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校去

回到母校去的一件事，不一定能引起一个人的热心，因为在“归家”一类的快乐感想之中，常不免要夹着一点畏惧：同学们是都已水流云散了，教授们是死的死走的走了，而剩下的几位我所认得的教授，容许也已把我忘掉。校内的建筑和行政呢，隔了十三四个年头，那还有不改变的道理？似这一类的怀疑与恐惧，常能使一个人对于她别离已久的母校，发生一种离心力，发生一个日渐冷淡的态度。至少这正是我十四年来对于我的母校，瓦沙大学（Vassar College）所怀的态度。

今年八月底，我们在加拿大西部的班府城开过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后，我便动身到美国的东部去。在动身之前，我曾打了一个电报给瓦沙的三位师长，一定不会把我忘了的师长——马校长，马夫人，及霭教授——说，如他们中间有一位在学校，我便打算回去看看。马校长的回电说，“热诚的欢迎回家来，你来时作我们的客人。”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两字所指的，是学校还是他和他的夫人，然这一个消息已足使我十分高兴了。

到了纽约之后，方知道学校须到九月廿二方开学。在开学之前，除了校长夫妇之外，是见不到什么人的，故我便决心待开学后再去。同时，马校长又打电话给我，嘱我代他邀请胡适先生去演讲。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我与胡先生在车站会齐了，一同乘车到柏城去。火车是沿着赫贞河走的，这路我已不知走过了多少次数，闭了眼睛也能认得！那时正值初秋，对岸山上的秋色，正在欲放未放之间。这熟悉的景色，尤其是在西风黄叶学子归巢的时候，引起了我不少的“乡思”——对于曾在读书四年的第二故乡的乡思。火车走了不到两个钟头，便到了柏城的小车站。那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心中也起了一种细雨似的悲欢。下得车来，看见马夫人正在找我呢。我们欢欣地握着手，我又把胡先生给马夫人介绍了，一同坐了她的自开车，径到瓦沙去。这一条路我也是走惯了的，但不乘那五分钱一次的街车，而乘马夫人的车子，虽然是一种光宠，于回忆的企求上，却又不免缺少了一个满足。

马夫人自己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一位多才多艺的优美人品。马校长初到瓦沙做校长的时候，年纪才三十三岁，长得很漂亮，学问又好。做这样一位女子大学校长的夫人，谁都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马夫人的谦和与才艺，不但战胜了这个困难，并且得到了历来同学们的敬爱。她遇事都站在台后，从来不以自己是校长夫人之故，去参加校长与学生们的会议或聚餐，更不用说其他公务的参加或干涉了。但愈自韬晦者愈明耀，只要她自己有发光之点。她所受到的，是全校尊敬与爱戴的荣宠。

到了学校之后，即同大家到校长室去见校长。他的头发已秃了不少，人也比前胖了一点，但丰采言谈却仍不减当年。那天校长同我们在大饭厅吃饭，同座的都是本年学生会中种种事业的职员。我因此知道，学生自治的事业是比了十四年前大不同了，许多从前属于学校当局的权利及事务，如惩罚犯规学生，书品合作社的经营之类，现在是都已移交与学生会，或改为师生合作的事业了。学生会的组织，也是根据了美国立国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成立的，故他亦有一个立法院，一个司法院，叫做法院的，和一个行政机关。据说这个差不多完全自治的特权，如今仍在试验期中。学校当局每隔三年，给予一次重新的许可，假如他们发见学生会不配负这个重任的时候，他们随时有收回这个许可的权利。这特权的给予始于一九二四年，今年是学生会得到第四次许可的年代。

吃过中饭之后，马校长又导胡先生参观学校，我也陪着同去。新的建筑有十几座之多，而最新式，最美观，最完备的，却要算是那个音乐院了。此外所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我的旧游之地。在这里，我曾独自在寒月之下，凭吊过隔墙的一个公墓；也曾独自听过雨后红胸鸟的鸣叫，和夕阳微风中送来的礼拜堂的钟韵。有时也曾同着两三位同在异国读书的朋友们，听过“冷风怒号，万松狂啸”。如今荒凉的地方是变为整齐繁盛的校路了，而十四年前的青年，也都日征月迈的向着人生的中年大道走去！

本日下午是胡先生给学校讲演，大大的一个学生厅是都占满了。马校长在介绍胡先生之前，先令我对听众鞠躬。他说，“今天我们学校回来了一位女儿，我要你们认得她。”他又对我说，“莎菲，站起来，向大家鞠躬吧。”这分明是一位祖母对于她的回家的孙女说话时的口气，含着的是热忱与得意，我感动极了。胡先生讲演完毕之后，便有许多熟识——校内的和本城的——来向我拉手与亲颊，表示他们的惊讶与欢迎。

