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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等人将汪精卫安全护送到上海后，就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积极筹建特务组织。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李士群、丁默邨建立汪伪76 号呢？因为1939 年大年初一，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暗杀，军统的这一暗杀行动触动了日本政府的神经，也让一些已经答应为日本政府做事的原清政府高官和军阀们改变了态度，开始观望。为了给这些人吃颗定心丸，也为了杀杀军统的气焰，日本政府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武器和精力，支持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建立特工组织。
大汉奸陈箓被军统特工刺杀
1939 年2 月19 日这天，农历大年初一，正是全家团聚一堂的日子，上海的天空飘着雨夹雪。在这个国难当头、战乱频发、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在上海沪西愚园路25 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却得意扬扬地带着全家祭拜祖先。然而，就在此时，两名手持枪械的年轻人闯入了洋房。其中一名年轻人举枪对着正在祭拜祖先的老人就是一枪，老人应声倒地。随后，另一名年轻人发现老人还没断气，就举起手枪，又冲着老人的头部连开两枪。屋里的人还来不及反应，这两名年轻人就迅速撤离了，他们一边向屋外跑，一边撒传单，直到撤出了洋房，还高声呼喊：“大家不要怕，我们是杀汉奸的中国人。”这两名年轻人还没走远，祭祖的老人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这位被枪杀的老人就是陈箓，陈箓时任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他出生于1878 年，早年曾担任清政府司法部制勘司主事、外务部考工司郎。到了民国时期，由于陈箓曾经在法国学习过法律，对国家法非常熟悉，并且对法国的风土人情了解得较为详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委任陈箓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主抓中国对法国等国家的外交事务。
公正地讲，陈箓在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期间，的确也曾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做出过一些贡献。
当时，陈箓担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中国被各国列强压迫，连许多实力不如中国的国家都敢向中国挑衅，外蒙古王公举起了独立的大旗，要从中国脱离出去。陈箓为了解决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与沙俄、外蒙古王公进行了历时长达9 个月的斗争，一共与沙俄和外蒙古王公进行了48 次正式会谈，最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22 条》。在这个协约中，虽然中国不再保有对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但却为中国保有了对外蒙古的名义上的统治权。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陈箓能在民国时期，在中国政府遭受日本政府“二十一条”的巨大压迫下，在没有军事手段作为后盾的条件下，凭借一张嘴舌战群儒，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取得这样的成绩，陈箓也算是功不可没了。
由于陈箓在处理外蒙古的事务中为民国政府争得了面子，所以在1917 年底，陈箓被升任为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部总部长兼驻法公使，至此，陈箓的仕途走到了顶峰。
1928 年7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多民国时期的官员被免职，陈箓也位列免职人员名单。陈箓被解除了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部总部长兼驻法公使的职位，走下了政治舞台。被卸任后的陈箓黯然神伤，他离开官场后，只得利用自己在法律上的专长，做一名律师，以养家糊口。可陈箓却并不甘心，虽然他衣食无忧，但他已经习惯了从前在官场上众星捧月般的生活。然而离开官场后，他几乎没有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机会，而从前那些拜访过他，求他办过事的人，也都人走茶凉，没有一个人再来看望他，以前的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陈箓心里实在难以接受。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在陈箓“卸甲归田”后的第十年，当日本政府找到他，对他许以高官厚禄，请他为日本政府效力时，陈箓想都没想，就做了汉奸，答应为日本政府卖命，自甘堕落，成为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与此同时，年逾花甲的陈箓还担心自己的家族败落下去，为了后辈的升官发财，他将自己的儿子陈友涛也拉到了日本政府的战车上，与他一起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陈箓公然叛国投敌，被日本政府视为对华侵略的一大胜利，日本政府甚至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说昔日的民国高官陈箓，自愿成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箓的叛国，则给了蒋介石一个狠狠的嘴巴，让蒋介石颇感颜面无光，因此，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戴笠，铲除汉奸陈箓！
