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即位时,面对穆公以来秦国衰败停滞的局面,痛思变法强国之道,知人善任,支持商鞅进行两次变法,不仅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辉煌,更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前361年,秦献公在位二十四年后去世,21岁的年轻太子渠梁继位。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迁后的周王室苟延残喘,形同虚设,六个强大的诸侯国控制着周朝大部分疆土。六位霸主分别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其中魏、楚两国与秦国接壤,魏秦之间战争频繁。除了这六国之外,还有淮水到泗水一带的十余个小国。
招募英才
秦献公即位之时,面临的是一个衰败几十年的烂摊子,问题多多。虽然秦献公曾经对内改革、对外征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秦穆公的辉煌时代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河西之地仍然被魏国控制,各个诸侯国仍将秦视为“戎、狄”,甚至会盟也不邀请秦参加。
年轻的孝公面对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仔细思量变革强国的方法。他首先对民众施以恩惠,救济孤寡之人,以德政抚慰民众;同时招募兵士,推行论功行赏的法令。为了吸引更多有才之人,秦孝公发出《招贤令》,布告中说道:
“从前,我国先祖穆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振兴武力,向东平定晋国之乱,夺取河西之地,将领土扩展到黄河边上;向西称霸戎狄,拓展疆土广达千里。所以周天子赐予秦国伯爵的称号,中原诸侯国也都争着向我国祝贺。穆公为我们后世子孙创立了辉煌的荣耀与地位,但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由于王权的不稳定,造成了国内矛盾重重,因此也没有力量对外用心,结果丢失了河西之地,诸侯国对我们也由尊敬转为轻视,这真是我国莫大的耻辱啊!献公即位以来,加强边界的防卫能力,并将都城迁到了栎阳,为的是要东征,收复穆公时代的疆土,重建穆公时代的政令与威势。寡人接任后,每次想到先君的心意,就为自己没有完成先祖的志向而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若谁有高明的计策,能使我秦国强大起来,我就拜他为高官,赐给他土地,使他成为秦国的贵族!”这一次,秦孝公终于找到了协助自己变法图强的杰出人物——商鞅。
变法图强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从前359年开始了变法。首先,奖励耕战。凡是专心本业,好好种粮、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凡是有军功的人可以按照军功大小获得爵位。其次,开阡陌封疆,废除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而施行土地私有;同时强化“什伍制度”,实行连坐制。
商鞅运用“铁血暴力”来推动这次变法,凡是反对变法的都坚决镇压,对议论法令、违反法令者一律处以酷刑。当时,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反对变法,挑动太子驷犯法,想要破坏变法。商鞅知道之后,告诉孝公:“法令之所以难以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不遵守!”孝公完全赞同商鞅的看法,就让商鞅依律处罚这两位太傅,割掉其中一位太傅的鼻子,在另外一位脸上刺了字。这件事说明了孝公是一个毫不徇私、坚定变法的君主。
第一次变法推行了10年,就取得了很大成绩,孝公大喜,愈加重视商鞅,命他为大良造,继续推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期间,秦国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将都城从栎阳迁到了咸阳(故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目的非常明显:想要东进图霸。秦献公时期曾经对魏作战取得了一些胜利,收回了部分的河西之地,将秦魏斗争的中心向东推至函谷关以东,这样,处在关中平原东部的栎阳就显得位置偏北了,不利于秦国东进争霸。而咸阳北依高原,近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方便秦国向东的战略扩张,所以商鞅建议孝公进行迁都。除此之外,商鞅也进行了赋税改革与统一度量衡。
富民强兵
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原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秦国日益富强,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捡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也没了盗贼,老百姓也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而争斗,国家政局稳定。
随着内部日益富强,秦国在对外战争方面也开始转败为胜。前358年,孝公在位第四年,秦国便在西山大败韩国军队。此战改变了其他国家对秦国的看法,不敢再将秦国看做“戎狄”了。
四年后,秦国趁着魏赵相争的时候袭击魏国,又取得一次大胜。这一年,赵国进军卫国,企图迫使卫国归向赵国,然而卫国以前是魏国的附属国,这自然引起了魏国对赵国的不满。魏国就派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告急。秦国趁魏国集中兵力进攻邯郸的时候从后面袭击魏国,在元里(故地在今陕西澄城)大胜魏军,攻取了魏国的少梁(故地在今陕西韩城南)。
