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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生于或学于日本但住在美国的日本人被置于最困难的境地。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他们。我在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见证了他们的乐于助人,为此,我感到特别高兴。我非常乐意在此向他们表达谢意,尤其要感谢我的战时同事:罗伯特·羽岛。他生于美国,长于日本,1941年决定回到美国。他曾在一个战争安置营里当实习医师。我见到他时,他刚来华盛顿,就职于联邦战争部门。

我还要感谢战争情报办公室,是他们给了我这个研究日本的任务。我要特别感谢情报办公室远东部副主任乔治·E·泰勒教授和外国民心分析部的领导亚历山大·H·雷顿指挥官。

我还要感谢那些已经全部或部分读过本书稿的人:雷顿指挥官、克莱德·克拉克霍恩教授和纳森·雷提斯博士,这几位都曾供职于战争情报办公室,在我做日本研究期间,曾在多方面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康拉德·阿仁斯伯格教授、玛格丽特·米德博士、格里高利·贝特森和E. H. 诺曼。感谢他们所给予我的建议和帮助。

我要向那些允许我从他们的出版物中引用材料的出版商表达谢意:阿伯顿—世纪出版公司允许我引用阿蒲墩·克劳斯所著《日本表面的背后》中的材料;爱德华·阿诺德公司则允许我引用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所著的《日本佛教》中的材料;约翰·戴仪公司允许我引用三岛澄江(Sumie Mishima所著的《我的狭小的岛屿》;邓特父子公司允许我引用冈仓由三郎(Yoshisaburo Okakura)所著的《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双日公司允许我引用杉本钺子(Etsu Inagaki Sugimoto)所著的《武士家的女儿》(A Daughter of Samurai),企鹅图书公司和《步兵杂志》允许我引用《日军如何作战》一书中哈罗德·都德上校所写的文章;贾罗滋出版公司(伦敦)允许我引用K·野原(Nohara)所著的《日本的真面目》;麦克米伦公司允许我引用E·奥博林·斯坦尼尔伯所著《日本的佛教派别》和拉夫卡狄奥所著的《日本一解》;莱恩哈特公司允许我引用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日本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引用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Suye Mura)。

露丝·本尼迪克特 3VYGQC/32GU5bMwkrRALNjppRakkGD+ovEBy0dHaggZOo+OZ5g80qEOes9yEZgS1



第一章
任务:日本研究

美国曾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发现日军与自己迥然不同。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从来没必要考虑其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沙皇俄国在我们之前(1905年)所遭遇的一样,我们与之战斗的日本是一个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的国家,这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业已接受的符合实际人性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而言,显然不存在。这使太平洋上的美日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滩头的登陆和无法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我们得明白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付他们。

这很难。自从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来的75年间,人们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但是”和“也”之类的词汇;当这些词汇被用来描写其他任何国家时,会显得荒谬无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写其他非日本的民族时,不会在说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之后,再加上这样一句:“可是,也很傲慢、专横。”当他说该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他们可不服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和宽厚时,不会声称:“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不会又细数他们的怯懦。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时,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当他描写一个国家的军队如何像机器一样训练时,不会继而描写那支军队的士兵如何像马咬着嚼子一样不服管教,甚至反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满怀激情地投向西方学术时,不会渲染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

日本国徽
日本国徽是一枚皇家徽记。在日本,由于法律并没有确立正式的国徽,因此习惯上,日本皇室(天皇家)的家徽“十六瓣八重表菊纹”,即菊花纹章被作为日本的国家徽章而使用。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都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核心。的确如此,刀与菊都是这一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感战胜。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

美国要了解日本。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时,我们就无法把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的矛盾推向一边。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将要做什么?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军战俘能有什么期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了解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旦和平来临,为了维护秩序,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走向衰落?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将迥然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进行日本研究。我被要求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一一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显示其实力。美国人还在说,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更长。在日本,人们说,它将持续一百年。日本人说,美国人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岛国尚有数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情况出现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而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从那之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短兵相接。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塔拉瓦和比亚克等的战役,我们深知自己已深陷与劲敌的对抗之中。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许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这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也不管提出这问题关乎高层决策,还是关乎将要撒在日军前线阵地的传单,重要的是要有洞见。日本在进行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派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的漫长的历史,甚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统计数字,还包括他们的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儿取得哪些期待。我们得力图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落入的套路。我们还得知道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的背后的因素。我们得暂时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行为前提抛在一边,而且得尽可能轻易地、武断地下结论——在某种情形下,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难完成。美日正在交战,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活的,就难多了。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在战争中与在和平中一样,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点。在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鼓舞士气、打消迷惑者的疑虑和在疆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方式展现出他们自己认为的可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得跟踪战争的细节,以弄明白日本人是如何逐步展露他们自己的。