军统上海区的特工们，在接到戴笠下达的铲除汉奸陈箓的命令后，积极准备暗杀陈箓一事，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伪政府的官员们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他们严密提防军统局或者中统局暗杀投靠他们的晚清和民国官员。因为日本政府出动了许多警卫，将陈箓严密地保护了起来，所以军统特工们一直找不到机会暗杀陈箓。
军统特工刺杀陈箓始末
1939 年，军统特工暗杀陈箓成功，要归功于戴笠的两大亲信——王天木和赵理君之间的争风吃醋和争权夺利。王天木是军统“大掌柜”戴笠的亲信，1938 年，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因唐绍仪一案被捕后，上海区一时群龙无首，特工工作陷入混乱，为了重整军统上海区，戴笠紧急命令时任军统天津区区长的王天木前往上海，出任军统驻上海区区长，要求他带领军统上海区特工，做出更多的鼓舞士气的工作成绩来。
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王天木其人。王天木早年就读于东北讲武堂，后加入国民党，并迅速成长为军统局的金牌特务，和陈恭澍、赵理君、沈醉并称为军统四大金刚。此时的王天木，担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为军统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后来，王天木在上海被汪伪76 号逮捕，并被李士群成功策反，从此成为汪伪76 号中的一名犬牙，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只讲暗杀陈箓一事。
1933 年，王天木协同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成功除掉民国第一汉奸张敬尧，这次暗杀奠定了王天木在军统中牢不可破的地位。1938 年，戴笠调任王天木担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王天木开始了与军统在上海的“地头蛇”赵理君的争斗。赵理君是军统上海区的老牌特务，他为了个人利益，不顾戴笠的命令和整体的利益，处处与王天木作对。当时，王天木刚从天津抵达上海，对上海的一切都不熟悉，在上海也没有根基，上海的军统成员也大都不听从王天木的指挥，所以在王天木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初期，他的工作难以顺利展开，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天木所领导的军统上海区，没有什么令戴笠刮目相看的工作成绩。 王天木的无所作为，给了赵理君暗箭伤人的借口，赵理君理直气壮地向戴笠告状，状告王天木在上海消极怠工，导致军统上海区没有丝毫的工作成绩。当时身在香港的戴笠，听了赵理君的汇报后很是恼火，立刻给王天木发去电报，命令王天木到香港汇报工作，接到电报后，深知戴笠凶残狠毒的王天木感到十分恐慌。
正在王天木为前往香港向戴笠汇报工作而感到惴惴不安之时，他的一个亲信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这让王天木一下子对此次香港之行充满了信心。这个亲信就是后来被称为“汉奸阎王”的军统杀手刘戈青。
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刘戈青其人。
刘戈青的人生很有意思，他一生出入监狱21 次，而且这21 次，几乎都是不同的监狱，调侃地说，刘戈青待过的监狱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刘戈青最初也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最初的理想是开一家矿业公司，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1935 年，刘戈青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家乡勘探矿藏时，发现了一处地方储藏有丰富的锰矿。这个发现让刘戈青十分兴奋，于是他立刻请父亲的好友——原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出面，帮自己注册一家矿业公司，杨虎很爽快地答应刘戈青的请求。
一天晚上，刘戈青父亲的另一位朋友邀请刘戈青到杨虎的住宅做客，共同商议开办矿业公司的事情。当晚，刘戈青准时到达杨虎家中，但是他到了之后，却发现不但父亲的朋友没在，就连杨虎也不在家。刘戈青想也许二人因为什么别的事情耽搁了，就在客厅里等候二人的到来，就在他坐下后不久，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也来到了杨虎的住宅。这位男子虽然是初见刘戈青，却没有一点的生疏，很快与刘戈青攀谈起来。刘戈青虽然很礼貌地回答男子的问题，但内心却对这个初次见面就刨根问底的陌生人厌恶不已。过了一会儿，刘戈青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于是刘戈青起身告辞。
第二天，刘戈青再次来到杨虎家中，杨虎夫妇这才告诉他，昨天那位中年男子，竟然就是蒋介石的亲信戴雨农戴笠先生。此时的刘戈青，尚未听说过戴笠的大名，他依然希望继续做自己的矿业公司，但是杨虎夫妻却给他讲了一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在这些大道理的“狂轰滥炸”下，刘戈青答应加入国民党，为戴笠效力，从那以后，刘戈青就成了军统局的一员。
