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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记下一点我父亲的二三事，谨以此文为念。
父亲的一生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也是达观的一生！
父亲年轻时应该很帅，会吹口琴，唱歌也应该很好听，嗓音宽厚，这是我们姐弟继承到的最大的财富，我因为有了好嗓子甚而从农村一步登天到北京，谁说不是财富呢！
父亲手很巧，是裁缝中做软料的高手，师傅是日本人，父亲最拿手的是制作丝绸和服。抗战胜利后，和服的制作工艺和需求都跟着日本鬼子回了东洋岛上，父亲也无用武之地。
虽然如此，父亲却是我们全家衣服裤子的制作者，至少我们姐弟 4 人，每年春节都可以穿新衣服。布料是母亲在商场工作利用最及时的信息所能寻找到的最物美价廉结实耐用的布料，例如经常穿的蓝色灯心绒，即使现在也是 Fashion 的。裁制者就是父亲，每当那架美国制造的胜家牌缝纫机欢快的哒哒响起时，都会看到母亲换上的 100 瓦灯泡耀眼的灯光下父亲一丝不苟的形象。一件件新衣服带着布料的樟脑芬香展现在眼前。
新衣服永远不合身，因为父亲总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成长。母亲经常略带自豪地数落父亲说，你爸做的衣服能装进两个人。
父亲的手艺是一流的，缝纫的针脚绝对可以与阿玛尼、齐亚尼抗衡，但是式样实在不敢恭维，上衣是宽大的下摆，裤子是深裆肥裤腰。等到肥瘦合适时，长短必定不合适。洗白了的衣服会露出深色的下摆和裤脚，衣服的下摆至少放过两次，裤子亦然。
父亲的巧手，还体现在各个方面，如炸丸子。春节蒸馒头、花卷、面鱼一定是父亲亲自操作，母亲就在旁边监工兼场外指导，主要是掌握数量和进度。父亲好脾气，被母亲指挥的团团转，唯独炸丸子时母亲很少说话，插不上嘴。父亲的炸的丸子每个都一般大，每个都是金黄色，每个都是外焦里嫩。
父亲炸丸子的手艺也不太恰当地用在把煤坯子打成块，也都一般大。这时，母亲就要说话了，由于煤块不需要那么精细的工艺，而且浪费时间，她就会大声说：又不是炸丸子！
父亲的手擀面也非常棒，面和的稍硬，擀的面厚薄均匀，刀法娴熟，每刀都一样的分寸，切出的面条又细又长，不断条。下水后，面不烂，汤不浑，吃起来筋道。这在全手工时代，是家人的口福，也是幸福。
父亲的手艺没有传给后人，因为母亲为我们制定了更雄伟的远景，大姐是留苏归国工程师，二姐大学毕业后成为空军的发动机工程师，三姐、大哥和我们小哥俩都要步姐姐们的后尘。
文革断送了三姐和大哥的美好前程， 1966 年三姐高中毕业完全可以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大哥是大连 24 中学初中毕业，重点高中在等待他。我们小哥俩小学毕业，停课闹革命等待上中学。
文革期间无所事事，在家里居然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先是出于无聊和好奇，拆下大部分机件，擦油上油，然后扎鞋垫，床单被罩锁边，最后也能做衣服。
我自以为还是继承了父亲的手巧的优点，比如用缝纫机做衣服，熨衣服等，到现在我熨衣服的水平还是非常专业的。擀面条，切面条，我的水平急起直追，后来家里再做面条，母亲就直接点名让我做了，不过和面还是不行，偏软，和不出父亲的水平。
父亲属于智慧内秀型，他不太善于与人打交道，更不会结交朋友，不会忽悠，甚至不善言谈。
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年轻时的无妄之灾致使他形成的少言寡语的性格？应该都有关系。三次被捕入狱的牢狱之灾，他居然都能化险为夷，真乃神助也。不过出狱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他的打击应该是他闭嘴不语的主要原因。
党的地下工作者，整个敌后队伍，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刘少奇、安子文、潘汉年等等不一而足。永远不被信任，是致命的。父亲的不被信任，导致他的官越做越小，从解放初期的军用被服厂的厂长到电机厂的副科长，到文革就剩下科员了。兢兢业业、战战兢兢仍逃脱不了厄运，文革被斗，细铁丝挂大铁牌子，叛徒特务的红叉叉，从我家二楼打到一楼。游街示众的大卡车就停在我家楼下，造反派打断了他的鼻梁骨，然后莫名其妙地失踪十几天。母亲操碎了心，到处求人打听下落。
直到有一天半夜，一位戴口罩鸭舌帽的中年人突然到家里来，告诉我母亲，父亲在厂里，被保皇派组织藏起来了。
我和强偷偷去看过他，戴个口罩，遮住被打歪的鼻子和伤口。
那个疯狂的年代！
少年不知愁滋味。
父亲最美好的年代应该是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父亲经过整党运动重新入党，并被承认了解放前的革命经历。工作比较稳定，政治上得到比较多的重视。记得我们学校曾经请他做过报告，讲述革命斗争历史和地下斗争的艰辛。内容完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穿了一双棕色的大皮鞋，戴着红领巾，我有些羞愧地缩在位置上，不愿意让同学知道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学生的父亲。