日本宣战

日本对美英宣战的简报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严重的不利因素,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我无法到日本去,住在日本人的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和压力,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辨别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决定时的复杂情况。我无法看着他们的孩子成长。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可是,在安布雷撰写那部专著时,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有这些不小的困难,但是,我相信那些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至少,我可以不放弃这样的接触。在美国,有许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就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判断那些事情的,并且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那样的知识都具有本质的意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往往利用图书馆来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或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的演变情况。我相信,他们所索求的许多问题都隐藏于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通过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来探究那种文化,会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或者我不用时时感谢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文献汗牛充栋,曾经生活在日本的优秀西方观察家也数不胜数。这是我的优势。有些人类学家前往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都没有我的这一优势。由于没有文字,这些部落从未在纸上显露自己。西方人对于那些部落的讲解又少又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实地调查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任何帮助下,发现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社会是如何分层,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在日本研究界,我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好古者的笔下藏匿着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描写。欧美人民记下了他们活生生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曾写下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跟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热衷于把自己写出来。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在全世界扩张的计划。他们的率真让人感到迷惑。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计划和盘托出——没有人会那样做。日本人在写日本时,会略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像呼吸的空气一样,让人习而不察,但他熟悉它们。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自我表露。

我阅读这些文献,和达尔文为了创立物种起源理论而阅读文献时一样,要特别注意那些我还不了解的事情,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并列在一起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会为某个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议案猛烈争论,而对某个看起来令人难以容忍的议案却轻而易举就接受了。那隐藏在他们的态度后面的会是什么?我读着,一直在问:这样的情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弄懂它,我需要了解什么?

二战期间日本武士刀

我也看一些在日本编写并制作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描写当代东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农村片。之后,我跟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讨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以普通日本人的眼光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而我的看法则不同。当我迷惑不解时,他们显得很明白。他们对情节和动机的理解跟我也不一样,但他们是从结构方式上理解影片的。如同对小说的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生长的日本人对同一部影片的理解比表面的差异还要大。他们中有些人会动辄为日本的习惯进行辩护,另一些则讨厌日本的一切。我从哪个团体了解得最多?这很难说。在日本,人们是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的?无论他们欣然接受,抑或痛加排斥,他们最终都同意给我描绘一幅隐秘的图景。

至于人类学家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去寻访与那种文化中的人直接相关的材料和洞见,他只是在做所有曾经住在日本的能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儿。假如这就是一名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他就不可能为日本研究增添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些留居在日本的外国人已经对日本做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所受过的训练必然要开花结果,因此,他往往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才能;在一个已经拥有许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里,他力图添加他自己的贡献,这似乎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类型。在日本,有许多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某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习俗和习惯极其相似。有些跟马来西亚相似,有些跟新几内亚相似,另有些则跟波利尼西亚相似。了解这些文化相似性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它们是否显示古代的迁移和接触?这问题当然非常有意思。不过,这种可能存在的历史关系问题并不能说明我对这些文化的了解是有价值的,它们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了解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并且使我能凭借我所发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找到线索,去了解日本的生活状况。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 、缅甸和中国我也略知一二,因此,我能把日本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那些国家的文化都是亚洲重要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落时已经一次次地表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是如何的价值非凡。一个部落可能与邻近部落分享90%的正式习俗,不过,它可能会对这些习俗进行修补,以适应某种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它不与任何周边部落分享那种生活方式和那套价值观念。在修补过程中,它可能丢弃一些基本的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占整个社会习俗的比例很小,但可能会使它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上。某些种族在整体上相互分享很多特性,人类学家能在这些种族之间找到相互对比的差异;再也没有比研究这些差异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还得让自己最大限度地去适应他们自身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手段也得加以琢磨,以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由自己的经验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情景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种族和民族在定义这些情景的含义时所用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在某个地处北极的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他们碰见过血缘责任或财物交换的部落习俗;哪怕是他们的想象力处于最大胆的时刻,他们也无法杜撰出那样的习俗。他们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在部落的习惯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儿童时期就被要求以此为条件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

人类学家关注差异及其制约性和结果,我们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可以加以利用。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这一点。在美国民间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传闻,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对着干。如果一个学者满足于简单地说,这些差异太奇异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去了解这样的民族,那么,这一对于差异的成见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地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把差异当作优势而不是劣势,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家做得都好。表象离奇的习俗和种族最能引起他强烈的注意。对部落生活方式的一切,都不会想当然,这使他不仅关注少数一些挑选出来的事例,而且关注全部。在研究西方国家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训练,他就会对某个习俗的整体性视而不见。他会如此地想当然,以至于不会去探索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习惯,也不会去探索所有那些被家庭成员普遍接受的、关于家庭事务的裁决。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大屏幕上,这些习惯和裁决会被大面积地投射放映,它们对该民族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外交官签订条约的作用。

人类学家必须改善研究日常琐事的手段,因为在他研究的部落里,那些平常琐事与他自己社会的琐事迥然不同。当他力图去理解某个部落的极端的恶毒或另一个部落的极端的胆怯时,当他力图描绘出他们在某个特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和感受方式时,他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于观察和细节。在文明国家,这些观察和细节不会经常被注意到。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它们很重要,并且也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会把它们挖掘出来。

