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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从新华通讯社数年前刊发的一则公报说起——
新华社仰光2007年11月16日电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14日至16日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和发委）主席丹瑞15日会见了王毅。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取得的进展，愿共同努力发展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互利双赢合作，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造福于两国人民。
缅方介绍了国内情况，表示将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采取积极、务实举措，加快推进七点路线图计划。同时，他们向中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努力。中方重申在缅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实现政治和解、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希望缅甸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加快国内民主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的斡旋努力，希望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对缅甸提供积极和建设性帮助。中方真诚希望缅甸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早日实现长治久安。
王毅与缅甸主席丹瑞等人合影（2007年11月）
资料来源：http://gov.cn/jrzg/2007-11/16/content_807991.htm。
我的解读是，这个简短的外交公报，向国内外读者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中国政府通过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努力帮助联合国的调解取得进展。当时的背景是，缅甸国内正发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军人掌权的政府与一些抗议僧人和社会团体形成尖锐紧张的对峙，而东盟在调停这个成员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止步不前；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机制的担心，缅甸政府还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特别顾问到仰光进行斡旋的请求。在僵局面前，中国政府派遣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缅甸首都，劝说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权衡利害、顺应时势，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予以积极回应，尤其是把赞同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到访，作为缓解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一步。王毅大使的努力最终奏效，缅甸军政府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造访。僵持局面由此打开。虽然后面的事态依然曲折多变，各方普遍对中国特使的调解成效表示了赞赏。其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在相互关系上并非只是追求狭隘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不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粗暴施压、强人所难，而是在巧妙劝和的同时，用真诚朋友的态度，鼓励缅甸国家的政治对话与民主化进程。众所周知，中国与缅甸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涉及能源、经贸和战略等多个领域，这种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历任中国高层领导人从未间断，其密切程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然而，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缅关系存在一种误解甚至歪曲的看法，认为它不过是中国利用实力地位和地缘优势，为获取缅甸这个邻国的丰富自然资源与战略出海通道所建立的一种非正常关系，属于不对等的利益嫁接和依附模式。王毅大使的此次出访和事后发表的外交公报，令上述误解和歪曲不攻自破；公报用简明但深刻的文字，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友好邻邦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更展示出改革开放新面貌下中国人的先进政治观念。
《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1960年1月）
王毅斡旋缅甸的成功，在笔者看来，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这类“创造性介入”的特点，首先在于它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特别是大国外交上常用的派遣特使方式，针对现有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顿和难题，直接介入有关国家和区域，凭借外交官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或思路。派遣特使而非驻在国的大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授权，表明其身份和传递的信息非同寻常，代表着派遣国最高层的意愿与要求。其次，中国政府特使的努力及其方式，还表现出中国外交官特有的亲和、耐心、平等待人与不事声张；在缅甸这类经常被西方外交官和媒体轻蔑地称作“麻烦国家”、“问题国家”的地方，中国外交家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而是用平等的商量、耐心的等待、朋友式的真诚，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取得了柳暗花明、打破僵局的效果。然而，依照本书标尺，关键的创造性介质，当属那个简短的外交公报所表达的第二点讯息。它体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高超智慧与技巧，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对双边友好关系的坚持和对国际大势的明辨，既坚守不干涉内政、尊重当事国主权、相互平等与和平共处等既定原则，又传递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期待缅甸军政府趋利避害、实现良治、稳定政局的普遍愿望，表达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建设性地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它还是中国公众政治意愿的折射，是对那种狭隘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观的超越。
须看到，此番中国政府特使的成功，也有一些特殊因素的助力。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在领土纠纷问题上表现的大度谦让立场，奠定了中缅长期特殊友好关系的基石。由于国内政治而饱受国际制裁和外部责难的缅甸，在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国际贸易和装备更新等问题上，确实指望保持与中国这个重要朋友的合作关系。换作其他邻国，同样是斡旋调解，同样是耐心低调，中国特使未必都能如此有效。 (2) 因此，不能忘记，斡旋缅甸这类“创造性介入”的成功，离不开对介入对象、时机和环境的可行性评估。比如说，笔者没有把握，单就两国关系而言，当缅甸与中国发生重大利益摩擦时，如对湄公河水资源利用的分歧，或涉及对与我国交界地区缅甸某些族际矛盾及武装团伙的处置，我们的“创造性介入”是否有别的方式并仍能奏效。 (3) 但总体而言，此次王毅特使对缅甸事务的“创造性介入”，表达了中国外交未来的一种取向：向世界更多的地方和需要中国的不同领域，派遣更多的特使、特别代表和其他名义的调停人，以不同于西方强国的方式，用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和技巧，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建议，促成地区内部和全球层次上的各种缓和与妥协。特使越多，中国的角色会更活跃和富有建设性。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