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些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不管西方国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具体差异，有些正统观念是各国共有的，例如，全力参战的号召，局部失败情形下军心的稳定，战死者与投降者的比例的均衡，对战俘的行为准则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们共有一个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甚至适用于战争。

日本人在很多方面与西方的战争观有偏离，这些偏离的方面是一些数据，可以拿来分析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对人的全部责任的坚定信仰。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为此，他们那些偏离我们的正统观念的思想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任何思想都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提出了关于日本人性格的一些问题，而我们需要回答那些问题。

日本用以证明其战争之正义性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完全相反，对国际形势的说明也跟美国不同。美国把这场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其征服行动，冒犯国际和平，是不正当的。无论轴心国是否已经在满洲国或埃塞俄比亚或波兰夺取权力，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踏上了欺压弱小民族的邪恶征程。他们侵害了一条国际准则，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为自由企业“敞开大门”的国际准则。日本是以别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的。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那么世界上就会有政治混乱，他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是日本领导下的秩序，因为只有他代表着一个从头到脚真正具有等级秩序的国家，只有他理解“各就其位”的必要性。日本已经在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贼寇被镇压下去了，道路、电力设施和钢铁企业建设起来了。根据官方数据，正在成长的一代日本人中，有99.5%的人在公立学校里受到了教育。根据日本的等级秩序的理论，他应该扶持落后的小兄弟——中国。由于日本与中国属于同一个大东亚种族，他应该首先把美国，然后把英国和苏联从世界的那个地域排除出去，使之“适得其所”。所有国家都将被安置在一个国际等级秩序中，从而形成世界统一的局面。这一被赋予等级秩序的价值观被认为是高级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检查它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这是一个有待于日本去创造的一个适合于他的幻想。不幸的是，在他看来，他所征服的那些国家并没有用跟他一样的眼光看待这一点。尽管如此，纵然他失败了，他也没有从道义上抛弃他的“大东亚”这一理想，甚至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最不强硬的战俘也很少责难日本在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上的目的。因为，很久之后，日本必将保持他固有的一些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对等级秩序的信仰和信任。这与爱好平等的美国人的态度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日本人心目中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已经尝到的与之有关的好处。

同样地，日本人寄托获胜希望的基础也与美国人普遍认可的不同。他叫嚣说，他会以精神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很强大，军备也高级，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早就被预料到，根本没有被放在眼里。“假如我们害怕数字，”日本人在他们国家的大报《每日新闻》上提到，“我们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不是这场战争造就的。”

即使是在打胜仗时，日本的国内政治家、大本营和士兵们也会反复说，这压根就不是军备之间竞赛，而是美国人的物质信仰和他们的精神信仰之间的竞赛。当我们胜利时，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说，在这样的竞赛中，物质力量必然会输掉。毫无疑问，在塞班岛和硫磺岛失败的时候，这一信条成了他们的一个顺手拿来的托词，不过，它并不是作为失败的托词而被创立的。在日本节节胜利的所有月份里，这是进军的号角；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它是久已被广为接受的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题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国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惧，吾等何惧于物质哉？”。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是有所顾虑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用于军备的钱在国库收入中的比例直线上升。到了他们攻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总收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在政府的全部开支中，只有17%可以用来花在与民用事业有关的事情上。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日本不关心物资装备，不过，舰艇和大炮只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只是象征物而已，正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美德的象征。