刘戈青加入军统后，一直积极努力。上海沦陷后，刘戈青主动申请留在上海，在战争的最前线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初衷是很好的，他打算在日本占领区制造骚乱、伺机锄奸。但是刘戈青没有想到，他被顶头上司排斥，周伟龙和赵理君一行人不用他，不仅闲置他，而且还打压他，试图将刘戈青排挤走，使得他早日离开军统上海区，回军统总部去。刘戈青受不了周伟龙和赵理君的排挤，但是心高气傲的刘戈青，为了做出一些成绩给戴笠看，还是坚持留在了军统上海区。
也就是在刘戈青正在军统上海区郁郁不得志之时，王天木奉戴笠之命来到了上海，经过几番挫折后，王天木意识到，自己急需从军统上海区的特工中找出几个可以作为亲信的得力助手，而当王天木从其他特工的口中听说了刘戈青的事情后，便认定刘戈青是个可以重用的人才，也是可以被自己拉拢的人才。
于是，王天木摆出一副谦逊的态度，亲自登门拜访刘戈青，他的这种态度让刘戈青受宠若惊。后来，经过数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刘戈青对王天木心悦诚服，终于成为王天木手下的第一员大将，二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当王天木接到戴笠的命令，要求他奔赴香港汇报工作后，王天木将此事告知了自己的心腹兄弟刘戈青。
那么，王天木在告诉刘戈青此事后，刘戈青究竟给王天木出了什么好主意呢？
原来，刘戈青听了王天木的倾诉，想了片刻，就拍着胸脯表示，自己一定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王天木长脸，让他到了香港后，能够理直气壮地跟戴笠汇报，以表示并非自己无能，也不是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地工作，而是赵理君有意暗箭伤人。
刘戈青的话，说出来很容易，可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究竟是什么呢？他到底打算暗杀谁呢？而暗杀谁，才能够给王天木带来足够分量的功劳呢？
刘戈青想到了不久前，公然叛国投敌的陈箓，戴笠下达命令刺杀陈箓已久，可军统上海区始终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既然陈箓让蒋介石勃然大怒，直接下令戴笠严惩此人，那么如果除掉他，肯定可以让蒋介石“龙心大悦”，那么王天木在戴笠面前，也肯定算是大功一件了。 于是，刘戈青告诉王天木，自己要去刺杀陈箓，王天木听后自然立即表示支持，并且，为了刘戈青的刺杀计划能够成功，王天木专门安排手下特工林之江为刘戈青找几把好枪，让他有趁手的枪械。眼看刘戈青行动在即，王天木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缓了很多。就在刘戈青筹划刺杀陈箓的时候，王天木离开上海，到香港向戴笠汇报工作去了。
刘戈青虽然在王天木面前表现得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暗杀陈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于是刘戈青从陈箓周围的人开始调查，力图找到可以利用的人，在暗杀陈箓时获取必要的情报。很快，刘戈青就查到，陈箓与张学良是亲家，陈箓家中的许多保镖都是张学良手下的兵士，而张学良又是个积极抗日的军阀，所以他手下的兵士，也有不少人看不惯陈箓的卖国投敌行为。于是，刘戈青找到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队队长的朋友刘海山，通过他的关系，和陈箓家中的保镖取得了联系，获得了陈家大宅的房屋分布图。而且，为了确保暗杀计划的成功，陈箓将刘海山也拉进了暗杀小组。除了自己和刘海山，刘戈青还找来了上海军统区的另外几名老牌特工组建暗杀小组，参与此次暗杀陈箓的行动。
人员齐备后，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当刘戈青找王天木之前介绍的林之江取枪时，林之江并不在家，也并没有为他们准备枪械。林之江的妻子在刘戈青等人的威胁下，终于说出真相，原来，林之江早已暗中投靠了日本人，所以他不仅不支持刘戈青刺杀陈箓，反而打算把这个消息迅速通知陈箓。刘戈青对此十分愤怒，当即表示要惩处林之江，因为林之江当时并不在家，所以刘戈青打算绑架林之江的妻子，林之江的妻子恐惧极了，赶忙将家中暗藏的14 颗子弹全数交给了刘戈青，这才让刘戈青心中的怒火稍有平复。
刘戈青等人唯恐林之江将他们刺杀陈箓的计划泄露出去，于是决定立即展开行动，刺杀陈箓。 1939 年2 月19 日下午，刘戈青等人带着两支几乎快要生锈的手枪和14 颗子弹，开始实施暗杀陈箓的行动。当时，上海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雨，到了晚上雨也没停，这种坏天气，巡捕房、警察局的人早早地就窝在了办公室里，鲜有巡警在街上巡逻。于是，刘戈青一行人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陈公馆门前。
这一天，刘戈青等人的运气非常好，当他们偷偷溜进陈府时，发现陈箓的保镖们竟然都在值班室里打牌，没有一个人冒雨在外站岗。直到刘戈青等人进入值班室后将他们捆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陈府闯进了刺客。
然后，刘戈青带着谭宝义、徐国琦、尤品山三人从花园偷偷进入陈家大宅的厨房。在刘戈青和徐国琦捆绑好厨房里的厨子和杂工后，谭宝义、尤品山二人便留下来看管这些人，以免他们逃跑或者喊叫。接着，刘戈青和徐国琦从厨房进入客厅。