在日本研究方面我们不妨一试。因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某个民族生活中带有强烈人性色彩的日常琐事时,我们才会在很大程度上赏识人类学家的这一假定,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前沿的国家中,人类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一个人的行为或想法无论有多么怪异,他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跟他的经验有一定的关联。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越是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存在着某种使这样的奇怪行为得以发生的平常条件。假如这一探询把我带入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那正是人们学习的途径。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一开始还有这样的一个假定,即最孤立的行为相互之间也有某种系统性的关联。我曾经认真研究过把数以百计的细节纳入几种普泛模式的途径。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做出某种规划,这种规划会成为支持人们在遭遇并评估某些情形时所采取的方法。在那个社会中,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作全世界的基础要素。无论多么困难重重,他们都会整合这些方法。人一旦接受了一套价值观念,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生活,就无法根据一套相反的价值观念思考和行动,那是一种被隔离的生活状态,无法长久维持而又不招致失效和混乱。他们力图获取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装备某种共同的理论和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需要的,否则整个局面就会崩盘。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相互勾连,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出现得更快些,并且使其他领域屈从于很大的压力。不过,压力本身来自对一致性的需要。在史前社会,人们就追逐控制他人的权力,这种权力意志在宗教活动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和与其他部落交流中的表现。文明国家拥有古老的书面经文,在这些国家,教会必然会保留过去数百年的习语,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某些领域,公众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教会就放弃了与之相左的权威。词语保留了下来,但意义却改变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待在由堤坝拦起来而互不掺杂的小池塘里,而是溢出了各自圈定的边界,不可避免地相互掺杂。因为这一切总是如此,所以,一名学者越是在表面上把他的观察力分散到经济、性和宗教以及婴孩抚养等领域,他就越能跟踪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发生的事情,越能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有益的假说并得到有利的数据。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用政治、经济还是伦理的术语提出要求,他都能进行观察;他还会观察人们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东西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学得的。因此,本书并不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或经济生活或政治或家庭状况。我所考察的,是日本人在生活举止上的一些先入之见。无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我所描写的是这些先入之见自身所表露的情形。本书所论述的是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的诸多因素。

20世纪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怀有一些模糊的、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在讨论日本之成为日本人的国家时如此,而且在讨论美国之成为美国人的国家、法兰西之成为法国人的国家和苏联之成为俄国人的国家时,莫不如此。由于缺乏这一认识,每一个国家都误解别的国家。有时只是兄弟之间的小麻烦,我们却担心是不可调解的分歧。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一整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他们所构想的行动方针与我们所认为的截然不同,而我们还在谈与他们的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弄明白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到底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就有可能发现,那套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而已。

完全依赖于一个民族自己所说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力图说明那个民族,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民族用来观看生活的眼光与另一个民族所用的不一样,而且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用来观察的眼睛的存在。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聚焦和透视的诸般诀窍使一个民族拥有全民族的生活景观,对那个民族来说,这些场景似乎都是上帝做出的安排。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指望那个戴眼镜的人会知道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任何国家会分析他们看待世界的观点。当我们想要了解眼球的情况时,我们会找来一位眼科大夫,给他验明镜片度数,写出我们带给他的任何眼球的规格。有朝一日,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承认:分析当今世界的国家,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

这项工作既需要某种程度的硬心肠,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慷慨。有时,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会指责那种硬心肠。这些“同一世界”的拥趸者们打赌似的发愿,要让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相信:东方和西方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表面上的,事实上整个人类的心理都相差无几。这一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一旦相信这一观点,就不能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则有美国人的?有时,软心肠的人们似乎认为,除非世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由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否则出于良好愿望的说教无从说起。但是,要求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如同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自己一模一样,是神经质的表现。硬心肠的人们满不在乎地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容得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从头到尾都是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在同样的条件下,法国和日本也可以如此。差异就是悬在世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于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的学者来说,试图通过外力干预来阻止这样的人生态度走向成熟,显得很荒唐。他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持有这样的立场,他就是使世界凝固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帮凶。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停止发展。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英国的特征。正是因为英国人如此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人,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心态会宣称自己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只有当人们足够坚定地深信自己需要非常宽容时,比较宗教研究才会有所繁荣。研究者可能是基督徒或阿拉伯的专家或不信教者,但他们不会是狂热分子。当人们太注意防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他们而言那种方式似乎就是世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比较文化研究也不可能繁荣。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越了解,他们就越爱自己的文化。他们让自己断然放弃那令人愉悦而且丰富的经历。他们是如此防备,以至于只有一种选择,即要求其他国家接纳他们特有的解决方法。作为美国人,他们把自己偏爱的原则强加于所有的国家。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无法学会用12进位制代替10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像东非的某些土著那样用一只脚站着休息。

本书论述的是日本人预期的和想当然的习惯、任何日本人指望别人帮助或不指望的情景。他们何时感到羞愧,何时感到尴尬,他们的自我要求是什么。本书中任何陈述的理想评判者是引车卖浆者流,即普通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置身于我所描述的每一种特殊情境,而是意味着他们会承认在那些情形下他们的言行就是那样的。这样的研究目的是要描写那些深埋在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态度,哪怕达不到目标,这也是本人的理想所在。

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很快就得到这样的观点:你可以拿出证据说你调查了大量的人,但你并不就能得到更多的证据。比如,谁对谁,以及何时鞠躬,就不需要对整个日本做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告诉你那些公认的、习惯性的情境,经过几轮确认之后,就不需要再从上百万的日本人那儿获取同样的信息。