正如美国一向信奉强大，日本总是强调非物质资源。日本跟美国一样，得竭尽全力进行生产，但日本这么做的基础在于他自己特有的一些前提。他说，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日本电台以前经常说，“理性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维持不了一百年。”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被原封不动地用在战争的日常行动之中。他们的战争手册中有一个口号，一个传统的口号，不是为这场战争定制的——“以吾等之训练有素对抗彼等之人多势众，以吾等之血肉对抗彼等之钢铁。”他们的战争手册一打开就是用粗体字印出来的这么一行：“必读必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优于物质的一个极端案例。日本人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因为，在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神风”吹散并吹翻了他的运输船，从而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用领域，日本当权者也不折不扣地认为，精神能统御物质环境。在工厂里连续劳作12个小时，加上整夜的轰炸，人们会感觉很累吧？“身体越沉重，意志就越高昂，精神总是在物质之上。”“越感到疲劳，训练效果就越好。”在冬天的防空洞里，人们不是感到冷吗？大日本广播体育文化学会在广播中发出指示，让人们做热身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能替代取暖设施和床上用品，而且更佳的是，能替代已经不可能得到的食物，从而能让人们保持正常的体力。“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鉴于当前的食品短缺现象，我们不想做体操。不！食品越是短缺，我们越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强自己的体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加体力。”美国人关于体能的看法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计算，即决定他有多少体力可以使用的因素是，头天晚上他是否睡了8个或5个小时，他的饮食是否正常，他是否受了凉。这与日本人的计算方式是冲突的，他们不看储存的能量，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甚至说得更离谱，说在战斗中，精神甚至能超越死亡这一物理事实。有一家广播电台这样描写一个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之后，日本飞机以三或四架小型编队的方式回到基地。一名大尉是首批返回的飞行员之一，他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站在机场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天空。在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人数。他看上去脸色相当苍白，但非常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之后，他写了份报告，然后走向总部。在总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他一做完报告，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冲上去想帮助他，但是他已经死了。人们一检查就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他的胸部有一颗子弹，而且枪伤是致命的。一个人如果刚刚死，他的身体不可能马上就变得冰凉，但这名大尉的身体的确凉了。大尉肯定已经死了很久了，他的精神支撑他作了汇报。这是一个奇迹，但又是事实；这名死去的大尉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是因为他怀有庄严的责任意识。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当然是无耻而无稽的奇谈；但是，哪怕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也不会嘲笑这种广播。他们相信，在日本，听众们不会认为这是个传奇故事。首先，他们指出，广播确实说过，大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但为什么不是呢？他的灵魂可能受到了训练，很显然，大尉是自我训练的高手。如果所有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能延续一千年”，那么，为什么它就不能在一个空军大尉的身体里多待几个小时呢？那大尉把“责任”看作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准则，而日本人相信，利用技术训练，一个人能够使他的精神至高无上。那个大尉学到了这一点，而且从中受了益。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能贬低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穷国家的托词或是一个鬼迷心窍者的孩子气。然而，假如我们真那么认为，那么，我们就会降低自己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与他们打交道的能力。通过某些禁忌和抵制，通过某些训练和修炼的方法，他们的信条会深入内心。这些信条不只是孤立的怪癖。只有美国人了解到了这些东西，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会承认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用竹矛守卫阵地”是幻想。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他们的精神不够时，而且承认他们的精神在战场上和工厂里受到了美国人的精神的挑战时，我们能有所领悟。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在战争期间，他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各种事情有各种说法，不仅如等级秩序的必要性，还有精神的至高无上；对一名比较文化学者来说，这些说法都有启迪意义。他们总是谈论安全和士气，但他们说的只是预警问题。无论灾难是什么，平民受到轰炸、塞班溃败、菲律宾失守，日本军方总是对人民说，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因此，没什么好担忧的。广播里播送着长篇大论，很明显，当局指望人民一再地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上。“美国占领基什加岛后，使得日本处在了美国轰炸机的有效轰炸范围之内。不过，我们对这一虽说意外的事故早已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人会以海陆空联合行动的方式攻击我们，但我们在计划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日本战俘，哪怕是那些巴望着日本在无望的战争中早点败北的人，也确信，美军的轰炸不会削弱日本本土的精神，“因为有过预警”。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者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说：“敌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不过，我们是飞机制造业的业内人士，我们早已预料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为了应付这一切，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此，没什么可担忧的。”只要一切都是预知的，一切都通盘计划好了，日本人就能继续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自己这方主动愿望的结果，没有人曾经强加给他们任何东西；这样的宣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必需的。“我们应该认为，我们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把敌人引向我们。”“敌人，你们要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会说：‘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了。为此，我们感到很高兴。’”在国会演说中，海军大臣引用了伟大武士西乡隆盛1870年的训词：“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撞大运撞来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大难来临时，我们不应该气馁，而应该创造机会。”电台报道说，当美军开进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将军“带着明朗的笑容评论道，‘现在，敌人已落入我手……’”“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迅速陷落；这是山下将军战术部署的结果，跟他所计划的完全一致，山下将军指挥的行动目前正在持续展开。”换句话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美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爱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人之所以把自己抛入战争，是因为我们被迫起来反击。我们被攻击了，因此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发言人总是筹划着他们怎么说才能恢复美国老百姓的信心，但没有一个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时会说：“这一切在我们的计划已经完全考虑到了。”我们的官员会说：“既然敌人自找苦吃，那就让他们瞧瞧我们能做什么。”美国人会调整人生中的一切，以适应一个总是充满挑战的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日本的战争行为中，还有一个恒常的主旋律，它也显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个劲儿地谈到“世界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表现出日本的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接到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处于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应该让世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日本海军被警告说，万一他们中了鱼雷，接到放弃舰船的命令，他们应该以最好的仪态转移到救生船上，否则“世人会嘲笑你。美国人会给你拍电影，并在纽约播放”。这关系到他们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这一点的重视也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表现。