一进客厅，二人就看到了正在祭祖的陈箓等人。徐国琦看到陈箓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对着陈箓的脑袋就是一枪，刘戈青担心这一枪不足以令陈箓致死，于是向前走近几步，冲着陈箓的脑袋和颈部又补了两枪，在看到陈箓血如泉涌后，二人便将事先写好的标语撒向空中，迅速逃跑了，这才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陈箓被刺身亡一事，很快就被各大报纸刊登了出来，这件事在上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陈箓的影响力，在当时投靠日本政府的汉奸中是数一数二的，日本政府对他的保护也是十分严密的。然而这样一位被严密保护的汉奸，竟然让军统杀手如入无人之境般在家中杀死，这不能不让其他已经投靠和准备投靠日本政府的汉奸心生恐惧。陈箓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依然被军统特工刺杀身亡，这让日本政府下定决心，迅速扶植李士群等人建立完善的特工组织，与军统、中统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组织相抗衡。
陈箓被刺身亡，对军统局来说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陈箓的被刺身亡，是军统局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巨大胜利之一，也是王天木在戴笠面前挺胸抬头、站稳脚跟的成绩之一，他终于在和赵理君的争斗中胜出，保住了自己在戴笠心中金牌杀手、百战不殆的重要地位。
汪伪76号正式落户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陈箓被刺身亡之前，李士群和丁默邨虽然已经投靠了日本政府，并且像模像样地开展了特务工作，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正处于新旧内阁的交替阶段，自顾不暇，所以并没有对汪伪76 号的建立给予过多的支持。而日本的新内阁上台后，对李士群、丁默邨提出的“利用国民党，展开和平运动”的计划也丝毫不感兴趣，自然对二人也没有过多关注。
直到1938 年9 月30 日，日本特务机构在上海的工作屡屡失败，日本政府原本准备的以唐绍仪为首，在南京成立新傀儡政府的计划由于国民党军统局暗杀了唐绍仪而没能实施，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才决定大力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汪伪76 号。当时，唐绍仪被军统局的特务暗杀，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拉拢原北洋军阀吴佩孚失败，这一系列的失败，让土肥原贤二焦头烂额，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特务机构自有一套自己特殊的办法，任凭日本政府如何加大对陈箓、唐绍仪等投日人员的保护力度，也难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人，所以，只有利用中国特务来对付那些一直和日本政府作对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才能取得成功。
于是，土肥原贤二在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后，开始大力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特务组织。 为了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亲日特务组织，土肥原贤二派属下晴气庆胤到日本东京拜见了日本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就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亲日特务组织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汇报。影佐祯昭虽然觉得李士群等人的变节，有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他却并不反对土肥原贤二组建一个能够制约国民党特工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组织的亲日的特务组织，他认为，不管李士群等人的变节是真是假，他们都可以先支持李士群等人组建一支亲日的特工组织，大不了等这个组织建立后，除掉李士群和丁默邨，将其归入日本特务组织的管辖。于是，晴气庆胤在东京逗留了三天后，就坐飞机飞回了南京，带回了日本东京参谋总长于1932 年2 月10 日发布的关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命令，自此，土肥原贤二正式开始支持并督促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汪伪76 号。
晴气庆胤带回的日本东京参谋总长于1932 年2 月10 日发布的关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命令全文如下：
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土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三月份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该训令全文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谍魔》第一版）
1932 年2 月15 日，就在李士群和丁默邨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回应，坐在大西路67 号李士群的家中长吁短叹之时，晴气庆胤来访。李士群和丁默邨本以为，日本政府一定不会重用他们了，他们将再无出头之日，一辈子只能像缩头乌龟一样窝在这个小小的大西路67 号院。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晴气庆胤竟然不请而来，他来到李士群的家里，并且要求李士群和丁默邨尽快在意大利警备区中，日军所占领的房子中挑选一栋房屋作为特务基地。晴气庆胤还告知他们，从3 月份起，日本政府每个月将给予他们30 万日币的财政支持，还将给予他们500 支和5 万发子弹，作为他们筹建特务组织的经济支援和实物支援。这个消息，让李士群和丁默邨欣喜若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能够这么快得到日本政府这么多钱财、房屋和武器的支持，于是二人迅速着手建立特务组织。
