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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国家有伟大货币。
——罗伯特·蒙代尔
军事、经济和货币实力都是世界强国的表征。综合国力的不同方面可以相互支撑。在过去150年里，主导货币的发行国也是世界最强海军的拥有者，这一点绝非偶然。在大英帝国最强盛时期，英国可派出军舰去世界各地催债或保护其商业利益，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尽管炮舰招摇的时代已然过去，但军事实力和货币实力依然是构建国际霸权不可或缺的依托。通过发行美元，美国使得自身的借贷成本远低于他国，由此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元造就了美国全球第一的经济，也使得美国有财力供养世界上最强悍的军队。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交相呼应反过来又催生了全球各国中央银行和投资机构对美元的青睐，美元被视为最后的避风港。
一个国家能否在危急时刻用自身货币来调动资源，取决于该国政府的信用程度。美国政府如果不是在过去200年间都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记录，就不会有今天美元通行天下的国际地位。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执政时期，他就坚持让年轻的美国偿付所有的债务，哪怕债权方是正与美国交战的国家的公民。
英国的优良信用记录也曾为英国赢得与法国之间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1808—1814）发挥战略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彼得·加博（Peter Garber）曾研究过这场战争，他指出，当时威灵顿（Wellington）的军队能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或军券在当地购买军需物资，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的军队却必须用黄金支付，在买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沿途劫掠，因为西班牙人不认法国的钞票。与此类似，荷兰的良好信用记录也帮助荷兰赢得了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荷兰人能年复一年通过债券来雇佣军队与西班牙作战，而西班牙人的信用记录却一塌糊涂，只能依靠来自新大陆的黄金。”
如今，美元对美国的意义可归纳为如下两大类：
首先，美国可以推迟甚至无须对其国际收支平衡进行调整，由此美国就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推行“大炮加黄油”的政策，即美国不用在降低军费和维持国内消费之间痛苦选择，完全可两头并进。因为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很大，美国可以用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常转移项目上的逆差。其他国家如果也像美国那样债台高筑，那么就可能会因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压缩开支或提高税额，甚至要向IMF求援。希腊和其他欧洲外围国家就遭遇了这样的屈辱命运。1976年，当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时，英国也备受屈辱。美国则可以一面维持全球最大的军费开支，一面维系因国民过度消费造成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具有将经济调整压力转向盟国的能力。德国和日本实质上是在接受华盛顿的勒索，本章将在下文中对此展开论述。
其次，美元赋予了美国说服甚至胁迫他国的能力。例如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阿富汗随意使用本国的货币。阿富汗的地方部族力量会接受瑞士法郎吗？显然这些部族军阀也不会接受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人人都能接受美元。尽管也有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可以用来调动资源，但只有美国控制着美元的印钞机。
Yet the United States, by and large,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 world's largest defence budget while simultaneously running a large, consumption-fuelled shortfall on its current account.The US has had the related power to deflect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adjustment on to others, including its allies.