在关于日本人态度的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与天皇陛下有关。天皇对其子民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有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纵观日本所有七个世纪的封建历史，天皇一直像船头雕像一样，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日本人直接忠实的对象是其主子，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元帅，即将军。对天皇的忠心几乎不被当回事儿。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里，各种仪式和活动都严格受到将军所制定的各种规定的制约。哪怕是一个势力很大的封建领主，如果他向天皇表示敬意，也是对将军的背叛，从此他很难在日本存身。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说，我们只能由日本的历史看日本，而日本又是一个保守国家，在仍然活着的日本人的记忆中，天皇怎么可能被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拉出来，成为号令全民的中枢？他们说，日本的宣传家们一再重申天皇对其子民具有永远不会失去的统治权。这样的断言太过了，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他们的论说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处理天皇问题时，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对他心慈手软。相反，针对这近期才编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我们有种种理由进行最猛烈的攻击。这一观念是近代日本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神道宗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削弱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有才干的美国人相当了解日本，在看了来自前线的报告和日语资料之后，都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意见。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清楚地知道，最容易刺痛日本人，并鞭策起他们的士气的，是任何针对天皇的蔑视性语言或直接攻击。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攻击天皇，那么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他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头里，对天皇的崇敬跟之前的同样强烈，而“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则已经名誉扫地，以至于东京的军人们在出门上街前，要小心翼翼地换上便装。但这些日本的老住户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他们的皇帝陛下的尊崇是无与伦比的，“希特勒万岁”那样的崇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后者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所犯下的所有罪恶绑在一起。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正好证实了这一切。跟西方的军人不同，这些俘虏没有人教过他们在被抓时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明显缺乏组织。之所以没有人教过他们这些，当然是因为日军奉行的不投降政策。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只剩下某几支部队或地方武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这些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日军中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从而可能成为并不典型的日本士兵，但他们不是那样的军人。几乎所有的士兵在被抓住时，都是受了伤或者说失去了知觉，是没有能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苦战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自己是在“贯彻天皇的意志”“让天皇放心”“为天皇的命令而死”“天皇把人民带入战争，我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未来日本的征服计划的人，也惯常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因于天皇。天皇是一切人的一切。那些厌倦战争的人称他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说“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这场战争。”“他是被东条骗了。”“在满洲里事件发生期间，他表现出了反对军部的样子。”“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而且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发动的。他不喜欢战争，而且不会同意他的人民被拖进战争。他不知道他的士兵受着多大的虐待。”这些供述与德国战俘的不同，无论后者如何抱怨希特勒手下的将军们或高级指挥官们背叛希特勒，但是，他们把战争和备战都归因于希特勒那个最高级别的煽风点火者。日本战俘则相当直率地说，他们对皇族的尊崇跟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也不会受到谴责。“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战争失败时，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会受到谴责，而不是天皇会受到谴责。”“纵然日本输掉了战争，但所有的日本人依然崇敬天皇。”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没有人能免于怀疑的审视和批判，对他们来说，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凌驾于批评之上的想法似乎是个骗局。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日本的声音，哪怕是在战败时，他们也会这么说。那些在审问俘虏方面最有经验的人给出这么一个判断：没必要在每份审讯录上填上“拒绝说天皇的坏话”，所有俘虏都拒绝，哪怕是那些愿与盟军合作的、愿为我们在日军中造势的人，也是如此。在集中起来的所有审问战犯的记录中，只有三份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只有一份说到这样的程度：“保留天皇的位子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说，天皇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一个傀儡而已。”还有一份只不过猜测说，天皇可能为了他儿子的利益而退位，假如皇权被废，日本的年轻妇女就有希望取得她们所嫉妒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们利用日本人的这种高度一致的崇拜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士兵，或者，在天皇生日时，带着他们朝东方三鞠躬，同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也会和所有士兵一起，早晚两度唱诵“圣旨”——那是天皇本人在军人《赦谕》中向军队颁布的——“那唱诵声和着轰炸声，回荡在整个森林”。军国主义分子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利用这种对天皇的忠诚诉求。他们号召手下“实现天皇之愿”“驱散天皇之虑”“尊重天皇之仁”“为天皇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是把双刃剑。正如许多俘虏所说，“如果天皇颁布命令要臣民投入战斗，那么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哪怕手里只有竹竿。如果天皇命令停止战斗，那他们会立即停止。”“假如天皇颁布停战令，那么整个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甚至驻扎在满洲里的关东军”——那支最好战而暴烈的部队——“也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能使日本人民接受失败，并为重建家园而勉强活下去”。