日本人是靠一些先入之见来营造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力图挖掘这些先入之见的学者面临一个比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更加艰难的任务。我们要求他说明,这些被公认的活动和判断是如何成为他观察人生的镜头的。他得阐述日本人的先入之见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点和视角的。他得力图说得让美国人明白,要知道,美国人是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生活的。在这一分析工作中,权威的法官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即“任何普通人”。因为“田中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先入之见说清楚,对他而言,那些写给美国人看的阐释毫无疑问是极为吃力的。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时,并不经常打算研究文明化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那些前提。大多数研究者都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忙于研究观念和行为的“散布情况”,他们常用的手段是统计。他们把大量调查材料、问卷答案或访谈问答、心理测试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交给统计学分析,然后努力推演出某些事实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在舆论调查领域,有效的手段是:通过科学选出的抽样调查的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测验。这种手段在美国已经高度完善。通过这一手段,我们能够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共职位的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我们可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如乡村的或城市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共和党的或民主党的。在一个凡事都要投票决定的国家,法律是由人民代表制定并实施的,所以,这样的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日本神社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神社自7世纪起实行“造替”制度,即每隔几十年就重建一次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的事情进行民意调查,并理解调查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没有人会注意它: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为那种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民意调查结果只是在我们业已知道的东西之上再多告诉我们一些而已。我们力图理解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对人的习惯和成见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研究,然后民意调查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我们能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否则抽样调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人们的国家观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各个派别在大街上或国会里争论的是什么。较之党派力量的数字,国民关于政府的先入之见具有更加普遍而长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几乎必定被认为都是邪恶的,因为它限制个人的自由。除了在战时,政府职位不会给一个人带来私营企业里同等工作所带来的那种身份。这一国家观念迥异于日本,甚至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的观念体现于他们的社会习俗、他们关于国家历史的神话,以及他们在全国性节日上的演说。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研究,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系统的研究。

关于生活,任何民族都形成过一些基本的先入之见,而且任何民族都认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先入之见和解决方法。在选举中,我们会聚精会神、细致入微地搞明白人口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投了赞成票或反对票。我们在做研究时,同样要聚精会神、细致入微。日本人的基本的先入之见很值得我们探讨。当然,我发现,一旦我们明白了西方人的先入之见不符合他们的人生观,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日常行为中的许多矛盾便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自己为何会把某些剧烈摇摆的行为看作是某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体系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以全力说明此间的原因。当我跟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开始用的一些习语和概念让我感到奇怪,但后来证明,那些习语和概念具有很丰富的含义,而且充满了长年累月积累的情感。与一般西方人所理解的美德和邪恶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不同,这一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包含着日本的强势和弱点。 FXAC34rzH6P80M523xujt1iuLuZm92udw+UYrd33cVCN0oRL2MJSAlybwXSpiiRa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在所有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些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不管西方国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具体差异,有些正统观念是各国共有的,例如,全力参战的号召,局部失败情形下军心的稳定,战死者与投降者的比例的均衡,对战俘的行为准则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们共有一个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甚至适用于战争。

日本人在很多方面与西方的战争观有偏离,这些偏离的方面是一些数据,可以拿来分析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对人的全部责任的坚定信仰。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为此,他们那些偏离我们的正统观念的思想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任何思想都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提出了关于日本人性格的一些问题,而我们需要回答那些问题。

日本用以证明其战争之正义性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完全相反,对国际形势的说明也跟美国不同。美国把这场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其征服行动,冒犯国际和平,是不正当的。无论轴心国是否已经在满洲国或埃塞俄比亚或波兰夺取权力,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踏上了欺压弱小民族的邪恶征程。他们侵害了一条国际准则,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为自由企业“敞开大门”的国际准则。日本是以别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的。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那么世界上就会有政治混乱,他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是日本领导下的秩序,因为只有他代表着一个从头到脚真正具有等级秩序的国家,只有他理解“各就其位”的必要性。日本已经在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贼寇被镇压下去了,道路、电力设施和钢铁企业建设起来了。根据官方数据,正在成长的一代日本人中,有99.5%的人在公立学校里受到了教育。根据日本的等级秩序的理论,他应该扶持落后的小兄弟——中国。由于日本与中国属于同一个大东亚种族,他应该首先把美国,然后把英国和苏联从世界的那个地域排除出去,使之“适得其所”。所有国家都将被安置在一个国际等级秩序中,从而形成世界统一的局面。这一被赋予等级秩序的价值观被认为是高级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检查它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这是一个有待于日本去创造的一个适合于他的幻想。不幸的是,在他看来,他所征服的那些国家并没有用跟他一样的眼光看待这一点。尽管如此,纵然他失败了,他也没有从道义上抛弃他的“大东亚”这一理想,甚至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最不强硬的战俘也很少责难日本在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上的目的。因为,很久之后,日本必将保持他固有的一些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对等级秩序的信仰和信任。这与爱好平等的美国人的态度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日本人心目中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已经尝到的与之有关的好处。

同样地,日本人寄托获胜希望的基础也与美国人普遍认可的不同。他叫嚣说,他会以精神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很强大,军备也高级,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一切都早就被预料到,根本没有被放在眼里。“假如我们害怕数字,”日本人在他们国家的大报《每日新闻》上提到,“我们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不是这场战争造就的。”

