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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2年考上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专业，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和泰国结下不解之缘。经过“文革”浩劫后的1980年，我又以36岁的高龄考上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决定我经历10多年的用非所学之后，后半生又得以用泰语作为工具进行泰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我毕竟是幸运的。我珍惜这种迟到的幸运，心无旁骛，把全部身心都投到我的专业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我有幸走出国门，在泰国工作了10多年，又在美国待了七八年，始终都在搞泰国历史的教学和科研。但我一直认为，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才是我的最佳生存空间，我希望在那里读书、教书和写书。2000年回到广州，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校领导竟然撤销了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把我们并入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在那里，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老师拿到的奖金是比过去多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由陈序经、何肇发和张映秋三代所长苦心经营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从此销声匿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甚至愤怒，然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从国外带回来40箱图书，20箱捐赠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20箱捐赠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唯独没有一本留给中山大学，因为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资料室已被搞得七零八落，甚至以前花外汇从国外订购的旧报纸也被拿去称斤两卖掉了。
2004年，我退休回到家乡昆明，准备颐养天年。没想到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的瞿建文主任邀请我去帮助他们工作，结果发现我还有点儿余热，还能做点儿事。我又开始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聘为客座教授。我利用跟泰国的老关系，让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在云南大学设立了泰语水平考试的考点，大大方便了学泰语的中国学生。我们开通了中、泰学生相互到对方国家留学的渠道。正当我饶有兴致积极工作的时候，又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编辑来函，邀请我写一本《泰国通史》，作为世界历史文化丛书之一出版。这正好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他的主要著作是70岁以后才写的。这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今年正好进入古稀之年，看来今后还可以再写点儿东西。
从2013年9月开始写《泰国通史》，到2014年7月完稿，写作过程还算顺利。这主要得力于以前的史料收集。我们知道，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还没有泰文，更谈不上用泰文记载的历史。素可泰王朝是泰族摆脱高棉族统治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但泰国历史并非始于素可泰王朝。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在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现今泰国的版图内曾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城邦国家，构成泰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公元1—2世纪开始，中国就与这些古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开始用中文记述这一地区的情况。中国史料填补了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历史记载空白。由于泰国本身的历史学者和一般民众不懂中文，因此他们对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泰国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所获得的一些零星历史知识，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比如说，霍尔的《东南亚史》（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就提到了许多东南亚的古代国家，其中包括在现今泰国版图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城邦国家。霍尔的资料来源，大多依靠中国古籍的记载，即来自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而这些西方 汉学家虽有较深的汉学基础，却不能像中国学者那样通读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也难免对古代文言文存在一些理解的误区，因此他们的翻译介绍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和瑕疵。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占有先天的史料优势。
除了《二十五史》和大量的私家著述外，保存在北京故宫的《清史档案》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比如说，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曾与清政府有许多公函往返，对揭示这段时期的历史真实弥足珍贵。本书收集的许多史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笔者通晓中文、泰文和英文，当然也是一种语言优势。加之我在泰国生活了10多年，基本走遍了整个泰国，具备了关于泰国的人文地理优势。我用实地考察对照史籍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往往可以发现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这本《泰国通史》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尽量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作为一名外国学者的不足，争取写一本颇具特色的有别于泰国学者的著作。虽然有这种雄心，但未必能达到这个目的，盼编辑和读者不吝赐教。
段立生
2014年7月9日于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