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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社会形成的重要思潮，最早源于对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问题的反思，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出发点，逐步纳入经济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的基本思想，日趋成熟，形成内涵丰富、系统庞大、影响深远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虽然是由西方人在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的反思，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却滥觞于人类文明的源头，并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出现较早且持续时间甚长的文明，在其漫长的文明史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之思索尤为丰富与深刻。作为前工业文明的思想，其中已然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朴素原理，与反思工业文明的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遥相呼应，虽然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却是蕴含了文明反思与演进的思想。
（1）儒家：仁民爱物，民胞物与。
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和相关典籍中蕴含了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的思想，体现了德行与理性的结合。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
《论语·述而》记载了孔子的行为：“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也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熹注“爱物”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认为可持续利用资源是“王道之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的思想也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荀子·王制》将保护自然作为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后代理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张载在《西铭》写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主张爱一切人、一切物，与自然成为朋友。
（2）道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与自然一致相通。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提倡对自然的顺应。
（3）阴阳家与黄老之学：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季羡林将“天人合一”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和平共处。
《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天人相应”学说，突出“天地”（大宇宙）与“生命”（小宇宙）之间的联系，丰富了“天人合一”的内涵。
蕴含了汉初黄老学说思想的《淮南子》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4）法家与古代环保立法。
《韩非子》记载，商代已有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的法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的秦律中继承了商代“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条文。
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逸周书·文传解》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进行了最完善的论述。西汉的《四时月令诏条》规定一年中各月分别需要遵守的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各项规定。
中国最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专设“杂律”一章，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明朝和清朝基本上延续了《唐律》的环保规定。
（5）禅宗：即心即佛，泽被草木。
佛教，特别是禅宗中“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泽被草木”等思想对信众的自然观起着一种引导和熏陶教育的作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禅宗认为“山川草木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万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是佛性的显现。
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对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思考。（注：参见洪银兴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经论及人口生产、生活与自然资源相互之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敲响了世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警钟。
李嘉图提出“资源相对稀缺论”，认为肥力较高的自然资源数量相对稀缺，承认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穆勒则明确接受了绝对稀缺的概念，产生了“静态经济”的构想，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均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这一水平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水平，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
（1）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切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的背景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工业文明带来的苦果，开始反思发展的代价与现代工业文明，寻求未来的发展道路。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将地球看作一个有限的系统，认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应当保持在某个限度内，对增长的盲目追求必然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从而提出了“零增长”的概念。（注：参见［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罗马俱乐部在报告中虽然过分夸大了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低估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它使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中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有了清醒的认识，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作为会议背景材料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将人类的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明确提出与首次系统阐述。（注：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的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世界面临的问题及应采取的战略进行研究。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它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这份报告鲜明地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第二，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第三，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原则。
第一，公平性原则。强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要求优先解决贫困问题，给各国、各地区的人，世世代代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权。
第二，持续性原则。核心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真正将人类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
第三，共同性原则。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虽然不同，但公平性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从而将人类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3）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理论最终形成并成为世界共识。
联合国于1992年6月3—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继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是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发展问题更趋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环境与发展这一主题，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根本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个文件。这次会议的成果具有积极意义，在人类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进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1世纪议程》是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关注事项纳入一个单一政策框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21世纪议程》共20章、78个方案领域，大体可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4个部分，载有2500余项各种各样的行动建议。里约热内卢会议与《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推向行动，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成为世界共识。
（4）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推进。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这是继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联合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全球环境盛会。会议全面审视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主要环境公约的执行情况，并就未来进一步履行《21世纪议程》的行动计划和首脑宣言进行了磋商与谈判，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明确了全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各项指标和时间表，重申了决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