商鞅的智囊——尸佼
尸佼,后世尊称为尸子,战国时期魏国人(一说鲁国人)。商鞅入秦之后,尸佼以商鞅门客的身份参与了商鞅变法,为变法活动出谋划策,深受商鞅的信任。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商鞅在咸阳市被五牛分尸,尸佼担心连累到自己,潜逃到了蜀地,后病逝于蜀。在蜀地期间,尸佼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尸子》。《尸子》一书原来有20多篇,6万多字,现在遗留下来的不过十二三。从现存的遗文看,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佼无疑是中国最早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时空观念的人。同时,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一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可以说,尸佼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元里一战之后,魏国忙于应付东边的齐国与赵国,后方空虚,正好又给了秦国攻占的机会。秦军直奔魏国都城安邑,迫使安邑(故地在今山西夏县北)投降。魏国难以同时应付齐、赵、秦三国的同时侵扰,而齐国此时也在襄陵(故地在今山西襄汾东)一战中遭到失败,魏齐两国都无力再战,于是齐、楚、赵、韩、魏互相议和,暂时休战。然而,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魏国。前351年,秦军在魏国的固阳(故地在今内蒙古包头)大败魏军,再一次获胜。前340年,齐赵两国重新联手攻魏,趁此机会,秦孝公派商鞅攻打魏国西侧。魏国派公子印迎战商鞅,商鞅耍诈,他先谎称秦国要与魏国议和,派人邀请公子印来自己营中商谈秦魏两国和平之道,在饮酒间却将公子印擒捕,接着派兵袭击魏营,没有主将的魏军自然大败。这样,魏国受不住屡屡惨败,不敢再战,只得将河西一部分土地还给秦国。
自此,孝公实现了自己在《求贤令》中所写的“强秦”与“复穆公之地”,同时掌握了黄河天堑,打开了东进的门户,为后来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后去世,死时正值45岁盛年时期,这可能与他过度劳累有关。孝公死后,商鞅因为失去了支持者,也迅速被打倒并被处以极刑。孝公变法的内容在秦国后世得以继承。
区区五十金,竟树立了国家的威信与政府的威严;短短20年,就使一个孱弱的西方小国变为雄踞一方的霸主。他是太史公笔下的“刻薄少恩”之人,也是毛泽东笔下的“利国福民”之人。鞠躬尽瘁,却身裂家亡;功在当世,却利及千秋。他就是可敬可畏却又可悲可叹的一代改革家——商鞅。
商鞅入秦
商鞅(约前390~前338)原名公孙鞅,为战国时期卫国的庶出公子(妾所生的公子),虽然出身与贵族沾边,但实际上与平民无异。商鞅受同样出身卫国的著名政治家李悝、吴起所主张的“刑名之学”的影响,非常喜欢刑名学,推崇“循名责实、以功论赏、以罪刑罚”。商鞅胸怀大志,不甘心在卫国这样的小国埋没自己的才能,就离开卫国奔赴魏国寻找机会。
前361年,秦国的第28位国君秦孝公即位。这位年轻气盛、有胆有才的国君面对自穆公以来秦国停滞不前、而中原六国纷纷改革兴盛的局面感慨万分,决定招贤纳士、改革弊端、富国强兵。此时在魏国仕途不顺的商鞅听到秦国招贤,立即离魏入秦,投身秦孝公宠臣景监门下做食客,经过景监的安排,公孙鞅终于在入秦之后第三年得以拜见秦孝公。
四会孝公
第一次见到孝公时, 商鞅大谈尧舜之道,听得孝公连连打瞌睡。孝公之后责备景监:“怎么推荐这么一个只会说大话的人?” 商鞅并不放弃,第二次求见孝公。这次孝公虽然没有打瞌睡,但还是对他所谈的“禹、汤、文、武”治国之道毫无兴趣。等到第三次拜见孝公,商鞅不再谈尧、舜与禹、汤、文、武的治国之道,只谈春秋五霸如何强国,终于迎合了孝公的胃口。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还约他下次详细讨论。第四次会面,商鞅大谈“强国之术”,孝公听得非常入迷,与商鞅促膝长谈数日也不厌。景监好奇地问商鞅:“你怎样做才合大王心意的?”商鞅答道:“开始我劝大王用帝国之道,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却怕时间太长,自己等不及,所以最后我用富国强兵之法劝说大王,他才满意。但这样,秦国也就比不上殷、商了。”
四次会谈之后,秦孝公虽然相信商鞅的变法论说,却顾虑变法会遭到大臣反对、民众议论,遂犹豫不决。商鞅劝他:“大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古往今来,高出常人理解的事情本来就会被世人误解,见解独到的人也必会受人嘲笑。所以,大王不需要和民众共同谋划如何开始,只要和他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品德高尚之人不会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之人不必和众人共谋。只要能强国,不必沿袭旧法;只要能利民,不必遵循旧礼。”
孝公还是不放心,就召集诸位大臣一起在朝廷上讨论变法的事情。大臣甘龙与杜挚是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他们认为:“若是顺应民俗来实施教化,不用费力就能成功;若是沿袭旧法来治理国家,就会使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如果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变更旧器。总之,仿效古人、遵循礼制才不会出差错。”商鞅并不怯场,他冷静地反驳:“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正是因为没有沿袭旧制度才能称王天下,夏殷正是因为不变更礼制才招致灭亡。所以,秦国不应该赞扬沿袭旧礼的人,也不应责难反对旧法的人。”商鞅力排众议,更加坚定了孝公变法的信心。前356年,商鞅被封为左庶长,开始推行变法。
