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念辨识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为本书题辞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新时期各方面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下，在量力而行与统筹兼顾的前提下，中国外交须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创造性介入”。在这里，“介入”一词（英文是“involvement”或“intervention” ⁽¹⁾ ）比较容易理解，指的是“参与”、“加入”、“契入”、“卷入”或“进到内部”的意思。比较难解释却十分重要的，是“创造性”这个前缀性术语。怎样界说这一概念？如何使之切合中国视角、中国利益与中国风格？在讨论具体的案例及观点之前，有必要对“创造性”及相关概念做些解析。

所谓“创造性”（英文是“creativity”），是指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在心理学的分析里，创造性的心理也是复合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结合生成的一种形态，它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点，并与人的坚持、自信、意志、责任、勤奋、热情、兴趣和联想等能力有关。创造性常常表现为特别具有主动性和进取心的一种思维过程。当我们说某个人具有“创造性思维”（英文是“creative thought”）时，是指他的思维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还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设想和意见。创造性思维性与一般思维相比，其特点是思维方向的求异性、思维结构的灵活性、思维进程的飞跃性、思维效果的整体性和思维表达的新颖性。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征的心理活动，是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一项创造性思维成果的取得，往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刻苦的钻研甚至多次的挫折；创造性思维要经过知识的积累、素质的磨砺才能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离不开繁多的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和寻找答案。它既不受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受传统方法的束缚，思维路线是开放的和不断扩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方案、多种途径中去比较和选择。 ⁽²⁾

可以看出，“创造性”的核心在于“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这里，“创新”特指人的一种特殊活动，它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或新的源泉。创新在军事、经济、商业、建筑、学术等各个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开辟和先导作用；离开创新的激励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各行各业就失去持续的动力，进步也无从谈起。创新不是单纯的“出新”，而必须在“推陈”基础上实现；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和调整，付出辛劳、代价或风险，打破惯性惰性和官僚定律的束缚，才能达到新的彼岸。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说法，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创新”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引入一种新产品，创立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或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来源。依此类推，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里，“创新”也可有多样的形态，如提供新的外交文本和解说，引入新的安全观念或依存思想，开辟新的谈判空间或机制，从其他领域或“工具箱”借用一些手段来突破旧的框框或僵局，等等。可持续的创新，需要艰苦、复杂细致、长期的劳动与积累，需要创新者有好奇心、想象力、质疑和探索的本领，需要制度性保障乃至环境认可。真正善于创新的人也一定是乐于学习的人，勇于自我超越的人，不拘一格、大胆进取的人；在制度性保障比较持久和完备的环境下，创新者会比在其他环境下更乐于发挥和更多涌现出来。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技术、市场、学术、思维、军事、外交等，概莫能外。

分析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 ⁽³⁾ 他提出：当周期性经济景气循环跌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含着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他指出，经济创新过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开拓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突出企业家的创新性，但是他认定企业家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企业家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按照他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不可能总是企业家，除非他不断“实现新的组合”，即不断创新。简言之，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原有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因此，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把这种理论借鉴到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上，可以说，“创造性介入”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外交家个人（“企业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看似机械重复的外交公务活动和文本写作过程里，注入个人的创新思想、思路或行动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打破陋习、官僚定律或思维定式，以通常被认为是有些冒险或不合常规之做法，推动更高层次的外交进步即“创造性破坏”。

不妨举几个事例，说明平日间大量存在的类似创造性破坏和推陈出新的过程。比如，日益增多的新型遥感和机械技术，对汽车、飞机等过去必须由人亲自操作的大型机械实现无人驾驶，贡献出一种创造性的工业技术；摩托罗拉等公司推出的翻盖手机，颠覆了传统的手机面板形态，取得了商业利润的大幅提升，就属于典型的创新；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学说，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束缚，拓展出20世纪物理学全新的思考和实验空间，其理论思想的创造性无与伦比。观察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也不难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一些国家盛行的“理想主义学说”，虽然有许多不足和问题，但它却是对以前主宰政治思想史的进化论思维的一种创造性超越，奠立了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以及战后国际法主干的思想理论基础；取而代之的现实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把古典政治学中的一些精华（如有关人性恶的假说、均势思想、海权和空权论等），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斗争中，提出了安全困境论、地缘政治论、国际体系论、跨越式发展论、依附论或“中心／边缘论”等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命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相互依赖理论、全球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等分支流派，创造性地继承了早期理想主义的某些内涵，同时批判性地借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既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开辟了新的领地，也给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新现实提供了思想指南与启迪线索；世纪转换之际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则打破旧的思考藩篱与争论逻辑，从人的认知心里推导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把国际政治乃至国家本身当成想象、错觉、塑造和改变的过程，从而创造性地提示了看似简明与铁定的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内部存在的千差万别、千变万化。 ⁽⁴⁾

