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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个小街区，那里的街道简直像疯了一样，横七竖八，纵横交错，它们把自己分割成一条条“小巷”，这些“小巷”有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角度和弯道，它们当中有的甚至还能跟自己本身交叉不止一次。有位画家还设想这条街上可能发生这样的稀罕事：假设一个收账的人，来到了这里催颜料、画纸和帆布的钱，他会突然发现自己总是回到原地，一个子儿都没有收回来！
很快，就有许多画画的人冲着那些朝北的窗子、十八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阁楼，以及低廉的租金，找到了这个古香古色的老格林尼治村。他们从第六大道带来了白蜡杯子和几口烘锅，就此形成了一处“艺术区”。
在一座低矮的三层砖房楼里的阁楼，苏和琼西拥有了一间工作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两人在八号街“德尔莫尼科”餐厅的餐桌上相遇，聊天中发现彼此无论对艺术，还是在对莴苣沙拉和灯笼袖的品味上都是那么相投，于是一拍即合，共同开设了这间工作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情了。这年十一月，一位冷酷的不速之客侵入了这里，医生们管它叫“肺炎”。它在这一地区潜行蔓延，冰凉的手指触摸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在东边，这位破坏者肆虐横行，大批受害者染病倒下。幸而在这块街巷逼仄，苔藓丛生的迷宫中，它总算放缓了践踏的脚步。
肺炎先生可绝不是什么有骑士精神的老绅士。一个身板单薄、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几乎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怎么敌得过这个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老混蛋！但它还是狠狠地袭击了琼西。她倒下了，几乎一动都不能动，躺在一张刷漆的铁床上，只能透过小小的荷兰窗玻璃，凝望着隔壁砖房那堵单调的侧墙。
一天早上，忙碌的医生扬起他那灰白色的杂乱粗眉，示意苏跟他到走廊里去。
“这么说吧，她活下来的几率只有一成。”医生边说边把体温计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而且这还得看她的求生意志。现如今好些人宁愿到殡仪馆去排队也不想活下去，这情形让整个医疗业就像个笑话。你的这位小姐妹已经断定自己不能康复了。她还有什么心愿吗？”
“她——她想有一天能去那不勒斯湾写生。”苏说。
“画画？瞎扯！她脑子里就没有值得考虑的东西了吗——比如男人？”
“男人？”苏吓了一跳，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难道男人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东西。”
“唉，那这就是很不利了。”医生说，“我会尽一个医生的所能，目前看来我的努力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可一旦病人开始算能来多少辆马车给她送葬，药物的作用就得扣除一半。但如果你能让她打听起今年冬季时髦的斗篷袖，我就有五成把握能救她——明白吗？是五成，不是一成！”
医生离开后，苏跑进工作室，哭湿了一条日本餐巾。然后，她夹着画板大摇大摆地晃进了琼西的房间，一边还吹着调子滑稽的口哨。
琼西躺在那儿，脸朝着窗户，被单下几乎不见波动。口哨声戛然而止，苏想琼西是睡着了。
她摆好画板，开始用钢笔为杂志画故事插图。年轻画手们为了在艺术上求得前途，不得不先为杂志画许多故事插图。而杂志上那些故事，则是年轻作者们为了寻求文学上的发展而创作的。
苏的笔刷刷地勾勒着，一条讲究的马裤，一副单片眼镜，一位主人公的形象跃然纸上——她画的是一名爱达荷牛仔。这时，她听见一个低低的声音翻来覆去在念着什么，一下子奔到床边。
琼西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凝视着窗外，数着数——是倒着数。
“十二，”她数道，停了一会儿，“十一。”接着是“十”，然后“九”，“八”和“七”又几乎是同时出来的。