此外，如果其他一切手段都宣告失效，那么美国还拥有着胁迫他国就范的实力。由于美元是最常见的交易币种且所有美元结算最终都要通过美联储，如果美国发现某金融机构正在与被国际制裁的国家有来往，那么美国就可威胁将该金融机构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近代历史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美国常常毫无顾忌地运用美元自身的实力和对其他币种的影响力来对付其他国家，而且敌友不论。1956年，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为了保卫这一石油运输生命线而出兵埃及。美国此时对英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逼迫英国从埃及撤军，令正在饱受英镑贬值和阿拉伯石油出口禁运的英国雪上加霜。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阻止了英国向IMF紧急贷款的请求，而且还向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下了最后通牒：英国若不撤军，一切金融后果自负。美国当时确实发出了抛售英国国债的威胁。由于当时英国的外汇储备几近告罄，英国对美国的勒索感到极为愤懑，但摊牌时刻已到。美国的最后通牒是要在午夜之前停火，英国首相艾登在当天下午5点宣布接受美国提议——货币打赢了这场战争。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战后全球货币体系重建讨论会上，美国也不时挥舞金融大棒。当时各国达成协议，各国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以及因“越战”而不断推高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坍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当时就抱怨美国对货币发行毫无节制，正享受所谓“过度特权”。由于只有美国能通过印刷本国货币来支付逆差，因此华盛顿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甚少顾忌，美国企业也可利用美元优势抢滩欧洲。心怀不满的法国开始用美元来兑换黄金。为此美国有些担心，其黄金储备可能会被兑换干净，因此美国向当时的西德施加了“超常政治压力”
，最终西德央行——德国联邦银行时任行长卡尔·布雷辛（Karl Blessing）在1967年3月写下保证书，向美联储保证西德央行不会大规模兑换黄金。
西德当时的美元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欧洲的“冷战”开支，西德担忧，如果出现美元抛售潮，那么美国就可能从欧洲撤军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美国政府则担心，一旦美国从西德撤军，西德就有机会发展核武器，由此刺激苏联开展核武器竞赛。货币政治和军事战略相互纠缠，而当时美国金融政策的着眼点是欧洲的安全。
根据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当时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说法，美国前总统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不希望看到弱势美元将制约美国的军事行动：
说到美国在西德和日本的驻军问题，如果只是说美国在外部队消耗了多少黄金，那基本上过于将问题简单化。但我们这些掌管金融的人当然认为维护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强势对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这必须在综合决策时考虑在内。
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华盛顿明确知会西德和日本等盟友，除非德、日出现经济再次通货膨胀，否则美国将允许美元贬值。正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所言：“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当美元开始贬值时，为了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德、日在1978年的波恩七国首脑会议上同意扩大内需来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对当时未能扛住美国压力痛感后悔，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后，就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使得推行了扩张政策的西德倍感通货膨胀压力。施密特在接下来的竞选中落败。
The power to delay balance-of-payment adjustments, or to deflect them on to others, is another key attribute of a reserve currency.
美国之所以能将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日期不断推后，甚至直接将调整责任推卸给他国，这也是拜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所赐。1985年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签订的协议以及此后的发展就是美国强势地位的体现。美国担忧日益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会引发国会的贸易主义思潮，便说服西德、日本、英国和法国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由此德、日、英、法的货币就会升值（当然美国也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干预）。当时各国齐心协力改变了普遍认同的美元估值过高问题，因此“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也被视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成功典范。但随之而来的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负担却在德、日、英、法等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由于美国的对外赤字并未随着“广场协议”而缩减，华盛顿决定再次使用汇率武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威胁说，美国将允许美元汇率不断下调，直到西德和日本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来帮助美国增加出口为止。美、德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这被认为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长期以来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曾出兵日本，现在则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由于担心触怒美国，日本从来不会在外汇储备管理中抛售美元。但这次即便是日本也对美国颇有微词，因为美国未能遵守“广场协议”内容，也没有采取充分措施来减少赤字。曾任日本财务省高级官员的行天丰雄（Toyoo Gyohten）参与了日本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货币政策制定，他回忆道：