即使是在打胜仗时,日本的国内政治家、大本营和士兵们也会反复说,这压根就不是军备之间竞赛,而是美国人的物质信仰和他们的精神信仰之间的竞赛。当我们胜利时,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说,在这样的竞赛中,物质力量必然会输掉。毫无疑问,在塞班岛和硫磺岛失败的时候,这一信条成了他们的一个顺手拿来的托词,不过,它并不是作为失败的托词而被创立的。在日本节节胜利的所有月份里,这是进军的号角;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它是久已被广为接受的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题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国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惧,吾等何惧于物质哉?”。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是有所顾虑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用于军备的钱在国库收入中的比例直线上升。到了他们攻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总收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在政府的全部开支中,只有17%可以用来花在与民用事业有关的事情上。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日本不关心物资装备,不过,舰艇和大炮只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只是象征物而已,正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美德的象征。

正如美国一向信奉强大,日本总是强调非物质资源。日本跟美国一样,得竭尽全力进行生产,但日本这么做的基础在于他自己特有的一些前提。他说,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日本电台以前经常说,“理性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维持不了一百年。”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被原封不动地用在战争的日常行动之中。他们的战争手册中有一个口号,一个传统的口号,不是为这场战争定制的——“以吾等之训练有素对抗彼等之人多势众,以吾等之血肉对抗彼等之钢铁。”他们的战争手册一打开就是用粗体字印出来的这么一行:“必读必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优于物质的一个极端案例。日本人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因为,在13世纪,成吉思汗侵略日本时,“神风”吹散并吹翻了他的运输船,从而拯救了日本。

荒木贞夫

甚至在民用领域,日本当权者也不折不扣地认为,精神能统御物质环境。在工厂里连续劳作12个小时,加上整夜的轰炸,人们会感觉很累吧?“身体越沉重,意志就越高昂,精神总是在物质之上。”“越感到疲劳,训练效果就越好。”在冬天的防空洞里,人们不是感到冷吗?大日本广播体育文化学会在广播中发出指示,让人们做热身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能替代取暖设施和床上用品,而且更佳的是,能替代已经不可能得到的食物,从而能让人们保持正常的体力。“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鉴于当前的食品短缺现象,我们不想做体操。不!食品越是短缺,我们越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强自己的体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加体力。”美国人关于体能的看法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计算,即决定他有多少体力可以使用的因素是,头天晚上他是否睡了8个或5个小时,他的饮食是否正常,他是否受了凉。这与日本人的计算方式是冲突的,他们不看储存的能量,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甚至说得更离谱,说在战斗中,精神甚至能超越死亡这一物理事实。有一家广播电台这样描写一个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之后,日本飞机以三或四架小型编队的方式回到基地。一名大尉是首批返回的飞行员之一,他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站在机场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天空。在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人数。他看上去脸色相当苍白,但非常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之后,他写了份报告,然后走向总部。在总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他一做完报告,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冲上去想帮助他,但是他已经死了。人们一检查就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他的胸部有一颗子弹,而且枪伤是致命的。一个人如果刚刚死,他的身体不可能马上就变得冰凉,但这名大尉的身体的确凉了。大尉肯定已经死了很久了,他的精神支撑他作了汇报。这是一个奇迹,但又是事实;这名死去的大尉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是因为他怀有庄严的责任意识。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当然是无耻而无稽的奇谈;但是,哪怕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也不会嘲笑这种广播。他们相信,在日本,听众们不会认为这是个传奇故事。首先,他们指出,广播确实说过,大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但为什么不是呢?他的灵魂可能受到了训练,很显然,大尉是自我训练的高手。如果所有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能延续一千年”,那么,为什么它就不能在一个空军大尉的身体里多待几个小时呢?那大尉把“责任”看作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准则,而日本人相信,利用技术训练,一个人能够使他的精神至高无上。那个大尉学到了这一点,而且从中受了益。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能贬低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穷国家的托词或是一个鬼迷心窍者的孩子气。然而,假如我们真那么认为,那么,我们就会降低自己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与他们打交道的能力。通过某些禁忌和抵制,通过某些训练和修炼的方法,他们的信条会深入内心。这些信条不只是孤立的怪癖。只有美国人了解到了这些东西,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会承认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用竹矛守卫阵地”是幻想。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他们的精神不够时,而且承认他们的精神在战场上和工厂里受到了美国人的精神的挑战时,我们能有所领悟。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在战争期间,他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各种事情有各种说法,不仅如等级秩序的必要性,还有精神的至高无上;对一名比较文化学者来说,这些说法都有启迪意义。他们总是谈论安全和士气,但他们说的只是预警问题。无论灾难是什么,平民受到轰炸、塞班溃败、菲律宾失守,日本军方总是对人民说,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因此,没什么好担忧的。广播里播送着长篇大论,很明显,当局指望人民一再地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上。“美国占领基什加岛后,使得日本处在了美国轰炸机的有效轰炸范围之内。不过,我们对这一虽说意外的事故早已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人会以海陆空联合行动的方式攻击我们,但我们在计划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日本战俘,哪怕是那些巴望着日本在无望的战争中早点败北的人,也确信,美军的轰炸不会削弱日本本土的精神,“因为有过预警”。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者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说:“敌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不过,我们是飞机制造业的业内人士,我们早已预料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为了应付这一切,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因此,没什么可担忧的。”只要一切都是预知的,一切都通盘计划好了,日本人就能继续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自己这方主动愿望的结果,没有人曾经强加给他们任何东西;这样的宣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必需的。“我们应该认为,我们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把敌人引向我们。”“敌人,你们要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会说:‘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了。为此,我们感到很高兴。’”在国会演说中,海军大臣引用了伟大武士西乡隆盛1870年的训词:“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撞大运撞来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大难来临时,我们不应该气馁,而应该创造机会。”电台报道说,当美军开进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将军“带着明朗的笑容评论道,‘现在,敌人已落入我手……’”“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迅速陷落;这是山下将军战术部署的结果,跟他所计划的完全一致,山下将军指挥的行动目前正在持续展开。”换句话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美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也爱反其道而行之。美国人之所以把自己抛入战争,是因为我们被迫起来反击。我们被攻击了,因此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发言人总是筹划着他们怎么说才能恢复美国老百姓的信心,但没有一个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时会说:“这一切在我们的计划已经完全考虑到了。”我们的官员会说:“既然敌人自找苦吃,那就让他们瞧瞧我们能做什么。”美国人会调整人生中的一切,以适应一个总是充满挑战的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在日本的战争行为中,还有一个恒常的主旋律,它也显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个劲儿地谈到“世界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表现出日本的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接到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处于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应该让世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日本海军被警告说,万一他们中了鱼雷,接到放弃舰船的命令,他们应该以最好的仪态转移到救生船上,否则“世人会嘲笑你。美国人会给你拍电影,并在纽约播放”。这关系到他们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这一点的重视也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表现。

