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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从古至今，人类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与动物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譬如马。马曾经伴随人类走过千百年生活道路。在发明汽车之前，马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马为人类驮运货物，马给人类骑乘代步，马还与士兵融为一体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人类文化浸透了马的印迹：路叫马路，动力计量叫马力，阿谀奉承叫拍马屁，偶尔失误叫马失前蹄，年老志不衰叫老骥伏枥，等等等等，如果没有马，人类灿烂文化至少有一块会变得暗淡无光。
譬如牛。牛吃苦耐劳，为人类挽扼耕犁，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顺从品性，给人类带来绵延数千年的巨大福泽。假如没有牛，人类不知道要多耗费多少体力才能开垦出如此广袤的良田，农耕社会起码会被推迟好几个世纪，人类文明的脚步无疑会变得沉重而迟缓。
譬如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为人类看家护院，为人类追寻猎物，为人类赴汤蹈火。设想一下，当年我们的先祖拿着木棍石矛撵山狩猎，假如没有忠勇的猎狗陪伴身边，必定会有更多的先祖魂断荒野血洒猎场。即使到了今天，人类生活里还离不开狗，警犬、导盲犬、牧羊犬、宠物犬……形形式式的狗，还在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还有鸡、鸭、鵝、兔、猪、羊、虎、豹、熊、象、狼、鱼、犲、蛇、鹤鹉、鹩哥、蟋蟀、蝈蝈、路驼，等等等等，都在人类生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我们人类对待动物朋友的态度，常常让我感到脸红。
我们百无禁忌的饮食习惯，给整个中华民族蒙上耻辱。例如在广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搬上餐桌。最令人发指的是活吃猴脑。还有一道菜叫“红烧活鱼”用沸油将鱼身体煎熟，端上餐桌，鱼嘴还在翕动、鱼尾还在摇摆，食客将中段鱼肉吃掉后那鱼还活着。我们甚至还出现过全民迫害动物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就是1958年的“消灭麻雀运动”消灭麻雀的理由是麻雀是四害、麻雀糟蹋粮食。我当时6岁，亲自参与过这个运动，所有的人都爬上屋顶，敲打脸盆、锅盖、搪瓷杯，惊慌失措的麻雀和生活在这个城市上空的其他野生鸟类无处歇脚，飞着飞着，最后悲鸣一声从空中坠落，气绝身亡。据报道，这场运动仅上海地区就消灭麻雀和其他鸟类170万只。这是一场全国性运动，被消灭的鸟类总数肯定大得惊人。其后果是，病虫害肆虐，农作物歉收，其后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有很多原因，但“消灭麻雀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某些地区迫害、虐待动物的行为却愈演愈烈。西南一些地方捕捉到黑熊后，将黑熊囚禁在狭小的铁笼子里，在熊肚皮上钻一个洞，将一根金属管插进熊胆，源源不断地索取可以入药的胆汁，以牟取暴利；北方某山狐饲养场，为保证狐皮质量，将整张狐皮活活从山狐身上剥下来，名曰活体取狐皮，被剥了皮的山狐在地上蹦跶翻滚嚎叫半个小时才逐渐死去。用魑魅魍魉丧心病狂来形容这些人，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人类这种无视动物痛苦、无视生命尊严的残忍行为，直接造成的恶果是大片森林毁坏，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环境持续恶化，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更为严峻的是，对另类生灵的蹂躏和践踏，释放了人心中的恶，继而漠视、藐视和蔑视同类的生命，制造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
其实，中华民族不乏怜爱动物的优秀传统。古代的庄子就有“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中国佛教有人与自然彼此依存的信仰，有护生戒杀的传统。著名的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先生，也积极宣扬护生理念。丰子恺先生著名的画册《护生画集》就体现了对动物的悲悯情怀。上世纪二十年代，女诗人吕碧城就受邀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数千言的“废屠”演说，引起全场轰动。受她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彼德·辛格提出了“素食生存”的理念。我觉得，人类难免有口腹之欲，“废屠主张”也好，“素食生存”也罢，在目前还只能是个理想，或者说是个幻想。但我们至少应该将野蛮落后的饮食习惯从我们生活中剔除，阻止无节制无人道的虐杀。即使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善待动物。因为，动物给了我们热量，给了我们安慰，给了我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生态圈。或许现在，我们无法保证不再剥夺动物的生命，但我们至少可以减轻动物死亡的痛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人类的呵护，但对那些稀有的动物，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人类所在的生物链缺失了一环。
我写《金蟒蛇》和《野马归野》，就是想告诉亲爱的读者，动物并非我们人类想象的那么低级，那么无能，动物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性的生命，我们要重新认识动物，平等友善地对待动物，和动物做朋友。一句话，在我们的动物朋友面前，我们要多一点慈悲，少一点狠毒，多一点怜悯，少一点冷酷，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杀戮，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漠视。
2012年7月23日写于上海梅陇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