从美国方面说，美国政策制定者相信，对待日本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利用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来威胁日本，而完全忘了正是由于美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限制其无度开支，才造成了国际收支失衡。
美元始终在跌，而德国马克和日元则在两年内升值了一倍。日本银行通过大力放松货币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最终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破灭，从此日本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增长和通货紧缩泥沼。
日本的经济泡沫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本位坍塌之后诸多国际金融动荡的其中一幕，此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储蓄贷款银行的崩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以及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但在这些金融动荡过程中，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虽然屡遭挑战但却基本无碍。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世纪之交的70%下降到了2013年的62%，
但该比重依然远远高于1990年45%的点位，当时德国马克和日元分别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0%和9%。如果有人说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长期看是保不住的，那么至少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判断。
当然某些特定年份曾出现过美元危机。1978年，美元是如此疲软，以至于美国也要发行马克债和日元债来借钱，这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要承担他国货币风险的经历，而不是惯常的将货币风险分摊给他国承担。尽管美国名义上并未正式向IMF请求援助，但当时美国确实是从IMF那里借了价值3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和日元来支撑美元汇率，当时IMF认为美元衰弱无力，有些难堪其用。
但在大部分时候，美国都可充分吸引来自外国私营部门的资金，由此弥补其外部收支缺口并无难度。由于美国的债权人会纷纷将美元重新投回美国，因此对外收支赤字对于美国而言是“没有眼泪的赤字”。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曾如此感叹：
因此，拥有核心货币的国家就可享受这样荒诞的优势处境：它的国际贷款从来不用还。因为付给国际债权人的钱还会回流到国内，就像是回力镖。由此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也就变成了小孩过家家般的游戏，在每一轮风波之后，赢家拿走的又重新分给了输家。
从定义上看，储备货币的持有者会在危机时刻将其迅速卖掉。美国的国债市场、股市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都冠绝全球。中央银行和大型投资机构知道，它们在美国市场上卖掉几十亿美元的国债或票据，根本不会引起市场的波澜。最为关键的是，投资者信任美元市场。信任或许无声无形，但却是成就储备货币最为基础的条件。信任的培养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通过完善的规则和成熟的机构让投资者深信：市场不会被少数人操控，合约会得到公正的执行，产权会获得充分的尊重。
货币经理将那么多的信任投给了美国到底是否正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美国曾于1971年和1973年在短短13个月内让美元两次贬值，而且如果美国国会提高政府借债上限，那么美国国债违约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2013年10月，当美国国债上限问题临近决断时，作为美国国债大投资者的中国和日本都公开表示了关切。某欧洲高级官员警告说，美国财政预算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危及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评级机构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争斗“场面”损害了美国的信用。
此外，美国还时不时冻结甚至没收“非友好政府”的资产。近期，伊朗、伊拉克和巴拿马都成了美国经济封锁的目标。诚如彼得·加博所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几乎在持续不断攫取其他国家的储备资产，但依然有那么多国家对美元储备资产趋之若鹜，这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亚洲国家和海湾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些以万亿美元为单位的顺差接着又投入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国资产中。这些顺差是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即不是经济周期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回流到美国。为了巩固其金融吸引力，美国为憎恶风险的储备管理人提供了最高等级的担保——军事保护。谨慎的投资者大可放心，美国不像“冷战”时期的西德，遭受外部入侵的侵略性几乎为零。因此也不难想象，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一旦有苏联入侵或东欧动荡的风吹草动，投资者就会迅速抛售马克并转而投向作为避风港的美元。对于那些与美国交好的国家来说，政府可能会思忖，如果形势发生剧变，那么持有美元债权最多的国家更有望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使得某些政府，尤其是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国家，愿意向美国支付“安保税”，具体方法就是放弃高回报投资机会而购买低息美国国债。一言以蔽之，储备持有者在投资美元时并不仅仅考虑财务回报。
This obliges som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ose under the US military umbrella, to pay a“security tax”，buying US bonds with a lower yield than they could get elsewhere.In short, reserve holders are drawn to the dollar for reasons beyond the financial benefits.