在关于日本人态度的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与天皇陛下有关。天皇对其子民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有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纵观日本所有七个世纪的封建历史,天皇一直像船头雕像一样,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日本人直接忠实的对象是其主子,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元帅,即将军。对天皇的忠心几乎不被当回事儿。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里,各种仪式和活动都严格受到将军所制定的各种规定的制约。哪怕是一个势力很大的封建领主,如果他向天皇表示敬意,也是对将军的背叛,从此他很难在日本存身。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说,我们只能由日本的历史看日本,而日本又是一个保守国家,在仍然活着的日本人的记忆中,天皇怎么可能被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拉出来,成为号令全民的中枢?他们说,日本的宣传家们一再重申天皇对其子民具有永远不会失去的统治权。这样的断言太过了,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他们的论说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处理天皇问题时,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对他心慈手软。相反,针对这近期才编造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我们有种种理由进行最猛烈的攻击。这一观念是近代日本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神道宗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削弱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有才干的美国人相当了解日本,在看了来自前线的报告和日语资料之后,都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意见。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清楚地知道,最容易刺痛日本人,并鞭策起他们的士气的,是任何针对天皇的蔑视性语言或直接攻击。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攻击天皇,那么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他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头里,对天皇的崇敬跟之前的同样强烈,而“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则已经名誉扫地,以至于东京的军人们在出门上街前,要小心翼翼地换上便装。但这些日本的老住户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他们的皇帝陛下的尊崇是无与伦比的,“希特勒万岁”那样的崇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后者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所犯下的所有罪恶绑在一起。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正好证实了这一切。跟西方的军人不同,这些俘虏没有人教过他们在被抓时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明显缺乏组织。之所以没有人教过他们这些,当然是因为日军奉行的不投降政策。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只剩下某几支部队或地方武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这些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日军中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从而可能成为并不典型的日本士兵,但他们不是那样的军人。几乎所有的士兵在被抓住时,都是受了伤或者说失去了知觉,是没有能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苦战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自己是在“贯彻天皇的意志”“让天皇放心”“为天皇的命令而死”“天皇把人民带入战争,我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未来日本的征服计划的人,也惯常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因于天皇。天皇是一切人的一切。那些厌倦战争的人称他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说“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这场战争。”“他是被东条骗了。”“在满洲里事件发生期间,他表现出了反对军部的样子。”“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而且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发动的。他不喜欢战争,而且不会同意他的人民被拖进战争。他不知道他的士兵受着多大的虐待。”这些供述与德国战俘的不同,无论后者如何抱怨希特勒手下的将军们或高级指挥官们背叛希特勒,但是,他们把战争和备战都归因于希特勒那个最高级别的煽风点火者。日本战俘则相当直率地说,他们对皇族的尊崇跟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也不会受到谴责。“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战争失败时,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会受到谴责,而不是天皇会受到谴责。”“纵然日本输掉了战争,但所有的日本人依然崇敬天皇。”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没有人能免于怀疑的审视和批判,对他们来说,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凌驾于批评之上的想法似乎是个骗局。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日本的声音,哪怕是在战败时,他们也会这么说。那些在审问俘虏方面最有经验的人给出这么一个判断:没必要在每份审讯录上填上“拒绝说天皇的坏话”,所有俘虏都拒绝,哪怕是那些愿与盟军合作的、愿为我们在日军中造势的人,也是如此。在集中起来的所有审问战犯的记录中,只有三份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只有一份说到这样的程度:“保留天皇的位子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说,天皇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一个傀儡而已。”还有一份只不过猜测说,天皇可能为了他儿子的利益而退位,假如皇权被废,日本的年轻妇女就有希望取得她们所嫉妒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们利用日本人的这种高度一致的崇拜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士兵,或者,在天皇生日时,带着他们朝东方三鞠躬,同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也会和所有士兵一起,早晚两度唱诵“圣旨”——那是天皇本人在军人《赦谕》中向军队颁布的——“那唱诵声和着轰炸声,回荡在整个森林”。军国主义分子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利用这种对天皇的忠诚诉求。他们号召手下“实现天皇之愿”“驱散天皇之虑”“尊重天皇之仁”“为天皇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是把双刃剑。正如许多俘虏所说,“如果天皇颁布命令要臣民投入战斗,那么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哪怕手里只有竹竿。如果天皇命令停止战斗,那他们会立即停止。”“假如天皇颁布停战令,那么整个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甚至驻扎在满洲里的关东军”——那支最好战而暴烈的部队——“也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能使日本人民接受失败,并为重建家园而勉强活下去”。