这种对天皇的忠诚是无条件、无限制的，但日本人喜欢批评除了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团体，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证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的批评。对他们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没有分担战士们的危险和苦难的指挥官，战俘们会肆意谴责。他们尤其批评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战斗到底的军官。他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辛辣地批评另一些。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本国事务缺乏分辨好坏的意愿。甚至在他们的岛国内，报纸和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呼吁更强的领导才能和更好的协同努力。我要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并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44年7月，在一份东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些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主事者参加的座谈会的记录。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要唤醒日本民众，有许多方法，但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来，民众没法做到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害怕，假如他们谈论某些事情，他们可能会受到谴责。他们犹犹豫豫，致力于解决表面问题，因此，公众的心理委实变得胆怯起来。我们永远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提高民众的整体力量。”另一人延伸这同一个话题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跟选区的选民一起开会，我问他们许多问题，但他们全都害怕得不敢说话。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当然不是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的合适方法。民众极大地受制于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从而变得非常胆小，犹如在封建时代。因此，本来可以得到发展的战斗力，就这样到现在也没有发展起来。”

如是，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大本营和顶头上司。他们没有毫无疑问地承认等级制的好处。但是，天皇是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直到最近，他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殊荣。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他得以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日本战俘宣称，只要天皇下令战斗，日本人会“拿着竹竿”战斗到死；如是，只要他下令停战，他们就会和平地接受失败和占领。他们说得对吗？这是真的吗？抑或是一派存心想误导我们的胡言？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的战时行为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都跟前线也跟日本本土有关。还有一些态度与日本军队有着更加特定的关联。其中之一是关于他们的战斗力的消耗程度的。乔治·S·麦凯恩将军曾指挥一支部队完成撤离台湾海峡的任务，因此而获得了海军的勋章；一家日本电台在报道此事时，非常惊疑，这与美国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是这样说的：

