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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岁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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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认识启功老师,并且登堂入室学习书法。这难得的机遇之所以发生在我身上,并且谱写出近乎传奇的经历,缘于我对书法的挚爱和对能写出震撼我心灵、引发我内心极大美感的字体的启功老师的崇拜。
为什么挚爱与崇拜的情感在我身上体现得如此强烈,这不能不说到我的家庭及早年的学书经历。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按传统的说法,算得上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就是我们家几代的家风。
忠厚无须多说。我家几代人都安分守己,而且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与邻里、同事相处融洽。朋友甚多,口碑颇佳。
诗书继世,据我所知,已然五代。我家祖籍南京,曾祖父即读书人,一生无作为。祖父凭科举入仕,曾做过旅大知州,他虽是晚清的官员,思想却与时俱进,让唯一的儿子即我的父亲上新学。我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获得东北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两个毕业证书,毕业后做过法官、奉天《盛京时报》的记者,因为写抗日文章被捕入狱……而后开店、办厂,均以失败告终,看来血脉中就没有做生意的基因。
我外曾祖父是广东人,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一生苦读,赴考多次,均名落孙山。他的学生都能中举,他的考卷写得太好了,以至主考官总怀疑是抄袭而弃之。连续的打击使他精神几近失常。外祖父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曾任职北洋水师,因眼睛近视看不清旗语而退役,在东北以教英语为生,曾在沈阳开办英文学校。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即我母亲和小姨。我外祖父的思想比我祖父还超前,两个女儿自小和他学英语,稍长即入新学堂读书。我母亲18岁时就只身赴丹东教英语。1929年又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深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母同时进入教师队伍。1952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读书和写字就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内容。
我于写字也算有点天赋,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作业上的字,就受到我姐姐的赞扬,她多次拿我的作业给我母亲看。其时,我姐也不过15岁。但她的字写得娟秀、大方。我经常学她的字,慢慢地,就超过她了。
小学生写的是铅笔字,可真正上书法课,我的毛笔字却写不好。有一次,同桌写完了规定的字数,将毛笔搁到砚台边。我便向他借毛笔一用,居然得心应手,这才知道,问题出在书写工具上。我家穷,买不起好毛笔,又因为是写小字,我的笔经常掉毛不说,还出叉不出锋。这是我第一次明白书写工具的重要。回家让大人买了好毛笔,并且找来字帖照着临习,便颇有长进。
临帖的过程得到我父亲的帮助。父亲写得一手标准的“张裕钊体”,笔画转角处内圆外方,结构内紧外松。倘若当时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依老人家的水平,入会没问题。可惜他被错划为“右派”,长年劳动改造,在家时间不多,心境也很恶劣。所以对我的辅导如蜻蜓点水,作用有限。
先父手书
记得上高中一年级时,学校举办一次书法比赛。我那时正临写一本赵孟頫的《五柳先生传》,于是用赵体写了一幅字参赛,居然得了第二名。将奖状拿回家里,父母姐弟皆大欢喜,同院的姑姑还赠我一块清代的墨块,上书“松烟”二字,非常精美。我舍不得研用,便将它作为纪念品而珍藏至今。因为这次获奖,促使我将书法艺术作为终生的爱好和不懈的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更想不到日后写字还能卖钱,只是想将字写得更美观,得到更多的人的赞赏。
我读书在北京五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校风很好。学校每两周出一期黑板报,刊名“红五中”。我们班字写得最好的是班长富汉彰。学校便指派富汉彰和我两个人负责书写黑板报。使用粉笔和钢笔又有很大的不同。写不完一个字,粉笔尖就磨平了,笔画就变粗了,所以须时时转动粉笔。黑板报要写给全校上千名师生看,所以写得格外用心,这对我也是一次次难得的历练。
上高三时,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是张国模先生。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每次上课,他都提前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好讲课提纲,一笔不苟,美观大方,引得不少同学都放弃了休息,跟他学字了。张老师以他的书法示范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写字水平。当我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后,我一直以张老师为榜样,将板书作为上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字写得清楚易识,而且力求美观,再加上行气和章法的讲究,对学生很有吸引力,培养了大批书法爱好者,出现了一届又一届的“启功体”书法承继者。
作者上大学一年级时写的字
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班上,我仍然算得上几个写好字的人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我父亲是“右派”,没有哪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纳我。我除了与中学时代的同学交往,就是埋头写字。当时能书写的内容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我除了练字还写了不少毛主席诗词送给同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我认识启功老师前,我都处在一种自行练习、摸索、追梦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