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见“控制”这个字眼，就会引起本能的反感，认为控制是坏事。他们说，一个人应该顺其自然，保持放松，不必过多担心细节；寻求越来越多的控制，意味着一个人变成紧张的控制狂。有人甚至宣称，我们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种种问题，都是那些“控制狂”制造的。如果我们的老板、配偶、父母、孩子、邻居、政府能随遇而安、通情达理，人人都会幸福！

我们个个都相信这句话有理，现实让我们更加确信，人们太紧张，太在乎细节。

请允许我反驳一下。

我认为，要获得安宁和成功，要获得幸福，就必须控制生活的细节。而且，在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因素时，我们还必须坦然面对那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企图改变那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注定让自己失望。

确定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难不难？不难。

现代人都强调的一个伟大理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也知道，我在某个时刻体验的满足感，跟我过去日子里精心管理的细节密不可分。是的，我努力活在当下，但我愿意花一些当下的时间，做一些为未来打算的事情。

◎沉沦

在纽约州北部莱顿港的小镇上，祖父母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是一个混乱、动荡的家庭。

1967年夏天，17岁的我逃离故乡，从不完美的家庭环境中走出来，跑到旧金山的嬉皮士区海特街。两年来，我沉湎于性、毒品和摇滚乐。1969年夏天，我来到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艺术嘉年华，那里聚集了50万人。我想远离现实。之后，我继续徒劳地寻求更好的精神状态，又一年晃荡过去了。我是20世纪60年代随心所欲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

在自我麻痹中，几乎没有什么是我不抱怨的。我上过大学，大二就辍学了。我在孤独中发狂，认为地球人都疯了。1970年，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场示威中，我遭遇了催泪瓦斯。当气雾在我头顶上盘旋下降的时候，我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我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几周以后，我与新欢一起重访旧金山的危险地段。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然后回到纽约州北部农村。

从头到尾，我拒绝一切与我所认定的正义不一致的事情，反感一切的不公平。我认为，这是制度问题，它跟我作对。我愤怒地谴责，有太多狭隘、自私的人在玩弄手段，密谋毁掉我的生活。

事实上，对所有跟我打交道的人来说，都觉得我讨厌。我做着一份接一份没前途的工作。我带着极度不满辍学两次；我像个自恋的怨妇，被自我强加的精神流氓折磨着。

在这种状态下，我娶了我的“催泪瓦斯女孩”。毫不奇怪，我的新娘同样对世事感到心灰意冷。我们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认定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我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沉沦6年之后，1973年8月的一个早晨，这种精神枷锁突然脱落了。在纽约州小港镇脏乱的单元房里，我坐在餐桌边，又是宿醉未醒，心情沮丧。我挣着最低的工资，收集垃圾，清扫公厕。我上班已经迟到了，但仍坐在家里一动不动，反躬自省。我向自己宣布：“我再也不要这样活了。我的世界观一直是错的。我不应该企图通过抱怨来改变世界。我能控制的事情微乎其微，所以我要停止为那些力所不及的事情烦恼。今年秋天，我要回到学校，学一些能为我们开创未来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不再抱怨，不再责备。与其拒绝这个被送到我面前的世界，我要融入其中，看看对于我能力所及的，我能做些什么。”

我哪里知道，二十多岁时，对于“系统”绝望的默认，是30年后写出一本歌颂系统的书给人带来自由的第一步。当然，现在的内容与当时的关注点不同；我现在的写作内容与政治制度、痴心妄想和是非对错完全无关，而是关于简单的机制。

我就读于纽约州北部的一间护林员学校，学习林业和土地测量。我埋头苦读了一个冬天，次年夏天毕业，拿到了技术文凭。我继续专注于具体事务，带着妻子和5个月大的儿子，举家前往俄勒冈州，口袋里揣着400美元，所有家当都装进自造的拖车里。我下定决心，只在自己能控制的具体事务上花精力，逐步改善我自己和两个依靠我的人的生活。由于一个简单得荒谬的思维调整，我大脑里的迷雾消散了。

尽管我迈出了开始应对现实世界的最初几步，但我还没有认识到下一个必要步骤，不知如何控制周围环境，从而创造自由和财富；由于这方面的无知，我在接下来的25年中，不断地撞墙碰壁。

◎永久的失望

我的精神负担的最佳例证，来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可爱、苗条的长发女郎，约摸18岁。她很漂亮，身穿一袭轻薄长裙，在草地上翩翩起舞。她头戴花环，手臂随意地举过头顶，一边转圈一边欢笑。她那个瘦削、英俊、扎着马尾辫的男友也在跳舞。他们共享着平静的欢愉。任何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希望成为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

照片传达出明确的信息：无拘无束的快乐是可得的，实现它的途径无非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性情、嘻哈音乐和无限量供应的迷幻药。那幅照片以泛泛的隐喻笔法、描绘出这样的信息：一旦我们抛开我们所惦记的事情，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自由即刻到来。

这张照片诱惑人们去寻求一种倏忽即逝的心境，其中传递的如何生活的信息是一种假象。人不能仅仅靠放松，静等幸福降临。生活不是那样的。只不过我们很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以为就应该是那样，所以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与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的世界里，陷入深深的失望中。