乔治·S·麦凯恩将军获得勋章的官方理由，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不那样说，其实，在尼米兹的公报上，明明是那样说的……给麦凯恩授勋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两艘已经被破坏了美国军舰，并且护送它们安全回到了它们的母港。这则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小说，而是事实……因此，我们并不怀疑麦凯恩将军解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关键是，我们要大家看看这一奇怪的事实，即在美国，救两艘破军舰就能得勋章。

对所有的救援行动，对所有帮助那些被逼到墙角的人们的行为，美国人都会感动得发抖。如果解救的是“已经被毁坏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行为比一般的英雄行为更加英勇。日本人的英勇概念则排斥这样的救援行为。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一些救生设备，都会引得他们高喊“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和电台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这一话题。只有接受生死考验的，才是英雄好汉，防范措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也是明显如此。这样的士兵是废物，而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应付维持合理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补给困难加重了这一医疗匮乏的局面。但这不是全部的情形。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是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日本士兵被教导的是：死亡本身是精神的胜利，我们对伤病员的照顾——如同轰炸机上的安全设施——则会妨碍他们成为英雄。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依赖医生。在美国，较之其他福利措施，对伤病员的怜悯更会被认为是当务之急，甚至在和平时期从某些欧洲国家来的游客都常常会对此加以评论。这与日本人的观念当然是背道而驰。在战争期间，在所有情形下，日本军队里都没有安置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应的关心程度则让人难过。在有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常常得从有医院的据点撤离。即便仍然有机会疏散伤病员，他们也没有那样的惯例。只是在部队实际上正式开始执行所谓的“有计划撤退”时，或者在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他们才会做点什么。到那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他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伤病员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态度，那么，在他们对待美国战俘时，这种态度显得同样重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残暴地对待他们的俘虏，对他们自己人也是如此。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是前驻菲律宾军队的军医总管，他在台湾作为战俘被扣留了三年之后，说：“美军士兵比日军士兵受到了更好的医疗待遇。在战俘营里，盟军军医能照料盟军士兵，而日军里没有任何医生。有一段时间，他们为自己人治病的唯一一名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则全靠一个中士。”这位上校每年只有一两回看到日本军医。

日本人的这套兵员消耗理论可以被推到最极端的地步，那就是死不投降主义。在尽力而为之后，在发现自己面临寡不敌众的无望局面时，任何西方部队都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仍然把自己看作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条约，他们的名字会被传到他们的国家，以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百姓，还是家庭成员，他们都没有丢脸。但是，日本人对此情景的解释完全不同。荣誉与战斗到死紧密相连。在无望的情况下，一个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以集体自杀式攻击的方式手无寸铁地冲向敌人。但他不应该投降。哪怕他是因为受伤或昏迷而被俘虏的，他在日本也再难抬起头来。他丢了脸，对于从前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军有招致这种结果的纪律；但是，在前线，很明显，这种特殊的正式教导根本没有必要。日军是如此严格遵守这条军纪，以至于在北缅战役中，他们的俘虏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42比17166，其比率是1比120。在这被关进俘虏营的142名士兵中，除了一小部分，其他人在被抓时都是受伤了或昏迷了。只有很少的几个是单独或三三两两地“投降”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在不投降的情况下，如果阵亡者与全部兵力的比例达到了1/4乃至1/3，就撑不住了，这几乎是条定则。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概是4比1。在霍兰迪亚，日军投降的人数相当可观，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比5；这么大的比例还是第一次，与北缅战役中的1比120相比，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对日本人而言，仅仅因为投降而成为战俘这一事实就使美国人颜面扫地。哪怕伤病或赤痢还没有把他们排除在“完整的人”的范畴之外，他们也已是“废物”。许多美国人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的笑声会是多么危险，多么刺激那些看守他们的日本宪兵。在日本人眼里，那些美国人应该感到耻辱还来不及；让他们痛恨的是，美国人居然不知羞耻。日本军官要求美国战俘遵守许多规定，他们也要求看守战俘的本国士兵遵守那些规定。急行军和乘坐密封的运输船对日本兵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美国俘虏还说，日本哨兵如何严格地要求他们隐瞒规避守则的行为，最大的罪孽是公开规避守则。按照规定，战俘们外出时不能从村子里带食物回营地；但是，在他们走出营地到大路上或工程设施里干活的日子里，那样的规定有时是一纸空文——只要他们把水果和蔬菜藏起来就行。假如这种行为被发现，那么就是不能容忍的冒犯，即美国人轻视哨兵的权威。公开挑战权威，哪怕仅仅是“顶嘴”，也会受到严厉惩罚。针对顶嘴行为，哪怕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规则也是非常严厉的；在军队里，则会受到重罚。在俘虏营里，确实出现过残暴的肆意妄为。我们区分这样的残暴行径和那些作为文化习惯的结果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赦免这些暴行。