晚上是霭教授的欢迎宴，在席上会见了许多旧教授。有一位叫做维而女士的，年纪比较的轻，面貌又几乎很熟。后来方知道她原来是后我一年卒业的同学。真奇怪，这一来，那教授与学生间的矜持与谨慎便立刻被打破了——我到了校中，总不能不感到自己所处的仍是一个学生的地位，无论教授们对我是怎样的客气——于是我们便立刻亲热起来，谈了许多做学生时代的情事，交换了许多同学们的消息。晚饭后，胡先生回纽约去了。我也疲倦到了万分，即由事务处把我送到学校的客房——即是创立人瓦沙先生的客房——去住。这于我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宠与纪念。

二十七日一早，校长的秘书罗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单子，注明在今明两天中，我应做的事，应到的茶会及聚餐，和应见的人。这些事有一大半是学校代我决定的，一小半是由我自己指定的。我把单子一看，知道尚有今晚的一餐有自由，便请罗女士给我留下了，预备去还一个古怪的债——去陪一位寂寞得很可怜的老太太吃饭。

今天的早饭是同校刊的主笔圣佳因女士，和她的朋友们吃的，除去回答她们的问询外，我又反询了许多学校的新情形，知道（一）现在学校不但允许学生吸烟，并且每个寄宿舍中都有一个吸烟室了。（二）强迫做礼拜是取消了，讨厌的“级戒指”也被淘汰掉了。（三）学生间的小团体，比了十四年前增加到一倍以上，而其中尤以政治会为最显著。这自然是学生自治范围扩充后的一个必然的景象。

谈话之后，休息了一会，便到全校例会中，用谈话的方式，对学生们讲了一点中国妇女的情形。讲毕，便同霭教授及教务长陶女士乘汽车到柏城的公墓，去瞻拜手创瓦沙历史系的沙门女士之墓。我们各献了一束鲜花，噙着眼泪，肃穆的在坟前站了一会，方凄然走上汽车，回到了校里。在这十四年中，我所认识的瓦沙师长们，逝世的亦有四五位，但最使我感伤的，乃是沙门教授，和威利教授二位。威女士是从前英文系的主任，她对于学生人格与学问的影响，与沙女士的不相上下。她是在去年春间逝世的，但因为葬在另一个城中，我此次重来，竟连她的墓地也不能一瞻，真是感慨到了万分。

中饭是同马校长夫妇在他们家中吃的。一样的饭厅，一样的座位，只马家的三个小孩子都变为青年了。我们如家人团聚似的，很自由很欢乐的畅谈了许多教育问题。马校长告诉我，从前学校对于学生的个人注意——瓦沙是以这个教育态度著名的——尚只限于智育一方面，现在则已推广到学生的人格方面了。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在五六年前，学校发见一个学生在室中自缢，他们便把她救活了。依照普通的办法，把一个人救活之后，当然是把她送到她的家里去，此后便万事俱了。但瓦沙却不这样做。他们认定这种情形，比了读书不及格还要严重，纠正它乃是教育家的责任。故马校长，马夫人，和校中负有训育之责的人，便把这位女生“拿到他们的手中来”。后来经过了细心的研究和数年的忍耐的指导，这位学生现在是不但及格的毕了业，并且已经走上了一个最康健的人生大道了。我听了之后，不由得不想到我们中国现代的青年男女。他们一个个骑着瞎马走夜路，得不着一点点师长或家长的指导。把他们的处境来与这些美国女儿的比一比，真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命运的有幸有不幸了。

马校长又说，“我们很愿与中国的知识界有点合作，但中国学生来的是那样的少，并且孟何立，威而斯来，及斯密斯（Mt.Holycke，Wellesley and Smith）的三个女子大学 在中国活动已久，我们即使努力，恐怕也将没有机会。”我的回答是：瓦沙很少中国女生的缘故，一半是因为现在的女学生不甚了解专门女子大学的优点，不甚热心到这一类的学校来，一半也是因为瓦沙的费用特别浩大，中国人不易担负。关于与中国知识界合作之事，我的意思是：孟何立等三个学校，虽然久已与中国发生关系，但这关系差不多完全是限于传教士的世界的。它们并不曾把非基督教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知识界作为一个合作的目的，容许他们竟还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件事业，至今还是一片荒地，正可以待瓦沙去开垦呢。

那天与马校长整整谈了两小时，知道了这十几年来瓦沙的许多改革，但因读者们不知本校的背景，听来也难感到兴趣，故现在单择几件比较有普通教育兴趣的说一说。

瓦沙第一件引起美国人士注意的新事业，是一个优行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uthenics 的创立。这是专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康健关系的，尤其是家庭中亲子之间的问题，和儿童心理及训育的研究；此外如营养问题，治家问题等，也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它的性质，与中国儒家所标举的修身齐家的意义，有点相仿，虽然要比后者现代化与科学化得多。它和学校中各门各系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便是，它不是专为本校学生设立的，虽然本校学生有加入研究特权；凡是具有相当条件的人，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加入这个研究部。它是教育界的一个新试验，而瓦沙大学却不但是它的首创者，并且至今还是这个试验的领袖。