理想主义学说代表人物威尔逊

《西方国际政治学》书影

本书讨论的外交案例，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里中国人创造性的表现，是对外交传统的某种超越或丰富，它们打开了外交人想象的新空间与更大施展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外交活力与创新；它们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方案，更不是完美无缺的结果，但它们或打破了国际僵局，或提供了新的外交选择，或创立了中国主导的机制，或扭转了长期的被动局面，或孕育出国家间积极互动的新线索。像后面将要介绍的那样，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斡旋缅甸的一节，他不仅成功说服缅甸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的到访，而且在最终双方发表的外交公报里用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表述了中国的新立场；刘贵今大使作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帮助苏丹摆脱国际困境、争取各方理解、实现国内和解与国际承认方面，做了层次细腻丰富的接触和成果持续显著的努力；傅莹在担任驻外重要使节的生涯中，每每在危机关头总能挺身而出，直面质疑，用细致说理、耐心对话、善讲故事、与民众真诚沟通等柔性方式打破僵局；中国外交高层近年推动的大国间战略对话，逐渐形成全球重要力量之间克服障碍、缓解矛盾、促进合作的一个新平台，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新技巧；在与东盟作为一个次区域重要国际组织的交往方面，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雪中送炭”以及新世纪以来大力推动的自贸区进程，折射出中国处理周边区域关系时的一些新“抓手”；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对台方针上的重大战略谋划与调整，一举扭转了被动反应局面，使两岸关系朝着于我有利、对“台独”势力不利的方向循序渐进；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建立的六方会谈平台，不仅区别于过往我们的政策和现今其他大国的办法，更提供了东北亚持久和平及“以我为主”的地区安全机制的某种雏型；2011年初中国政府在撤退北非中东华裔劳工侨民问题上的一系列大手笔，显示出有别于以往的保护我海外利益的意志、手段和统筹力，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做了有意义的开头。试想一下，中国外交官原本任务繁重，国内如此庞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海外利益，势必赋予他们不同于任何外国同行的工作量；顺利完成职责内的诸多对外交涉、文案撰写、日常汇报、各种接待和领事保护等等，已实属不易，遑论所有这些领域的工作都有快速增加的势头；在这种状况下，推出有创造性的设想、文本或行动方案，更难能可贵。

这里须简要讨论“外交”范畴，它关乎本书讨论的范围。狭义的“外交”（英文“diplomacy”），指的是外交部门代表国家对外行使职责的方式及内容，如建交或断交、照会或派遣特使、宣布领导人的出访来访、安排国家间的谈判和交涉、参加只有主权国家能够参加的国际会议，等等；它表达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和要求，只有职业外交人员才能执行其使命任务（对其专业外语、法律知识和组织纪律通常都有严格要求），也自然构成所谓“总体外交”或“大外交”的核心部分。“外交”有时也有广义的解释，而且现在各国都有更多使用广义“外交”的趋势；这种解释所讲的“外交”（英语有多种译法，如“foreign affairs”，“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eign relations”等），具有“对外关系”、“涉外事务”、“国际联系”的含义，在适当加上传统狭义外交的某些职能与性质之后，它们构成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广义范畴。这方面之所以有越来越多应用的势头，是因为广义的外交概念有利于国家在不同层面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尤其当核心外交遇到障碍、无法沟通时，典型事例有“体育外交”（如“乒乓外交”和“足球外交”）、“教育外交”（如大力推广的“孔子学院”）、“文化外交”（如中华文化艺术的对外展示）、“商务外交”（各种商业性质的对外洽谈活动）、“军事外交”（联合军演或军官出访）、“人民外交”、“公众外交”、“公共外交”、“非中央外交”（如美国“加州外交”或中国“上海外交”）、“次区域外交”（如湄公河流域各国合作或近年崛起的“博鳌论坛”）等。虽然笔者一向赞成“大外交”或“总体外交”的做法及提法，本书却有相对有限的目标，即限定在对核心外交层次的透视，主要涉及外交、商务、军方三大强力部门近年的案例（包括台湾问题亦从国际关系和外交角度考察），主要着眼外交部门的办案思路与技巧，分析职业外交官主导的“创造性介入”，提示外交（diplomacy）的新取向。

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1971年4月）

可能有人质疑，提倡“创造性介入”，会不会影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既定方针，进而改变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我认为，“韬光养晦”方针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特殊国际国内背景下提出的，进入21世纪以后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大的改变，因而这一方针必须适度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与要求；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业已站在全球高地上，我们国家的利益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是在外部世界实现，中国人不能不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在对外设点布局的同时提出更多的国际方案与建设性思路。这就是“创造性介入”的主要动因所在。另一方面，笔者深信，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方针的精神仍有继承的必要，仍将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那就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量力而行与不断提高，始终不称霸、不当头、不对抗。它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不会也不应当有任何改变。所以，本质上，“创造性介入”的新外交，是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以体现处在更高阶段、更大视野和更具进取心的中国外交。

总之，“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参与的意识和手法。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更大范围的中国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它也提醒我们对外政策的规划人和制订者，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老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人，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同时注意建设性斡旋和创造性思路，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庸大同”等成分，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地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这种新的“创造性介入”立场，既不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抛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这一立场，将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阶段，逐渐形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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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曾向笔者建议“创造性介入”的英文译法。他建议不使用“intervention”而用“involvement”，理由是英语语感里，前者稍带贬义而后者较为中立。经过考虑，笔者采用了他的建议。在此，也向埃文斯教授表示感谢。

(2) 以上解释可以参见网络上著名搜索引擎“百度搜索”对“创造性”、“创造性思维”等术语的界定。

(3) 可以参阅“MBA智库百科”（MBA Lib）的解释条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4)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谱系的演化及分类，可参见笔者所著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jGUlTyU/GqLOL6aK3gTA19kqeyeOJXi2m0oB/7hGRhO6jqoI8cvca2oAKPs4re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