父亲不是能言善辩之人，讲述的故事大概也不甚精彩，后来就没有人请了，直到叛徒特务的罪名再次降临。
父亲的日语很好，他小时候的学校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中，是日本人办的亡国奴学校，强制中国人说日语。
后来，他到一间裁缝店学习手艺，师傅是日本人，日语应该用得上。小时候父亲难得讲几次笑话，其中就有：日本师傅跟徒弟要锤子，日语锤子叫哈默，师傅说：蛤蟆的叮当。徒弟就去抓了一只蛤蟆送过来，师傅大怒，骂：八嘎！徒弟又去抓了八个蛤蟆，师傅又骂道：七个孝！徒弟抓了七只小的。八嘎和七个孝都是日语骂人的话。
五十年代爱国华侨归国，电机厂来了一位日本归侨黄文彬工程师，厂里指派父亲做了他的翻译和生活顾问。
我们一家与黄工一家因此熟络起来，他们一家常来我家串门。黄工的太太毛阿姨完全不会中文，她经常操着日语句式问：这个的，好吃嘎？后来黄工和我父亲一同走五七道路，下乡时，黄工在三队，父亲在四队，仍然是近邻。
文革时，父亲因此背黑锅，黄工被打成特务，挖地三尺寻找发报机，父亲是翻译官，又有被捕的背景，自然难逃干系，成为难兄难弟。记得有一天，黄工匆匆来我家，那天谁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人。黄工说你跟我走，他带我到交通旅社楼下的一家西餐厅，用华侨发的卷给我要了一杯牛奶，一片面包抹黄油，还有什么记不清了。我至今也没有明白，为什么黄工会带我去吃一顿西餐。
后来在吴屯大队，我们与黄家近乎一家人，知识青年都愿意往他家跑，他们家也永远都欢迎知青。有时候人家都睡觉了，我们还坐在那里，是不是有报纸看？也不记得了。
黄工戴浪琴表，还有一架 135 的旁轴取景器的相机，很棒，不记得什么牌子，从不借人。我们家许多合影和我小时候的照片大多是这架相机拍摄的。
再后来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父亲一生几乎没有好朋友，也许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很单一，上班，回家，不是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在家里从来没有闲过，打水，劈柴，买煤，生炉子，做饭，做衣服。
1970 年父亲终于被厂里戴上大红花送到了农村，走上了五七道路。前后大约三年，这也是他一生中另一次最安稳最舒心的时期。
一是他喜欢独自一人做事，手又巧，五七战士不用出工，他在家专心侍弄菜园子，老王的自留地全村最好的，没有之一，连那些当地社员都要服气。他平整土地又平又细，浇水也勤，菜园子就绿油油地兴旺发达起来。老王养的猪也是最肥的。做这些事情他都非常得心应手，一个人，没有监督没有干扰，没有竞争没有勾心斗角，只有蓝天和黑土地。种菜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二是母亲没有下乡，被单位留下来整党。母亲不在身边，自然少了唠叨批评指责，没有了喋喋不休的争吵，心态自然平和。
好像是 1973 年，父亲喜从天降，他被恢复了党籍，承认了他的党龄和革命历史经历，成了有离休资格的老干部。他得以回到原单位，恢复了行政级别补发了工资。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我和强哥回城时没有了政审的障碍。
父亲比母亲寿长，父亲比母亲大 6 岁，又晚去世一年，寿终 76 岁。
奇怪的是，父母亲一辈子打打闹闹争争吵吵，让我们子女不堪，母亲去世了我大哭一场，同时也想，父亲是不是再也不用忍受母亲的脾气了，会不会平心静气地过好晚年。没想到，一年不到，父亲随母亲而去，我欲哭无泪！
子欲孝而亲不在！切肤之痛啊。
这些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的。往事如烟，袅袅升起，父母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宛如昨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人生悲剧，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的思想遗产，都会与记忆永存！
注：父亲王守志，辛亥革命那年生人。 1927 年 16 岁参加 CY ，后转为 CP 。第一次参加支部活动，就被叛徒告密被捕，南满支部几乎被一网打尽。后组织上为营救，指示 60 余被捕者可以假自首争取获释。幸叛徒只认识几位领导，大多数坚称是识字班上课。
第二次被捕，是在军用被服厂领导工人盗取布料偷运给八路军被破获，经组织营救，以经济犯判刑。
这两次中有一次被关在旅顺监狱，记得小时候参观旅顺监狱，父亲突然带我们哥俩离队去了一个长走廊，打开一间牢房说，我被关在这里过。
旅顺监狱在伪满后期成为死牢，安重根就死在这里。 1945 年苏军攻占沈阳，派两辆坦克长驱直入到旅顺监狱，驻守日军以为苏军大部队到达，举白旗投降。苏军打开牢门让囚犯快跑。三天后大部队才到达旅顺。
父亲第三次被捕是所谓政治犯，关押在大连岭前监狱，直到苏军占领大连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