对于海湾地区的产油国而言，这种“安全—货币”对应关系尤为突出。除了2007年之后科威特放弃盯住美元汇率之外，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简称“海合会”）的成员国都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所有海合会国家都有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阿拉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与美国结成了特殊关系。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
作为回报，沙特阿拉伯每年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式军火，由此也赋予了沙特阿拉伯官员接近美国高级决策者的特权。
安全问题也在亚洲某些外汇储备管理机构考虑范围之内，日本、韩国都在美国外交和军事羽翼之下。尽管没有明说，但很难想象这些国家愿意看到因放弃美元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这些国家充其量是在尝试有限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日本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在本书中提到，日本曾在1998年公开威胁要抛售美元，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此后再无类似事例发生。
美元和美国国力的相互强化关系再次体现。由于美元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增强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货币自主权……将有利于抵御外部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因此各国对美元的支持强化了美元的安全保护伞，而这柄保护伞又反过来增强了美元的吸引力。
但在此也要说明，美国必须妥善管理其公共财政状况来确保债权人对美元保持信心。随着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美国政府正寄望于所谓的“和平福利”来改善财政收支。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如果新的威胁出现，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转而大幅增加军费。如果某一天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外国人可能也就不会如此热衷于美国的债券”。
因此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互为表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主任亚当·波森（Adam Posen）对此颇为认可：
这不仅仅是美国丧失储备货币主导权的问题，美国军事行动会变得更加昂贵。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军事行动出现失误，那么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就会削弱，由此将产生经济实力和安全状况不断受损的恶性循环。
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理解，为何尽管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被认为是遭遇了挫败，但美元的吸引力依然未减，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未见削弱。
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源于贸易顺差，这与该地区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这种模式起源于日本，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投资多于消费，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百般支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来有意压低本国的汇率，中央银行购买的美元随后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中。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更有了积累外汇储备的意愿。当年外来资本急剧外逃，这导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不得不放下身段请求IMF救援。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使得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黯然下台，也使得亚洲各国整整一代政策制定者都心有余悸，亚洲各国政府誓言不会再让屈辱求人的景象重演。因此亚洲各国开始纷纷增加外汇储备作为自保手段，其外汇储备规模常常远远超过支付进口和清偿短期外债所需。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储蓄”，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美元，这压低了美国的借款利率，导致美国借贷和投资过度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除地缘政治影响力之外，美元也在反映并强化着美国的软实力。在这方面，美元对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的作用就跟苹果手机、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以及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一样，这些都塑造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影响了外界对美国的态度。广泛使用的货币也会变成国家地位的象征，“成为崇高国际地位的明显标志”，这有助于塑造他国对本国的正面评价。
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因为在信用货币体系中，所有货币都没有黄金或白银等贵金属的支撑，货币价值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该货币的价值。
尽管政府在储备资产配置时会主要考虑经济和外交因素，但某些投资者也可能会考虑美国文化影响力等“软性”因素。
这并不是说，如果某天印度孟买的宝莱坞超过了好莱坞，那么印度卢比就一定会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这里的要点是，非经济影响力也有助于强化美元的“硬实力”，软、硬实力相互强化，使得美元成为通行全球的世界货币，就好比英语现在是全球最通用的语言。说英语的人的数量越多，其他人学习英语的动机就越强。