她寂寞地望着窗外。有什么可数的？外头只有一个荒芜凄凉的院子，二十英尺外就是隔壁楼那堵沉闷的侧墙。一株很老很老的常春藤，盘根错节，近乎枯萎，爬满了半堵墙。深秋凛冽的寒风将藤上的叶子吹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绝望地趴在斑驳的墙砖上。
“怎么了，亲爱的？”苏轻声问道。
“六，”琼西数着，轻如耳语，“它们掉得越来越快了。三天前还有近百片呢，我数得头都疼了。可现在轻松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迪嘛。”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最后一片叶子掉落的时候，我也该一块儿走了。我三天前就知道了。医生没跟你说吗？”
“哎呀，我可没听过这些胡说八道。”苏埋怨道，满口不以为然，“这棵老藤跟你的康复有什么相干？你以前不是还特别喜爱它吗？别犯傻啦，淘气丫头！今早医生跟我说了，你马上就能好起来，康复的可能性是——让我想想他具体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那可不亚于咱俩在纽约乘电车或者路过一幢新大楼的几率！来，喝点儿肉汤，然后苏迪我继续画插画，卖给那个男编辑，赚了钱给苏迪的病娃娃买瓶波特酒，然后再给我这只馋猫弄些上好的排骨。”
“不用买什么酒了，”琼西的目光牢牢盯着窗外说，“又掉了一片。我不要肉汤。只剩下四片叶子了。我想天黑前看着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就跟着一块儿走了。”
“琼西，亲爱的，”苏弯腰看着她，“答应我，闭上眼睛，在我画完之前不要看窗外好吗？我明天必须交画稿。要不是我需要光线，就把遮帘拉下来了。”
“你就不能到隔壁屋去画吗？”琼西冷冰冰地问。
“我想在这儿陪着你，”苏答道，“而且我也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几片蠢叶子。”
“你画完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仿佛一尊倒下的雕像，苍白而安静，“我还要看最后一片叶子凋落。我等得太累了，想得太累了。我想要放手，抛下一切，坠落，一直坠落，就像那些可怜又疲惫的叶子一样。”
“睡会儿吧，”苏说，“我得去把贝尔曼喊上来，请他给我当个隐居老矿工的模特。就一分来钟，我回来之前你不许动啊。”
老贝尔曼也是一位画家，就住在她俩这栋楼的底楼。他已经六十好几了，那一把大胡子跟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一般，长在一颗像是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萨堤尔
的脑袋上，底下还有个小魔怪般的身子。贝尔曼的艺术事业很失败。他画了四十多年，却连心上人的裙边儿都没挨着过。他总说自己马上就要创作出一幅杰作，却从未真正动笔。好几年来，除了偶尔在宣传单、广告页上头涂涂抹抹之外，他什么正经作品也没有画出来。他收入微薄，靠着给艺术区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赚几个子儿——这些画家当然没钱请专业模特。他酗酒，金酒是他的命根子，嘴里整天叨念着那幅即将面世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嘲讽起别人的软弱来毫不留情。他自诩为楼上工作室两位年轻画家的忠实卫士，时刻准备着出手保护姑娘们。
苏在楼下那个昏暗的蜗居里找到了浑身散发着金酒味儿的贝尔曼。房中一处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块空白的帆布，等着他落下那幅杰作的第一笔，一等就是二十五年。苏跟贝尔曼说了琼西的胡思乱想，她说自己害怕，怕就像那片叶子般枯槁而脆弱的琼西真的就这么飘走，随着她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弱，生命也渐行渐远。
老贝尔曼气得双眼通红，含着泪大声嘲笑这愚蠢的幻想。
“开什么玩笑！”他大喊，“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蠢到因为叶子从那该死的藤上掉下来就不活了呀？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荒唐事！不行，我不能去给你做什么蠢隐士的模特！你怎么能让这种愚蠢的想法进了她的脑子？哎哟，我可怜的小琼西！”