在李士群和丁默邨兴高采烈地建立特务组织的过程中，军统局和中统局对汉奸的暗杀行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日本政府责令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尽快建立特务组织，以尽快制止和对抗军统局和中统局对亲日分子和日本相关人员的暗杀行动。于是，李士群和丁默邨将军统局和中统局作为组建特务组织后打击的首要目标。对于李士群和丁默邨来说，军统局和中统局的特务们，就是阻碍他们发财升官的巨大障碍，只有制止他们的行动，他们才能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利益。
李士群和丁默邨老老实实地听从日本政府的吩咐，在意大利租界内选择了一栋房子作为特务总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所有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友好的，因此日本政府让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将特务总部建在意大利警备区，因为在意大利警备区建立特务总部的安全系数最高，意大利巡警经常在警备区内执勤，治安良好，可以为李士群和丁默邨的特工总部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后来，李士群和丁默邨选定了意大利警备区内的极司菲尔路76 号。极司菲尔路上的住宅大多集中在静安寺至曹家渡一带，这条路上的大部分建筑的门牌号都是白底黑字的，唯有74 、75 、76 号房屋的门牌号是蓝底白字。这门牌号的颜色到底代表什么呢？可别小看只是门牌颜色不同的74 、75 和76 号房屋，这个门牌意义重大，能用蓝底白字做门牌的，都是在洋商挂号，经过旧清上海道台衙门登记的认可“道契”的房屋。所谓“道契”，就是指近代上海租界最基本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为“租地”、“永租”，实际上就是一种将土地完全私有化的产权登记制度。也就是说，这三栋房子完全属于个人所有。在蓝底白字做门牌的这三栋房子中，属76 号房屋面积最大。
极司菲尔路76 号其实也是大有来头的，它原本属于清末一户官宦人家，民国时期，这栋房子被军阀头子陈调元占据，后来陈调元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上将，任军政委员，在国民党内部的势力逐渐扩大。后来，蒋介石担心陈调元变成第二个唐绍仪，就在1938 年底，借故将陈调元调往了香港。日本政府也因此失去了劝说陈调元投日的机会，但却霸占了陈调元的旧宅——极司菲尔路76 号。
李士群选定将特务总部建立在极司菲尔路76 号后，便开始着手改造极司菲尔路76 号。1939 年3 月，李士群不但将日本人拨给他的30 万日元全部用光，还倒贴了8 万元，改建了极司菲尔路76 号，使其具备了更多的功能。由此可见，李士群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立功，对成立汪伪76 号是多么上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李士群为了改造极司菲尔路搭进去的8 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他清楚得很，花出去的钱，日后都能成倍收回，等日后，自己掌握了汪伪76 号的实权，日本政府会给自己大把大把的“银子”的！
经过李士群改造后的极司菲尔路76 号，从外面看，像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李士群到底把极司菲尔路76 号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呢？
为了让76 号看上去更有震慑力，李士群将76 号院子中的二门向后移动了许多，这样，大门和二门之间的距离就加宽了很多。二门从前是洋式风格，被李士群改成了中国古典牌楼的样式，牌楼上方还书写着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支持国民政府的。
李士群将极司菲尔路76 号的外墙加高加厚，并涂成了青灰色调。然而，即使是将围墙加高加厚，李士群依然觉得安保措施做得不够好，他命人在围墙上安装了电网，使得极司菲尔路76 号昼夜处于“电刺猬”的保护下。为了防止敌人从周围的房屋跳进极司菲尔路76 号，李士群将极司菲尔路76 号周围的居民全部赶走了，然后在西边的华村弄堂口筑上了一堵墙，将路堵死，然后在华村东面的墙上开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便门。赶走周围的居民后，位于极司菲尔路76 号周围的空住宅，就都被李士群当作了汪伪76 号特工总部的办公室和宿舍。 李士群考虑，如果仅仅在极司菲尔路76 号建立特工总部的办公室和宿舍，显然有些浪费空间，于是决定将特工训练营和犯人拷问室也建在这里，这样不仅方便控制特工和犯人，更便于集中管理。因此，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76 号的院内做了很多改建工作，他在院内的东西两侧各建了四排平房，分别作为训练特务和审讯、关押犯人的地方。也可以说，这四排平房是极司菲尔路76 号内最黑暗、最血腥、最残酷的地方。
