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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
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
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
我终于病倒了。
贫病交加，自古如是。
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
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
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
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
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
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
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
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
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
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
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
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
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
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
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
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
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
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
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
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
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
弟弟说：“以后再说吧。”
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
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
这与我猜想的一样。
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
弟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共享公司的资源，房租各出一半，如果一方不在里面办公，那另一方就独自付房租。另外，自己挣钱自己得，多劳多得。
这意味着弟弟没有帮我的义务了，但同时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方案，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