“她病得特别厉害，特别虚弱。”苏不服气地辩解，“烧糊涂了，满脑子胡思乱想。好吧，贝尔曼先生，你不想给我当模特就拉倒，可是我还是要说，你真是个特别讨厌的老——老啰唆鬼！”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贝尔曼吼道，“谁说我不干了？走，我跟你去啊。半小时前我就答应给你当那个模特了！老天！这可不是个能让琼西姑娘好好养病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画出那幅杰作，然后我们一起搬走！老天！一起搬走！”
两人来到楼上时，琼西已经睡着了。苏把遮帘拉下，示意贝尔曼跟她去隔壁房间。他俩坐在屋里，忧心忡忡地瞥向窗外的常春藤，大眼瞪小眼，相对无言了好一会儿。窗外下起了雨，细密冰冷，夹杂着雪片。贝尔曼穿着他那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倒扣过来充当岩石的水壶上，扮演起那个隐居的老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小时就醒了，发现琼西无神的双眼瞪着拉下来的绿色遮帘。
“拉上去。我要看看。”她气若游丝地命令道。
苏无奈地照做了。
可是，看哪！经历了冰雨的冲刷、寒风的摧残，熬过了一辈子那么漫长的一夜后，竟然还有一片常春藤叶贴在墙上。那是藤蔓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叶柄附近依然深绿，锯齿状的边缘已经枯黄。它傲然挂在藤条上，在离地面二十英尺的半空中坚守。
“这就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掉的。我听到了风声。它今天肯定会掉，我也会跟它一块儿走。”
“亲爱的，亲爱的！”苏憔悴的脸都快贴上了枕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为我想想啊！你走了，我要怎么办？”
可琼西没有回应。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莫过于一个已经准备踏上神秘而遥远的旅程的灵魂。这种信念一天比一天更坚定地占据了她的心灵，而她与友情、与世界的那些纽带则一根一根松开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即便在暮色中，她们仍然能够看见那片孤零零的常春藤叶依旧紧紧依附着墙上的藤蔓。夜幕降临，北风又如脱缰野马般肆虐起来，大雨又敲打起窗户，雨水沿着低矮的荷兰式屋檐哗哗地流。
天刚亮，琼西便残忍地命令苏升起遮帘。
那片叶子还在那儿。
琼西躺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它。她开口把在炉灶旁搅拌鸡肉汤的苏唤了过来。
“我真是个坏姑娘，苏迪，”琼西说，“一定有什么力量让最后那片叶子坚守在那里，为了让我看看自己有多犯浑。想死是一种罪过啊。你给我盛点儿肉汤来吧，牛奶里要加点波特酒，还有——不不，先给我面镜子，再给我加几个枕头，我想坐起来看你煮汤。”
一小时后，她开口道：“苏迪，我想找一天去那不勒斯湾写生。”
当天下午，医生过来了。苏找了个借口，跟着医生溜到走廊里。
“有一半指望了，”医生紧握住苏颤抖着的瘦弱双手说，“好好看护，你会赢的。现在，我要去看看楼下那位患者了。他叫贝尔曼，应该也是位画家吧。他年纪大了，身体虚弱，病得太重，看来没希望了，但今天还是送他去住院，让他舒服一些。”
第二天，医生告诉苏：“她脱离危险了，你赢了！现在就只需要补充营养和悉心照料了。”
这天下午，苏来到琼西床边，琼西靠在那儿，安详地编织着一条蓝得耀眼却毫无用处的羊毛披肩。她伸出胳膊，连人带枕头一把抱住琼西。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白鼠。”她说道，“贝尔曼先生因为肺炎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第一天早上，看门人发现他倒在楼下的房间里，疼得没办法。他的鞋子衣服都湿透了，被冻得像冰一样。他们想不出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夜晚，他究竟出门去了哪里。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亮着的油灯，一把被挪动过的梯子，散落在地上的画笔，还有混着绿色和黄色颜料的调色板，而且——你看看窗外吧，亲爱的，看看墙上那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子。你不是奇怪风那么大，它怎么能不飘动也不掉落吗？唉，亲爱的，那就是贝尔曼的杰作——他在最后一片叶子掉落的那个晚上，把它画在了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