们考虑5月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那么，两国关系的初始值P 0 就是4月底时两国关系的分值。
〔86〕 此回归分析是用Matlab软件进行的。
〔87〕 阎学通、周方银：《2004年1—3月中日关系走势》，《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阎学通、周方银：《对1月4日中日关系预测的检验》，《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
〔88〕 参见《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第4期、第6期和第8期。
〔89〕 原文题为《大国崛起环境的评估》，见《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90页。原文对中国崛起环境的衡量只做到1996年，本文补充衡量了1997—2004年的环境（在本文“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一节）。
〔90〕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91〕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1页。
〔92〕 同上书，第64—65页。
〔93〕 同上书，第70—71页。
〔94〕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79).
〔95〕 Friedrich Ratzel, Anthropogeographie, 2nd ed. (Stuttgart: J. Engelhorn, 1899).
〔96〕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An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8).
〔97〕 《克林顿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1996年5月20日英文电。
〔98〕 《江主席在波发表重要演讲》，《新华每日电讯》1995年7月14日。
〔9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
〔100〕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101〕 《克里斯托弗说美国将强调和平、安全和繁荣》，美新署马萨诸塞州剑桥1998年1月19日英文电。
〔102〕 高金钿主编：《国际战略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中国外交概览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689页。
〔104〕 《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第62页。
〔105〕 《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
〔106〕 薄贵利：《国家战略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107〕 《和平、繁荣与民主》，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2月24日英文电。
〔108〕 Thomas L. Friedman, "Reducing the Russian Arms Trea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2.
〔109〕 Defense 94—Almanac, Issue 5, p.19.
〔110〕 王保存：《美国军队裁减兵员与编制政策》，《现代军事》1993年8月，第33页。
〔11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第517页。
〔112〕 《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
〔113〕
求图5-2中的OD对角线的公式为：
设OD′为从O至D的任意一点，
即
求图5-2中OA、OB、OC三个边的数学平均值公式为：
设
为任意三边长度的平均值，
即
和
两公式的关系为直线关系。
∴两者性质相同。
〔1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15〕 《纵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1996年1月3日。
〔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中国外交概览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117〕 Yan Xuetong, "US Fue ls Cross-Straits Tension," China Daily, March 20, 1996.
〔118〕 阎学通：《美对台政策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嘹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10期。
〔119〕 《对中国的核试验采取对策，政府决定压缩对中国的无偿资金合作》，《朝日新闻》（日本）1995年5月19日。
〔120〕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4年9月5日。
〔121〕 《中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5年6月28日。
〔122〕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123〕 《德国——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国、欧洲在中国最大投资者》，《国际商报》1995年11月11日。
〔124〕 《中德签署一系列协定和文件》，《人民日报》1995年7月14日。
〔125〕 《江主席与科尔总理会谈》，《人民日报》1995年7月15日。
〔12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9》，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2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
〔12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
〔128〕 《国际关系错综，中国外交活跃》，《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5日。
〔12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
〔130〕 同上。
〔131〕 同上。
〔132〕 《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133〕 "News Briefing b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Beijing Review, April 1—7, 1996.
〔1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2000》，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35〕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30日。
〔136〕 钱其琛：《1993：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5日。
〔1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1997》，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38〕 《日削减九成三无偿援助》，《明报》（香港）1995年8月30日。
〔1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4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1996》，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896页；《国际商报》1996年4月4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统计，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index.htm。
〔141〕 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30228_69102.htm；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40226_402131958.htm；龚雯：《我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达12％》，《人民日报》2005年月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