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元。如果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使用美元，那么要想抵制美元，就是代价高昂且极其困难的举动。尽管抵制美元在现实中可以做到，例如遭到了国际金融制裁的伊朗，就开始尝试用非美元货币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伊拉克也采取了抵制美元的做法来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石油依然以美元计价，因为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1975年开始就采用的计价单位；如今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期货合约都是以美元计价。铜、铁矿石以及其他主要国际大宗商品也都采用美元计价。由于世界各地的银行都能接受美元结售汇，因此美元也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首选。例如，土耳其或韩国出口商将产品卖给巴西或尼日利亚客户，这里的进出口单证基本上会以美元定价，支付结算也会使用美元。
封建时代的领主或诸侯（seigneur）曾铸造硬币来造钱。后来就形成了英语的“铸币税（seigniorage）”一词，用来表示铸造发行钱币的成本与钱币价值之间的差额，相当于当今中央银行在印刷钞票时获得的收益。这其实相当于无息贷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所言：“正如有人愿意往旅行支票账户存钱，美国运通就获得了无息资金，如果阿根廷或俄罗斯有人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能从中获利。”
伊拉克提供了铸币税的鲜活案例。2003年，当美军搜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王宫时，发现了一百多个铝箱，里面总共装了7亿多美元现钞，萨达姆从伊拉克中央银行劫掠的财富总计大约9.2亿美元，其中某些美元还没有完全启封，上面还盖着旧金山储备银行和其他地区储备银行的印戳。
伊拉克有那么多的美元现钞并不是用自己的货币第纳尔换来的，相反，这是伊拉克用实实在在的宝贵资源——石油——换回来的，但这些财富最终归于美国财政部。因此，伊拉克实际上是在间接为美军入侵本国的战争买单。
现在大约有60%的美元流通在美国之外，在面值500元的欧元问世之前，美元海外流通的比例更高，面值500元的欧元是现在欧元区和某些地区的贩毒者、走私者以及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罪犯的首选。（萨达姆本人也本能地开展了某些储备多元化，他从中央银行搜刮了9000万欧元）。然而美国真正能拿到的铸币税实际上很有限，尤其是当美元利率较低时。假设美元利率是2%，那么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益不会超过200亿美元。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和电子转账条件下，铸币税的定义应延伸为包括全部因外国投资者青睐美元资产而带给美国的收益。因避险需要而产生的对美元债券的需求拉低了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50～80个基点。
有人测算，美国联邦政府和国内借款人因此可每年节省1500亿美元。
美国现在充当的角色就像是全球银行，发行短期债务，然后通过金融体系回收，再转换成长期海外投资和股权。由于海外投资和股权通常流动性差且风险更大，因此这些投资的回报会远高于政府债券利息。某项研究显示，1952—2009年，美国对外的实际利差高达两个百分点，1973年以来的年均利差更是达到3.47个百分点。因此美国实际上是在利用低成本借款来进行高回报投资，为此有人将美国视为全球超级风险投资者而不是一家传统银行。
欧元区也从欧元国际化过程中获益良多。当欧元区发生危机时，投资者纷纷投向低风险资产，这压低了德国国债的收益率，德国政府借此节省了数十亿欧元的利息支出。
欧元区在净国外资产上的收益预计是GDP的1.7%～2.1%。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也指出，铸币税的好处也必须考虑国外美元需求对出口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影响。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测算，在正常年份，美国从铸币税中获得的净收益大概是400亿～700亿美元，但在危机年份，例如2009年上半年，全球投资者为了避险就纷纷买入美元并推高了美元的价值，当年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可能给美国造成了50亿美元的损失。而铸币税收益最多250亿美元。因而，现在很难说美国享受了特权，更不能说美国是在享受额外特权。约翰·威廉姆森将在本书中阐述，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益其实并不显著。
非传统储备货币在2012年占了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6%，是2006年的3倍。这种外汇储备多元化完全有理由继续下去。其中某些货币的前景将会在第3章和第6章中详细分析。
对储备货币的庞大需求反映了投资者对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在2008年9月随着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而达到顶峰——全球金融体系一片风雨飘摇。随着银行信贷紧缩，全球贸易下降了1/4。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先是美国次级贷危机，随后欧元陷入危局，因为欧元区的若干外围国家都陷入了难以支付主权债务的困境。究其根本，这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之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货币无序状态的信心危机。在现行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中，货币不是由黄金支撑而纯粹依靠人们对纸质钞票和发钞国政府的信任；资本管制松懈但却有大量资金在国际流动；固定汇率被浮动汇率所取代，大部分时间汇率变动不可捉摸。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就始终在迅猛增长：从1970年的95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中期的11.4万亿美元。全球信贷总额也有大幅增长，美国的信贷市场借款额在2012年达到41万亿美元，较1981年的4.35万亿美元增长了9倍。
与此相对，亚洲国家却纷纷指责美国只顾自己国内财政需要而忽略了美元的外溢影响。如果按美国贸易伙伴的币值测算，美元自1973年恢复浮动汇率以来已经贬值20%，如果按美元能买到的一揽子消费品测算，美元在此期间的购买力丧失了80%。
Here was a world of currencies backed not by gold but by faith in paper money and the governments that printed them；a world not of capital controls but of vast pools of cash crossing borders instantaneously；a world not of fixed-but-adjustable currency parities but of constant unpredictability in exchange rates.