李士群、丁默邨等人本就怕死，做了汉奸后更是担心自己的小命朝夕不保，因此他们即使是住在安全系数高的意大利管辖区，也依然执着地为自己的性命加上无数的保险。因此，李士群特意让手下的特工在极司菲尔路76 号的西墙下开了一家铁匠店，还在距离极司菲尔路76 号不远的路口开了一家杂货店，这两家店的主要职能是为极司菲尔路76 号望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李士群等人便能及时获得情报，并有足够的时间从极司菲尔路76 号撤离。李士群还在极司菲尔路76 号外设置了许多流动的小摊铺，这些小摊铺的主人，都是极司菲尔路76 号的特务们装扮而成的，目的是监视在极司菲尔路76 号周围活动的人群。
就这样，汪伪76 号正式定址极司菲尔路76 号，当时最臭名昭著、最血腥、最令人痛恨的汉奸特务组织汪伪76 号就此正式“开张”。
汪伪76号的主要“骨干”
极司菲尔路76 号改造完毕后，李士群有了安全的办公场所，但他手下的特务却并不多。一个组织想要成势，势必少不了人手。李士群和丁默邨在确定了特务总部的办公场所、确定了特工组织的组建步骤后，就开始使用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从青帮、黑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寻找可以拉拢的特务人员，二人还从国民政府和中统局、军统局内部策反了一部分意志不坚、贪生怕死、贪财贪权的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于是，这些人就跟随李士群和丁默邨，成为了日本政府的鹰犬，开始为金钱和权力，将枪口对准了中国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了汪伪76 号的“业务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残害了许多中国人，成为日本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
汪伪76号第一杀手吴世宝
在抗日战争时期，汪伪76 号之所以让人闻之毛骨悚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待被俘人员施以极刑，还因为汪伪76 号里有很多冷酷的杀手，他们杀人不眨眼，作恶多端。这里，我们先说说汪伪76 号的第一杀手，长期占据汪伪76 号第一杀手的位置的，是吴世宝，那么此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被称为汪伪76 号第一杀手呢？
吴世宝原名吴四宝，他身材高大，满脸横肉，一眼看去像个屠夫，此人爱财爱色，非常冷酷，杀人不眨眼。吴世宝看起来像个大老粗，却是个很会钻营的人，他知道自己出身贫寒，要想出人头地，只有攀附权贵。可吴世宝自知没有什么文化，不能为上司出谋划策，要想得到上司的重用，只能像只忠心耿耿的哈巴狗一样，对上司恭顺，为上司拼命，于是，吴世宝的出路，就只能是成为上司的打手和走狗了。
吴世宝是这样盘算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加入汪伪76 号之前，吴世宝是青帮头子季云卿手下的一名打手。在一次黑帮争斗中，季云卿遭到暗杀，吴世宝舍命保护季云卿，救了季云卿一命。从那以后，季云卿将吴世宝视为心腹，还将自己的干女儿佘爱珍嫁给了吴世宝。
吴世宝成为季云卿的亲信后，最经常处理的一件日常事务，就是帮助青帮的弟兄们修理枪械。因为当时，吴世宝的一名同乡是开汽车修理行的，所开的汽车修理行规模比较大，车床等各种机械设备齐全，所以每次青帮里的兄弟们手里的枪械有所损坏，季云卿就会派吴世宝拿着损坏的枪械去汽车修理行修理。吴世宝别的本事没有，忠心倒是有的，所以为了修理好这些枪械，他对所有修理好的枪械都非常上心，每把枪修好后，都会拿到郊外去试枪，看看修理的到底怎么样。就这样，吴世宝间接地练习了自己的枪法，不仅枪法越来越准，而且还学会了处理枪械的一些小毛病。后来，季云卿发现吴世宝枪法极好，对自己又始终忠心耿耿，便让吴世宝担任自己的司机兼保镖。久而久之，吴世宝就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头，人称“枪神”。 吴世宝加入汪伪76 号，与他的干岳父季云卿脱不了干系。
在李士群建立特工组织之初，曾向自己曾经的保护伞季云卿讨要过人马。当时，季云卿给李士群介绍了在沪西地区开赌场的两名手下，一名叫朱顺林，另一名叫许福宝，这两人在上海也算人脉颇广，手下也有些人手。然而，当李士群找到这两人后，却发现，这两人虽是混黑帮、开赌场的，却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们不愿意当汉奸，也不愿意为汉奸李士群服务，碍于季云卿的面子，他们推说不能胜任特务工作，婉言拒绝了李士群的邀请。季云卿也没想到自己这两个门徒会拒绝李士群的邀请，为了在李士群面前挽回颜面，季云卿大手笔地将自己的干女婿——亲信吴世宝介绍给了李士群，吴世宝因此加入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亲日特务组织——汪伪76 号。
吴世宝是打手出身，所以做事拼命，下手狠毒，在加入汪伪76 号后，做了许多别的特务们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恶事。譬如江苏农民职工宿舍集体被枪杀事件、中国银行定时炸弹惨案，都是吴世宝所为。吴世宝的凶残，让他成为了汪伪76 号第一杀手，也让汪伪76 号成为百姓心中的魔窟。
在汪伪76 号建立初期，由于特务人手不足，专业素质不强，李士群派出的特务，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不但不能击中目标，还常常打草惊蛇。只有吴世宝几乎次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不仅枪法准，而且做事狠。因此不到半年时间，吴世宝凭借自己“枪神”的实力，坐上了汪伪76 号第一杀手的金交椅，他的出色表现让李士群对他颇为信任，后来任命吴世宝担任汪伪76 号的警卫大队长。