变法革新
为了展示政府改革的决心以及信用,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商鞅巧施计谋。他命人在京都雍城的南门口树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贴出告示:“任何人如将木杆扛到北门,赏十金。”老百姓都不相信会有这种好事,根本没有人去动木杆。商鞅命人换了告示:“任何人若是能将木杆移到这个门,就赏五十金。”终于有个老百姓好奇地搬了木杆,商鞅立刻赏给他五十金。此事令秦人大为震惊,这才觉得政府的命令不像是开玩笑。
商鞅趁热打铁,立即实施他的第一次变法:主要是防盗、防间谍,强化“什伍制度”,实行连坐制。同时,抑制宗室、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另外,改革税制,重农抑商,废井田,开阡陌。这几方面的变法几乎都是撼动秦国最底层的生产生活,引起秦国社会的巨大震动。
变法在短短10年里就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秦国从一个孱弱小国变为政治稳固、经济发展迅速、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因为第一次变法的成功,孝公大喜,愈加重视公孙鞅,升他为大良造。商鞅并不满足于首次变法的成绩,而是极力推动第二次变法:首先是将秦都迁到腹地咸阳,为秦国之后的东进战略铺路。同时,颁布秦律,推行郡县制,并且统一度量衡。
改革必然会有人反对和不服。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商鞅采取“铁血暴力”来推动变法,凡是反对变法的都坚决镇压,对议论法令、违反法令者处以酷刑。有一次,一天在渭河边上就杀死反对变革的七百多人,杀人数目太多,连渭水都变红了,哀号之声震动天地。
商鞅不仅处罚反抗新法的老百姓,连当官掌权的也不例外。那时反对变法的贵族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挑动太子驷犯法,想要破坏变法。商鞅毫不退让,对孝公说:“法令之所以难以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不遵守!”秦孝公完全赞同商鞅的看法,下令依律处罚公子虔和公孙贾。最终,两位太傅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脸上被刺了字。
收复河西
魏国一直是秦国东进路途上的威胁与障碍,孝公以前,秦国在与魏国的征战中经常失败,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日渐强盛,秦国对魏国战争也开始转败为胜。
为了打开东进通道,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对秦国来说就是心腹大患,不是秦合并魏,就是魏合并秦,原因很简单,魏国的地理位置扼住了秦国东进的咽喉。如果我们全力攻魏,迫使魏国向东迁移,那么秦就能占据险要,向东发展。”秦孝公在商鞅的建议下开始攻魏。首先,在元里大胜魏军。四年后,秦国又在固阳大败魏军。
最后一次对魏作战胜利是在前340年,商鞅率秦军伐魏,他用耍诈之术,在酒席之上擒拿魏将公子印,趁魏军群龙无首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将魏军歼灭。魏国求和献出河西。这时魏惠王想起当年公叔痤“不用则杀之”的谏言,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没听他的话杀掉商鞅。
商鞅侍魏
商鞅离开自己的家乡,奔赴魏国谋求前途。他先投奔魏国要臣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公叔痤一直向魏惠王力荐商鞅,然而惠王重名好虚,根本看不上商鞅这种既年轻又无高贵身世背景的政客。公叔痤病重之际曾劝说魏惠王:“我府中的中庶子公孙鞅,人虽年轻,但有惊人才学,大王可以将国政委托他。”惠王对此不置可否,公叔痤就改劝他:“大王若不用商鞅,就杀掉他,绝不可让他离开魏国,否则会留大患!”惠王勉强答应了他,可一出门,就对左右的随从说:“公叔痤已经病得语无伦次了,一会儿叫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可一会儿又叫我杀了他。”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叫来商鞅说:“我向王推荐你,可他不愿意用你,我就劝他杀了你,免得你日后对魏国不利。我是先公后私,先忠于君,后忠于友,不能不劝他杀你,请你原谅。现在你还来得及逃离魏国。” 商鞅听了并不着急,反而安慰公叔痤说:“王既然不听您的意见重用我,自然更不会听从您,无缘无故杀害我的。”果然,惠王并没有下令杀商鞅。
人亡法存
前338年,一生发奋勤勉的秦孝公病亡,商鞅失去了靠山。继位的秦惠文王早在两次变法中就与商鞅积怨甚深,所以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商鞅。于是由连续两次遭到刑罚的太傅公子虔出面,联合其他愤恨商鞅的贵族长官,一起弹劾商鞅,诬陷商鞅叛变。
商鞅无奈之下,只能逃离自己的封地。他先逃到函谷关下,请求当地老百姓收留救助他,但因为自己所定的新法规定:“收留藏匿奸人的,必要遭死刑。”所以,老百姓都没有人敢接纳他。商鞅又逃到魏国,却因为自己曾经欺诈公子印击败魏军,魏国也不愿意庇护他,强行将他送回秦国。商鞅被逼到绝境,只能铤而走险,发动自己封地内的子弟兵对抗秦惠文王的军队,结果没有成功。
商鞅最终被处以车裂,其家人一并抄斩。商鞅虽死,但他的变法却没有被废除,最终使得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