但这种批评声音并非全对。美国确实没有承担主要储备发行国应该负担的责任。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亚洲国家对美元的无度需求才导致了美元的滥发，而不是说美国等赤字国家是在强行向别的国家推销债券。
当然美国的财政政策的确是过于宽松，但自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水平就相当稳定（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低价产品也帮助美国维持低物价）。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扮演了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在危机时刻总是对外提供流动性。例如在2008年9月和10月的危急时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对欧洲、日本、英国和瑞士中央银行开放了无限度的信用额度，由此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体系不至于陷入流动性枯竭。截至2008年年底，这四家中央银行就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了4700亿美元。这还只是纽约一家，美联储总共与14家外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提供了差不多6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
与美联储相比，欧洲中央银行（以下简称“欧洲央行”）只是和丹麦、匈牙利、冰岛和波兰进行了类似安排，总的借款不过是315亿欧元（按2008年12月31日汇率计算，约合454亿美元——编者注）。
这再次肯定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的地缘实力。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当韩国急需美元时，韩国首先找的求助对象就是其保护国美国，从其借款300亿美元，而不是邻国中国。
但这种实力也有代价。在危机时期，美国实际上是在给全世界提供保险，因此外流的财富可看成是美国所承担的“过高的义务”。某项研究表明，在2007—2009年间，美国的对外资本流出高达其GDP的19%，美国海外资产的价值缩水超过了流入美国的投资。这是美国在平常年份享受来自各国的“保费”以及净投资回报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充分说明，提供估计储备货币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总是能换回“过度特权”。
美元的国际地位也迫使美国在高失业率和高债务之间痛苦选择，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当中国通过购买美元来积累外汇储备时，中国也在压低人民币的汇率并让美国出口企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美国要想避免失业率上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增加公共债务和私营债务来增加非贸易部门的国内需求……那么所谓的美元特权在哪里呢？”
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就曾遭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之外的决策者对四处泛滥的石油美元极为担忧，因此各国开始纷纷想方设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在过去这些年，也有人认为，现在欧洲有了欧元而亚洲也有了充分的外汇储备不用仰美元鼻息，因此美国可能无法再获得明显的战略利益。
这些人质疑现在美国是否还能像过去胁迫西德和日本那样推卸自己的经济调整责任。现在华盛顿还有实力像在1997年对待韩国那样，在IMF的救援方案中强行夹带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附加条件吗？（当年外汇储备告罄的韩国接受了IMF的城下之盟，被迫答应取消资本管制、开放银行体系以及其他美国在双边谈判中坚持要韩国做到的诸多事情。）
尽管美元的全球地位依然存在，但美国的影响力确实在减弱。在许多外国人看来，美国的无度信贷增长和粗放监管是造成全球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此外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长期以来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做法也备受抨击。当2011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要求欧盟财政部长采取强有力措施来解决欧元区银行和债务危机时，他并未成功。
美国也未能让二十国集团（G20）接手国际收支失衡的数量化标准，尽管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影响力弱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自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再也没有主要亚洲国家向IMF求援，在亚洲和其他地区，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被普遍视为华盛顿的附庸。当然没有主要亚洲国家需要救援是件好事，这表明亚洲各国汲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但关键问题是，现在亚洲各国对IMF是如此“记仇”，亚洲各国领导人宁可多积累外汇储备也再不愿沦落到求助IMF及其大东家美国的境地。
从美国的角度说，华盛顿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信誓旦旦要维持强势美元并捍卫其超级货币的地位。尽管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国家在2010年略微提升了在IMF的份额，但美国依然保留着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
至少从国际储备结构看，美元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现有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合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深刻变革年代，是否有一种货币能够维系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尤其当这种货币自身看上去也很脆弱时。现在基本的共识是要构建多元化的体系，由不同货币来分担相应的实力和责任。那么这种变革的催化剂是什么呢？美国的亚洲和海湾国家盟友持有美元主要是为了当作对美国政治和军事支持的报答。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国家将依然支持美元。
the IMF is still held in such low esteem for its handling of that crisis that no Asian leader would contemplate stopping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rves and thus risk putting his or her country at the mercy of the IMF-and of its major shareholder, the US.