我们享受着前所未见的财富、却不知道为何不满足。离开20世纪60年代已经四十多年了，那种愚蠢的自恋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子子孙孙。

别误解我，我不喜欢关注负面现象，而且讨论我们这代人不幸的扭曲生活，有点令我难以启齿。但这是引出系统运作的必要讨论，所以我必须由此开始——从负面开始——以便为后面的故事做铺垫，我保证，你会觉得振奋人心。

所以我们指指点点，抱怨连连，纳闷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不满。这么做不仅浪费时间，也干扰和妨碍我们去做真正要做的事情，以寻求人生的满足。找借口，泛泛而论所谓的世风日下，都是徒劳无功的。关注这些方面令我们误入歧途，阻碍我们采取具体行动，来实现个人生活的理想：达到平和、丰盛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平和、丰盛和控制是高尚的追求；为身边的人做出贡献，你就一定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

大众普遍认为，寻求控制的 人是讨厌的，人需要放松。这种观点如何哪？我认为这种论调是错的。回顾我25岁那年，在纽约州，我发现，在控制他人、抱怨世界和寻求完美药物的过程中，是找不到快乐的。只有牢牢把握自己生命轨迹的每时每刻，我们才能找到快乐。

◎生命是视频，不是快照

跳出60年代的尘封时刻，那种放纵方式不过是又一种行不通的梦想。如果表现伍德斯托克草地轻舞飞扬的不是照片而是纪录片，围绕那段舞蹈的时日，会诉说一个不同的故事。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真相是什么？无休止的音乐固然好，但由于混乱和无孔不入的毒品，很少有乐队发挥出最佳水平。气氛的确是平和的，但在第一天的灿烂阳光之后，天气变得阴冷多雨，我们坐在泥地里瑟瑟发抖，浑身湿透，饥渴难耐。50万人冒雨挤在一起，坚定地认为我们成功地在制度之外，找到了自由和快乐。在倾盆大雨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们需要的只是爱。可是身上除了T恤和牛仔裤，几乎没什么可遮风挡雨。当无情大雨倾泻而下，我们毫无防备，充满幻想的理论在残酷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正如大浪冲上岸后、必然要退去一样，随着人群带来的污秽渐渐积累，人们的热情渐渐消退。我和朋友约翰离开了现场。我们等不到吉米·亨德里克斯登台就匆匆离去，可见情况有多糟。

开着我那快要散架的破车，我们踏上回家之路。我们听着广播，谈论着越战、种族骚乱和政治阴谋。在那些负面情况之外，我俩都在一家小镇造纸厂上夜班，当我们疲惫又沮丧地开车回家时，我们在音乐节上体验的欢乐转瞬即逝。

当时，约翰18岁，我19岁。我们都是从大学辍学的小混混，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为荣。我们从未想过，没有方向的生活与不幸福之间的关联。随着我回顾、评估过去，我忽然发现，那些一直在创造价值的都是正经孩子。他们也有消沉时期，但他们愿意顺应地球的现实，直面生存考验；他们更有控制力，也的确更快乐。

在草地上跳舞的诱惑，是虚幻幸福的邀请。真相是，井井有条和注重细节是和平的根源。证据呢？想想无可争辩的逻辑：在任何情形下，和平的反面，混乱，总是导致绝望。任何混乱情形，都是明证：自然灾害、暴乱、战争、车祸、家庭争吵等。结果从来都不好看。

太多的人在自认为世界应该怎样的静态画面中麻痹，而不是顺应世界真实的运作机制。生活不是一张快照，生活是实时视频。无论我们是否明白，视频都在连续播放中。

1974年我举家西迁的时候，仍然不明白自由与和平在于看清人生机制，然后顺应机制。那时，我不知道观念能有惊人的内在转变，不仅让我认清导致种种结果的人生机制，还显出让我把握命运的巨大力量。

我没想到，由于对个人系统的盲目无知，终生大错可能就躲在角落，准备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把我击倒；或者更普遍的是，细微的低效暗中积累，把我带入同样的黑暗境地。只有密切关注构成生活的具体细节，我才能掌控生活滚滚洪流的逻辑，我不明白。

那时候我不明白，只有在机制理顺之后，和平与繁荣才会到来。

◎系统的匮乏

从系统角度来看，音乐节上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运作良好的系统是音乐传送系统，技术人员是行家，设备也运转正常。音乐家们到位了，这意味着交通运输正常。

哪些系统失效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以外，售票程序崩溃了；头一天场地周围的栅栏倒下了，这对于音乐节发起人是灾难。卫生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而且那里只有一支非正规的保安小分队。

当然，观众大都在身体上准备不足，连起码的准备都没有。药物滥用阻碍理性思考，与外界挑战掺合在一起，每个人都陷入困境，混乱一触即发，当时未发生大骚乱，纯粹是走运。

第一天是和平与音乐吗？的确如此。第二天呢？呃，药物有助于保持一定程度的镇静，但情况迅速恶化。第三天则是大逃离！如果有第四天，对于那些可能留下来的死硬派，情况可能是灾难。

在一段时间内，音乐节的运作可以在人们的爱和善意下维持。但那个幸福时刻是短暂的，不能作为范例来展示。时间长了，“我爱你，伙计”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