2012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球首脑会议20年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再次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集中讨论两个主题：“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作为会议成果的共同宣言，《我们希望的未来》重申了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治承诺，并特别对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予以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被正式提出后，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形成阵阵热潮，但迄今为止，却未形成一致的定义。1989年，其权威定义已长达13页，通行定义超过60个。（注：参见［英］伊恩·莫法特：《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等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阐释，给出了各自的定义。
（1）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性。
1991年，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学联合会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成果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将其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从生物圈概念出发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从自然属性方面阐释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代表，即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注：参见洪银兴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生存。
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且提出可持续生存的9条原则。在这些原则中，既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持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又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环境。（注：参见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编：《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3）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
司伯斯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注：参见洪银兴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世界资源研究所则认为，污染并不是工业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技术差、效益低的表现，因此，他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未来学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注：参见洪银兴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考虑自然资本的经济发展。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皮尔斯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注：参见洪银兴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世界银行在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称，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与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的提高。
传统意义上，资本包括三种：人造资本，如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等；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和智力等；社会资本，包括文化和组织等。但环境经济学家认为，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构成。近代的工业资本主义过于追求盈利，而完全忽视了地球上最大的资本储备——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即自然资本。弱可持续性允许以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而强可持续性要求保护自然资本的特定关键形式。环境不再是生产以外的因素，而是“包容、供应和支持整个经济的一个外壳”。为此，应提高自然资源基本生产率，减少废料生产，发展服务和流通经济，向自然资本投资。其核心是通过主动行动，使生物圈生产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减少环境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严格说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具体。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目标是城市复杂巨系统的良性运行，即城市空间及其区域辐射范围内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框架上说，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涵盖了经济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领域。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了测评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的四项标准：环境影响要小于环境的承载能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要小于其再生速度；人类产生的废物要小于自然界的吸收能力；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要小于其被其他形式的非不可再生资源替代的速度。这是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方向。（注：Herman E.Daly，“Towards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cological Economics，1990，2（1）：16.）
（1）从资源利用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利用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作为消费者，要利用其生产系统消耗非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为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虽然满足了当代城市发展的需求，但其必然成为今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时，把保护非再生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以及循环利用资源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2）从城市生态的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学的角度，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生态城市（eco-city）最早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的。随后，生态城市的理念迅速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新概念。生态城市是可持续的、符合生态规律和适合自身生态特色发展的城市。目前，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在城市中应用生态学原理，发展到包括城市自然生态观、城市经济生态观、城市社会生态观和复合生态观等在内的综合城市生态理论。
（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角度思考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活动的效率与公平。广义的效率除了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与全要素生产率外，还关注经济活动的环境效率、资源与能源效率。对公平的思考体现为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从比较宽泛的角度，可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统筹发展。在狭义上，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4）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
许多研究认为作为城市经济载体的城市空间结构及城市形态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紧凑城市（compact city）的理念应运而生。其主要观点为：城市的空间增长应该采取紧凑形态，可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往的紧凑形态和规模”。强调土地混合利用，提倡使用公共交通与非机动交通，倡导发展高密度的簇状社区。也有学者认为，紧凑城市可能会降低生活质量，城市应采取通过公共交通系统把城市中心和分散在其周围的自给自足的紧凑社区聚落联系起来的形态。
（5）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社会问题同样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耶夫塔克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应以富有生机、稳定、公平为标志。恰林基也指出可持续城市社会特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城市是生活城（living city），要使不同的环境适应城市中不同年龄不同生活方式的需要；二是可持续城市是市民参与的城市（participating city），应使公众、社团、政府机构等所有的人积极参与城市问题讨论以及城市决策。（注：参见许光清：《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综述》，载《教学与研究》，2006（7）。）
对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交通以及举办奥运会对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系统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近年来，有很多对北京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空间错位等问题开展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利用北京市相关数据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首都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研究》一书则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性资源研究的新视角，从城市功能的视角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资源问题，系统地分析了首都功能定位对首都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对首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进行了实证分析。（注：参见张耘等：《首都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在北京市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达成了广泛共识。对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的研究较多，但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密理论内核尚未形成，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同时首都的可持续发展也缺乏系统的公共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