从理论上说，最终决定美元主导地位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即美国财政可支撑危机时期美联储所释放的美元流动性。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美元需求的增加，美国的这种财政实力肯定会日渐吃紧；美国终有一天会看到美元作为垄断储备货币的终结。因此全球形成多元化。
但时间点也很重要。按欧洲央行的研究，当前全球经济已经快形成三个地区性汇率锚——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因此国际多元货币体系的到来时间将快于大部分人的预测。然而，欧洲央行也提到，考虑到货币国际化过程中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和相互融合的重要性，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应该是逐步的。
这也是许多中国研究者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的金中夏就曾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全球货币格局会呈现“1+4”的状态。美元将依然保持其超级储备货币地位，再加上四个辅助储备货币：欧洲的英镑和欧元以及亚洲的日元和人民币。
货币格局的改变绝非轻而易举，美元问鼎世界主导货币的历程就可清楚说明这点。
由于现有的安排有强大的惯性，因此要想彻底转换当下主导货币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英镑的衰落也是渐进的过程，更像是逐步撤退而不是骤然溃败。
其实早在1872年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此之后经过了40年，美元才真正取代了英镑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个转折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英国的经济，也耗干了英国的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元还不是储备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就迅速崛起，到1925年时已占了全球外汇储备的半数以上。
但这种趋势并未一直延续：在“大萧条”时期，英镑重新受到追捧，因为当时美国拒绝承担其国际经济责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秩序中的关键。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许多国家喜欢用英镑作为储备，原因有二：首先，美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制约了美元资产和黄金的投放。其次，由35个独立国家和英国殖民地组成的英镑区都将自身货币与英镑挂钩，其大部分储备也都放在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英镑贬值30%，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才首次超越英镑。1970年，英镑依然占全球外汇储备的30%。尽管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削减了英镑储备，但中东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却依然热衷于在外汇储备中添加英镑，以反映实际负债和贸易状况。英国自己也努力获取来自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持，向各主要中央银行申请了信用额度，由此来确保英镑与美元之间顺畅转换。英国警告说，如果英镑暴跌，将会让全球货币体系在世界“冷战”的最严峻时刻爆出问题。
此时货币的力量再一次彰显，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经济历史学家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就曾写道：
具体而言，英、美两国都意识到，一旦出现抛售英镑的现象，那么英国将会被迫从国际舞台引退或加速其在全球军事布局的收缩。因此，在“越战”时期，美国对英镑的支持总是与英国守卫东南亚的承诺相关。
但英镑丧失其主导储备货币地位还是无可挽回的。对英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怀疑导致全球中央银行纷纷减持英镑，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转向美元定价，更是削弱了英镑的国际地位，1976年英国就沦落到了要向IMF求援的地步。
英镑衰落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预防忽然某天出现美元雪崩，投资者慌不择路疯狂出逃的局面，就要提前对美元地位变化进行细致管理。此外尽管美元在20世纪初就开始与英镑竞逐高下，但美国用了整整百年的时间才构建起完善的财政体系和法律框架以及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由此成为全球投资者信赖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要想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显然是值得中国仔细研究的历史。最终公共支持也对美元的崛起发挥了作用：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为美元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这最终便利了美国的出口，也让美国金融机构发了财。
这部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稳定美国金融市场而不是为了推动美元走向海外，因为1907年时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恐慌性抛售。新的法案规定美国中央银行可对商业票据进行贴现，允许美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分行并在纽约建设起贸易承兑的市场，由此打破了伦敦对全球贸易融资业务的垄断，撕开了国际主导货币老巢的一道口子。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dollar came to rival sterling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S had spent more than a century gradually building up its fiscal capability, its legal structures, its position as an open financial centre and a reputation for sound money.That clearly ha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f it seeks to expand the renminbi's global role.
总而言之，美元具备了成为储备货币的所有条件，而且美国为了让美元取代英镑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尽管如此，两种货币还是共存了半个世纪。那么历史是否会重演？从经济规模上看，只有欧元和人民币才有望挑战美元。欧元现在是区域性货币，而中国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接下来的一章将剖析欧元和人民币能否真正取代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