尤其是在战争早期的几个阶段，由于日军士兵真的相信，敌军虐待并杀害任何俘虏，他们一再强调被俘虏就是耻辱。有一个谣言几乎在所有地方流传，说在瓜岛，美军坦克曾碾过日本俘虏的身体。想投降的日本人也有，但我军老是怀疑他们诈降，因而警觉地把他们杀了。这种怀疑往往被证明是对的。一个日本人在除了死亡什么都没有了的情况下，往往会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感到骄傲。甚至在他被俘之后，他也会那么做。正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他决定“宁愿在胜利的祭坛上被烧死，因为在没有取得英勇成绩的情况下死去，是一件丢脸的事。”这种可能发生的行为使我军对日军的投降行为很是戒备，从而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数量。

投降可耻这一观念被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他们认为这种思维习惯是理所当然的，但它与我们的战争惯例背道而驰，正如我们的惯例与他们的南辕北辙。当美国俘虏要求日本人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美国政府，从而能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时，日本人表现出了震惊和轻蔑。在巴丹战役中，对于美军的投降，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那样战斗到底。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美国人居然当了战俘，却不表现出耻辱。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毫无疑问，其中最戏剧性的差异是日本战俘居然作为战俘能与盟军合作。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新形势下，他们该用什么样的生活准则。他们失去了荣誉，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也就了结了。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有几个日军俘虏幻想着，不管战争如何结束，自己都要回家。有些俘虏自己要求被杀掉，“不过，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这样做，那么我就来做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有些军中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帮我军确定弹药库的位置，认真地解释日军兵力的配置情况，帮我们写宣传材料，跟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起飞行，帮着指点军事目标。就好像他们在生命中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上面所写与旧页上的正好相反；但是，他们却显示出了同样的忠诚。

当然，这不是对所有日军战俘的描述，有个别人死不投降。在任何情况下，在这样的合作行为可能发生之前，都得提出一些有利于行为人的条件。美军指挥官们在是否接受日本士兵只有表面价值的协助的问题上，往往迟疑不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有些战俘营里，美军压根就不打算用日本人可能会提供的任何服务。然而，在那些接受日军俘虏服务的战俘营里，美军得抛开起初的怀疑，越来越多地依赖日本俘虏的良好信誉。

美国人未曾预料到战俘们会有这样180度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准则。但是，日本人这样做了，就好像他们在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投入到一条生活道路上并遭遇失败之后，很自然地选取了另一条道路。在战后的日子里，这是否是一种值得我们加以考虑的行为方式？抑或这只是个别士兵在被俘虏之后的特殊行为？在战争期间，日军的行为还表现出了其他的特殊性，那些特殊性曾逼迫我们应对。与此相似，这种行为提出了一些问题：那制约他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各种制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他们学得了什么样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kT/QAsqwKlv4H8F6ov3Bt8RtibC3zqBXbjGYK8JI/ZHKgtW/XxUQiy1jF8Vo7/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