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盘盘国

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3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

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

《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曲，北距环王，限小海，与狼牙修接，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

《通典》说的林邑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越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狼牙修 接壤，狼牙修的政治中心在吉打、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叻它尼府。

泰国学者贪玛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Wing Sa），位于达必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计有：大型的那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那莱神石像各一尊，印度笈多（Gupta）时代（公元320—600年）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必河与欺里叻河交汇处，有一地名Pupin，大概源于盘盘。达必河的出海口叫作Pankupa，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Chaiya）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刹拉亭寺保存的一尊那莱神石像，搓拉贪寺保存的3尊那莱神石像。贪玛尼·帕尼是泰国素叻它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

盘盘国的国名跟扶南一位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G.H.Luce）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扶南大王范蔓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 ^[2]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扶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梁书》卷54扶南传指出：“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

这位名叫憍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扶南为王的。他到扶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扶南和东南亚传播。

除了憍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扶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七月二十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竺伽蓝婆，奉献金、银、琉璃、诸香药等物。”

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竺伽蓝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竺”字，或者以竺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竺”指天竺，乃印度的古译。

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

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

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惘和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siva）就是以希瓦楞（siva leng）的形式出现的。

毗湿奴（Visnu）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4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一个球或一朵莲花。

婆罗摩（Brahma）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4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

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武里喃府的帕侬诺石宫（Prasat Phnom Rung）、柯叻府的披迈石宫（Prasat Phimai）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Brasat）。

希瓦楞	毗湿奴	四面佛

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Brang）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滴”（Chaidi）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

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

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5世纪初叶，它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诚敬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它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盘盘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建立于5世纪初，一直维系到7世纪唐朝贞观年间，盘盘国消亡为止，历时200余年。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是5—6世纪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也正是佛教风靡中国的时期。盘盘国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史》卷78列传第68夷貊上说：“盘盘国，元嘉（424—453年）、孝建（454—456年）、大明（457—464年）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并送沉檀等香数十种。”

中国方面早期到西天求法取经的代表人物义净和尚于唐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乘船前往印度。他在其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盆盆洲，有 学者如冯承钧认为，义净所说的盆盆就是盘盘。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也可证明盘盘国在中印佛教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马来半岛最窄的位置上，即现在所说的克拉地峡。从中国行船沿南海，渡暹罗湾，在万伦港（Bay of Bandon）登岸，陆行穿过克拉地峡，再到大瓜巴（Takuapa）下船，经安达曼海至印度，这无疑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早在公元1—5年，汉朝使臣就走过这条通道，因此被称为汉使通道。盘盘国正好扼守这条重要通道的陆路咽喉地段，盘盘国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这条通道的重要性。它的兴衰，也必然与这条通道的兴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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