吴世宝为了荣华富贵，为非作歹，后来，竟然发展到为所欲为，连“日本主子”的东西都敢抢的地步，最终惹怒了日本驻华特务机构。后来，日本驻华特务机构协同日本宪兵队将吴世宝抓进了监狱，准备严惩吴世宝，以期杀鸡儆猴，好让张狂的汪伪76 号的特务们有所收敛。为了保命，吴世宝的妻子苦苦哀求李士群，请李士群为吴世宝向日本人求情。后来，在李士群的劝说下，日本特务机关决定不公开惩处吴世宝，以便稳定汪伪76 号的人心。然而，最后，日本特务机关还是给吴世宝的饭菜里放进了慢性毒药，尽管他们释放了吴世宝，但是吴世宝出狱没两天，就毒发身亡，死在家中了。
汪伪76号的“合伙人”周佛海
汪伪76 号除了有王牌杀手吴世宝以外，还有一个最会变脸，最爱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般的“合伙人”，他就是周佛海。
关于周佛海这个人，曾经有后人这样评价他：周佛海其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风云人物，他的风云，在于他的多变。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再到汪伪王朝的股肱，从革命者到卖国巨奸，其变化多端、朝秦暮楚，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能出其左右。
所以，周佛海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他其实并没有信仰，或者说他的信仰就是金钱和权力，为了金钱和权力，他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性、良心，也可以对祖国的苦难视而不见。在周佛海心里，并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和是非之分，更无所谓忠诚，只有对他个人来说有利可图，他就可以一次次地叛变，一次次地改弦易张。
这里，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周佛海的经历。
周佛海于1920 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回国后，他与陈独秀等人一同在上海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所以周佛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佛海不仅是与会代表，还兼任代理书记一职。
然而到了1924 年9 月，周佛海就为了所谓的个人仕途和丰厚的物质利益，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在1924 年国共合作时期，周佛海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1924 年年底到1938 年9 月之前，周佛海在国民政府内步步高升。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唯利是图的周佛海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国土上大肆践踏，看到中国许多城市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唯恐国之不存，更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就此毁于一旦，于是萌生了投靠日本政府的想法。
当时，周佛海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唯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
从周佛海的这段日记可以看出，周佛海认定中国必亡，所以，他最终还是叛国投日，成为了日本政府的走狗。
周佛海投靠日本政府后，就在汪伪政府中安插了许多自己的亲信，为了拉拢人马，周佛海还特意在位于上海威海路的太阳公寓里成立了一个“招贤馆”。不管是投机分子还是失意政客、不管是叛变中国共产党的和叛变中国国民党的变节者，哪怕是地痞流氓、街头混混，只要有意“投诚”，周佛海都一概接纳，并尽量委以重任，周佛海就此逐渐组建了自己的一批人马。 周佛海在加入汪伪政府，并在汪伪政府中安插好自己的人手后，又看上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汪伪76 号。于是周佛海在汪伪国民党“六大”后，利用自己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力，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汪伪76 号正式命名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特务委员会主任，而由李士群、丁默邨二人担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汪伪76 号成为周佛海获得利益的工具之一，他利用汪伪76 号的力量，窃取汪伪政府中的大部分权力，并意欲架空汪精卫。
周佛海在掌握了汪伪76 号后，开始架空汪精卫。1939 年，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先后两次同日本签订秘密的卖国条约，并且，他利用手中权力，在汪伪76 号内建立了“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将汪伪76 号的势力从上海扩展到了南京、杭州、苏州、青岛等沦陷区，他在这些地方筹划组建了汪伪76 号的特工分部。而这些，都不是汪精卫授意周佛海所为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周佛海对汪伪76 号指手画脚，但正因为他的推动，汪伪76 号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功能齐全的全国性特务机关，才成为了为汪伪集团保驾护航的首要的武装力量，所以汪伪76 号的发展，周佛海也算功不可没。