这种对天皇的忠诚是无条件、无限制的,但日本人喜欢批评除了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团体,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证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的批评。对他们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没有分担战士们的危险和苦难的指挥官,战俘们会肆意谴责。他们尤其批评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战斗到底的军官。他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辛辣地批评另一些。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本国事务缺乏分辨好坏的意愿。甚至在他们的岛国内,报纸和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呼吁更强的领导才能和更好的协同努力。我要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并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44年7月,在一份东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些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主事者参加的座谈会的记录。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要唤醒日本民众,有许多方法,但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来,民众没法做到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害怕,假如他们谈论某些事情,他们可能会受到谴责。他们犹犹豫豫,致力于解决表面问题,因此,公众的心理委实变得胆怯起来。我们永远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提高民众的整体力量。”另一人延伸这同一个话题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跟选区的选民一起开会,我问他们许多问题,但他们全都害怕得不敢说话。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当然不是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的合适方法。民众极大地受制于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从而变得非常胆小,犹如在封建时代。因此,本来可以得到发展的战斗力,就这样到现在也没有发展起来。”

如是,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大本营和顶头上司。他们没有毫无疑问地承认等级制的好处。但是,天皇是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直到最近,他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殊荣。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他得以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日本战俘宣称,只要天皇下令战斗,日本人会“拿着竹竿”战斗到死;如是,只要他下令停战,他们就会和平地接受失败和占领。他们说得对吗?这是真的吗?抑或是一派存心想误导我们的胡言?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的战时行为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都跟前线也跟日本本土有关。还有一些态度与日本军队有着更加特定的关联。其中之一是关于他们的战斗力的消耗程度的。乔治·S·麦凯恩将军曾指挥一支部队完成撤离台湾海峡的任务,因此而获得了海军的勋章;一家日本电台在报道此事时,非常惊疑,这与美国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是这样说的:

乔治·S·麦凯恩将军获得勋章的官方理由,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不那样说,其实,在尼米兹的公报上,明明是那样说的……给麦凯恩授勋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两艘已经被破坏了美国军舰,并且护送它们安全回到了它们的母港。这则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小说,而是事实……因此,我们并不怀疑麦凯恩将军解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关键是,我们要大家看看这一奇怪的事实,即在美国,救两艘破军舰就能得勋章。

对所有的救援行动,对所有帮助那些被逼到墙角的人们的行为,美国人都会感动得发抖。如果解救的是“已经被毁坏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行为比一般的英雄行为更加英勇。日本人的英勇概念则排斥这样的救援行为。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一些救生设备,都会引得他们高喊“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和电台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这一话题。只有接受生死考验的,才是英雄好汉,防范措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也是明显如此。这样的士兵是废物,而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应付维持合理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补给困难加重了这一医疗匮乏的局面。但这不是全部的情形。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是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日本士兵被教导的是:死亡本身是精神的胜利,我们对伤病员的照顾——如同轰炸机上的安全设施——则会妨碍他们成为英雄。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依赖医生。在美国,较之其他福利措施,对伤病员的怜悯更会被认为是当务之急,甚至在和平时期从某些欧洲国家来的游客都常常会对此加以评论。这与日本人的观念当然是背道而驰。在战争期间,在所有情形下,日本军队里都没有安置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应的关心程度则让人难过。在有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常常得从有医院的据点撤离。即便仍然有机会疏散伤病员,他们也没有那样的惯例。只是在部队实际上正式开始执行所谓的“有计划撤退”时,或者在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他们才会做点什么。到那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他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伤病员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态度,那么,在他们对待美国战俘时,这种态度显得同样重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残暴地对待他们的俘虏,对他们自己人也是如此。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是前驻菲律宾军队的军医总管,他在台湾作为战俘被扣留了三年之后,说:“美军士兵比日军士兵受到了更好的医疗待遇。在战俘营里,盟军军医能照料盟军士兵,而日军里没有任何医生。有一段时间,他们为自己人治病的唯一一名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则全靠一个中士。”这位上校每年只有一两回看到日本军医。