第二件新事业，也是与这个优行学有密切关系的，它可以说是优行学的一种实行。它是今年成立的一个新组织，叫做“寄宿师制”（Board of Residents）的。它的部员是各宿舍中的训育教员们，它的精神是师生合作，而它的大目的，乃是在人格的训育与知识的启发之间，创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与合作。因此，每一位寄宿师的责任，不仅仅在指导学生的行动；并且每个学生的人格，知识才能，习惯，康健，等等，都须受到这些住校教员的分析研究，作为教授们授课的根据。这是这个新组织的第一个目标。它的第二个目标，似乎是补救学生近年来所得到的多量的自由与自治权。因为在表面上看来，学生的自由自然是比从前加添得多了——如吸烟，星期末的跳舞等——但学校当局却并不曾放弃了他们指导学生的天职。不但不能放弃，正因他们给予了学生这许多的自由和自治特权，他们觉得指导的责任比从前更为严重。不过从前的所谓指导，是学校立于施令的地位，学生则是俯首受命的；现在却是两方面立在平等的地位来合作，虽然学校仍免不了要居于大姊姊的地位。这个情形，在舍监部的变为寄宿师制的一事上，便可以看得很明白。从前的舍监，是每舍一位：她们的职权，是代学校施放命令。现在她们是单管一些琐屑的学生社交事务了，并且人数也由七位减到了“一尊”。而上面所说的寄宿师，则不但代替了她们的地位，并且命令也完全变为合作，责任也一直扩充到课室的门外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积极的学校的指导与合作为背景，学生的自由与自治方能向着那美丽平坦的道路走去。

第三件新事业——或可说是新规则——是刚在我离校那年设立的，那便是，一个学生的功课，无论怎样的好，假使她不能独自游泳五十码，以及使用两种游泳姿势，她仍将得不着瓦沙的文凭。

第四件显见与前不同的情形，是各教授薪水的加增。有许多从前每年三千金元的教授，如今都改为六千金元了。马校长说，瓦沙有一件幸事，即是至今尚不曾受到经济上的困难，故许多事业他都可以放手做去。他又告我：因学生在学校的费用太大，故当局已指定两个半宿舍，作为自助学生的试验所。学生靠了自己做工，每年可以节省二十五元至一百五十元的费用，看所做之工的多少轻重而定。这当然也是美国经费恐慌后的一个现象。

我们一面谈着，一面又由马校长开车，同马夫人和我到莫亨湖去游览。这是赫贞江上的一个名胜，从前我也曾去过一次。那里山高霜重，红叶已是很灿烂了。我们折了一大把红黄的叶子，才慢慢的回到了学校里。我与马校长夫妇道谢作别后，马校长又把我叫住，说，“你今天下了一个好种子在肥土上，我们看着发芽吧！”他所指的，是我们谈的瓦沙与中国知识界合作之事。

二十八日是我留校的最后一天。那天看了四个课室，每次都为那一课的学生谈了二三十分钟的话。这四课之中，倒有三处是我从前受课的地方，教授与课目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看着他们给学生分配工作，坐在我原来的座位上——那是我的教授们特意叫我这样的——那少年时代的无忧生活便猛然的闪到眼前，撞到心上，使我忍不住一阵心酸，热泪几乎夺眶而出。下午我独自雇了一辆汽车，去访问了五六位教授们；又到了两个茶会，看了一会图书馆中的新建设。晚饭是在城中的一位老友家吃的。因为马校长夫妇定要我再回去谈谈，故晚饭之后，仍旧回到了校长的家里，畅谈了一小时。

那晚我乘的火车，是在纽约到加拿大的总线上，但柏城不过是一个所谓旗站。要有人摇着旗，车子才停。不过纽约已经有过电话到车站去，说今晚有一个客人要在此上车，故马校长夫妇送我到车站的时候，站中的人已经预备好了。到得车站，又见霭教授和图书馆的主任包登女士在那里拿着花等着。我们立着谈了十多分钟的话，看看离火车来到之时，尚有二十余分钟，我便坚请她们和马校长夫妇回去。他们最后的一句话，是：“下次不许这样的淘气，隔了这许多年再回来！”

那时已是中夜了。小车站中空寂不见一人，除了一个脚夫，和一个票房的司事。我不能再静坐了，站起来，跟着脚夫到月台上去等车子。脚夫推着放置我行李的手车，很不愿意的说道，“在这个时候，从这里上车的人，一个月不过有一二次。”我给了他半块金元，说，“真过意不去，不过我要回到中国去呀！”他把钱放到了口袋中，神色便和气多了，说，“呵！你是来玩的？”我说，“是来看看我的母校的。”他说，“呵！原来也是瓦沙的姑娘。那里开学了吗？火车每天都带来不少的年轻姑娘呢。”我再抬头一看，只见半圆的新月，已经挂到西方天上了，它正照着一个万里长征的孤客，在一个冷暗的车站上。要不是靠了这三日来母校所给予我的温情与热爱，把我的心保护着，使它沉醉在一个美丽的感情世界中，我真将受不住这个凄凉景地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回国半月后补作 ovrXVDJOyVlPqDhRkI/du9xhoaRRXm0dMSrivWnwAV0OGT6UMgr34XKjpLwEIr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