周佛海的插足，让汪伪76 号发展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庞大，因此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也就乐得让周佛海干预汪伪76 号的相关事务，三人因此合作愉快。有意思的是，周佛海和李士群、丁默邨最终之所以发生分歧，并不是因为三人之间争夺对汪伪76 号的管理权，而是因为周佛海的妻子和李士群的妻子。
周佛海和李士群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惧内！
李士群惧内，是因为他一直愧对妻子叶吉卿，李士群三次被捕入狱，都是叶吉卿想尽办法才将他救了出来，而在后两次营救李士群的过程中，叶吉卿受尽委屈，做了别的妻子不能或者不愿去做的事情，才使得李士群得以获救。所以，李士群对叶吉卿一直深怀愧疚，因此，不管叶吉卿做什么，李士群都毫无怨言地支持和忍让。
而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则出身名门，杨淑慧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因此杨淑慧算得上富家千金。周佛海第一次见到杨淑慧的时候，就惊为天人，为了娶得美人归，他不惜抛弃为了他生下一双儿女的结发妻子郑妹。所以娶了杨淑慧后，周佛海对杨淑慧可谓百依百顺。在周佛海管理汪伪76 号期间，和李士群的关系一直不错，可有一次，为了统一汪伪政府的警服，周佛海和李士群发生了争执。当时，这二人的“后宫娘娘”杨淑慧和叶吉卿，为了争夺汪伪政府的警服承包权而争斗了起来，两个女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正因此事，她们结下冤仇。事后，这两名“后宫娘娘”开始在各自的丈夫面前挑拨离间，最终导致周佛海与李士群的关系逐渐冷淡，最后反目成仇。
这里，交代一下周佛海最后的结局。
1945 年9 月9 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彻底结束。
战争结束后，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6 年4 月1 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6 年4 月到1947 年2 月，国民党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 余件，结案381 件。其中14 人被判处死刑，24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65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公审周佛海，则是当时高等法院所审判的最大的汉奸。
1946 年10 月21 日，国民政府在南京红纸廊朝天宫公开审理伪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周佛海，当时，南京公民一万多人赶去参加旁听。
当庭，检察长宣读了对周佛海的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为日寇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粮食，杀害沦陷区无辜民众等等罪行，提出应予严惩。
10 月21 日一审结束后，11 月7 日，高等法院再次公审周佛海，并当庭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妻子杨淑慧经过多方周旋，1947 年3 月26 日，蒋介石下达特赦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所有汉奸中，周佛海是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然而周佛海入狱后不到一年，就于1948 年2 月，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 岁。
奠定李士群地位的汪曼云
说到汪伪76 号，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汪曼云。
前面说过，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国内形势严峻，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些国民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在既不舍弃国民党内部职位的前提下，暗中投靠了日本政府，汪曼云就是其中之一。
汪曼云是浙江杭州人，1926 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委员。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就上了李士群的贼船，开始私下为李士群提供情报，成为一名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汪伪76 号的间谍。可以说，李士群和汪曼云的联手，就像一个是锅一个是盖一样，绝配。汪曼云不仅救过李士群的命，帮助李士群搭上了杜月笙的大船，还帮助李士群策反了不少国民党军官。
汪曼云虽然没有过多地参与汪伪76 号的事务，但是他对汪伪76 号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挽救了李士群的性命，并加速了汪伪76 号特工组织的成立。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汪曼云被以汉奸罪处以有期徒刑15 年。
1949 年2 月，汪曼云提前出狱。
1954 年，汪曼云被再次逮捕，罪名是反革命，被判以无期徒刑。
在狱中，汪曼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罪行，并联合曾经一起为汪伪76 号汉奸的马啸天，在狱中写下了《我所知道的汪伪特工内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