日本人的这套兵员消耗理论可以被推到最极端的地步,那就是死不投降主义。在尽力而为之后,在发现自己面临寡不敌众的无望局面时,任何西方部队都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仍然把自己看作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条约,他们的名字会被传到他们的国家,以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百姓,还是家庭成员,他们都没有丢脸。但是,日本人对此情景的解释完全不同。荣誉与战斗到死紧密相连。在无望的情况下,一个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以集体自杀式攻击的方式手无寸铁地冲向敌人。但他不应该投降。哪怕他是因为受伤或昏迷而被俘虏的,他在日本也再难抬起头来。他丢了脸,对于从前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军有招致这种结果的纪律;但是,在前线,很明显,这种特殊的正式教导根本没有必要。日军是如此严格遵守这条军纪,以至于在北缅战役中,他们的俘虏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42比17166,其比率是1比120。在这被关进俘虏营的142名士兵中,除了一小部分,其他人在被抓时都是受伤了或昏迷了。只有很少的几个是单独或三三两两地“投降”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在不投降的情况下,如果阵亡者与全部兵力的比例达到了1/4乃至1/3,就撑不住了,这几乎是条定则。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概是4比1。在霍兰迪亚,日军投降的人数相当可观,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比5;这么大的比例还是第一次,与北缅战役中的1比120相比,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日军战俘

因此,对日本人而言,仅仅因为投降而成为战俘这一事实就使美国人颜面扫地。哪怕伤病或赤痢还没有把他们排除在“完整的人”的范畴之外,他们也已是“废物”。许多美国人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的笑声会是多么危险,多么刺激那些看守他们的日本宪兵。在日本人眼里,那些美国人应该感到耻辱还来不及;让他们痛恨的是,美国人居然不知羞耻。日本军官要求美国战俘遵守许多规定,他们也要求看守战俘的本国士兵遵守那些规定。急行军和乘坐密封的运输船对日本兵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美国俘虏还说,日本哨兵如何严格地要求他们隐瞒规避守则的行为,最大的罪孽是公开规避守则。按照规定,战俘们外出时不能从村子里带食物回营地;但是,在他们走出营地到大路上或工程设施里干活的日子里,那样的规定有时是一纸空文——只要他们把水果和蔬菜藏起来就行。假如这种行为被发现,那么就是不能容忍的冒犯,即美国人轻视哨兵的权威。公开挑战权威,哪怕仅仅是“顶嘴”,也会受到严厉惩罚。针对顶嘴行为,哪怕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规则也是非常严厉的;在军队里,则会受到重罚。在俘虏营里,确实出现过残暴的肆意妄为。我们区分这样的残暴行径和那些作为文化习惯的结果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赦免这些暴行。

尤其是在战争早期的几个阶段,由于日军士兵真的相信,敌军虐待并杀害任何俘虏,他们一再强调被俘虏就是耻辱。有一个谣言几乎在所有地方流传,说在瓜岛,美军坦克曾碾过日本俘虏的身体。想投降的日本人也有,但我军老是怀疑他们诈降,因而警觉地把他们杀了。这种怀疑往往被证明是对的。一个日本人在除了死亡什么都没有了的情况下,往往会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感到骄傲。甚至在他被俘之后,他也会那么做。正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他决定“宁愿在胜利的祭坛上被烧死,因为在没有取得英勇成绩的情况下死去,是一件丢脸的事。”这种可能发生的行为使我军对日军的投降行为很是戒备,从而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数量。

在巴丹投降的美军

投降可耻这一观念被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他们认为这种思维习惯是理所当然的,但它与我们的战争惯例背道而驰,正如我们的惯例与他们的南辕北辙。当美国俘虏要求日本人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美国政府,从而能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时,日本人表现出了震惊和轻蔑。在巴丹战役中,对于美军的投降,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那样战斗到底。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美国人居然当了战俘,却不表现出耻辱。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毫无疑问,其中最戏剧性的差异是日本战俘居然作为战俘能与盟军合作。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新形势下,他们该用什么样的生活准则。他们失去了荣誉,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也就了结了。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有几个日军俘虏幻想着,不管战争如何结束,自己都要回家。有些俘虏自己要求被杀掉,“不过,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这样做,那么我就来做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有些军中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帮我军确定弹药库的位置,认真地解释日军兵力的配置情况,帮我们写宣传材料,跟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起飞行,帮着指点军事目标。就好像他们在生命中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上面所写与旧页上的正好相反;但是,他们却显示出了同样的忠诚。

当然,这不是对所有日军战俘的描述,有个别人死不投降。在任何情况下,在这样的合作行为可能发生之前,都得提出一些有利于行为人的条件。美军指挥官们在是否接受日本士兵只有表面价值的协助的问题上,往往迟疑不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有些战俘营里,美军压根就不打算用日本人可能会提供的任何服务。然而,在那些接受日军俘虏服务的战俘营里,美军得抛开起初的怀疑,越来越多地依赖日本俘虏的良好信誉。

美国人未曾预料到战俘们会有这样180度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准则。但是,日本人这样做了,就好像他们在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投入到一条生活道路上并遭遇失败之后,很自然地选取了另一条道路。在战后的日子里,这是否是一种值得我们加以考虑的行为方式?抑或这只是个别士兵在被俘虏之后的特殊行为?在战争期间,日军的行为还表现出了其他的特殊性,那些特殊性曾逼迫我们应对。与此相似,这种行为提出了一些问题:那制约他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各种制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他们学得了什么样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FXAC34rzH6P80M523xujt1iuLuZm92udw+UYrd33cVCN0oRL2MJSAlybwXSpi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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