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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写一篇《新东方英语》杂志的卷首语，原则上应该不难，因为一个月只要一篇，怎么也不算繁重的任务。但每次编辑部向我要卷首语，我都惊慌失措，因为我无比繁忙（主要是因为自己无事生非的原因），很少把卷首语预先准备好。别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语，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几个小时，是写不出来的。而且即使静下心来，还得要有思想和灵感才能写出来。像我这样每天被世俗事务所纠缠的人，思想和灵感日益枯竭，有的时候坐上两个小时，脑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每次写卷首语之前，我都会恨向我催稿的编辑，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出文章，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烦意乱、食不甘味。就这样一次次被“逼”，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两本书。尽管是自娱自乐的行为，也没有多少人读，常常只能免费送给学生，但见到漂亮的书放在自己眼前，依然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面对自己的作品，心里总是欣喜的。
想起读书年代的自己，天资并不聪颖，每次背课文都被老师“逼”着背出来，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就会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我到今天还能够记得十分清晰，小时候对他们的恨转变为现在对他们的感激；但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尤其是那些放纵我的老师，现在却一概记忆模糊，而且愈发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在大学的时候，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因为学生已经长大，应该自己立志好学。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在大学青春年少、男欢女爱的时刻，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大学生真正认真学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期末考试前，为了考试及格，被“逼”学习两个星期左右，考试结束，教科书一扔，万事大吉。我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都已经印象模糊，因为这些老师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不管学生听不听，到期末出张考卷，给个分数就完事。老师仁慈的话，班里每个人往往都能及格。不过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清晰，心存感激：一位是系主任李赋宁老师，一位是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李赋宁老师教《新概念英语》第四册，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但却成就了我们的英语功底；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教过的英诗都背出来，我们被迫在西风中背雪莱的《西风颂》，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就在背诵中体会得越来越深。现在想来，要是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这么严格要求，我们在大学也许还会更加长进一点。
最近读《我在美国做妈妈》（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该书中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讲述了自己的育儿经验。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她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最终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杰出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能到卡内基音乐厅去演出。至于这两个女儿未来是否会更加成功我们不妄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蔡美儿用“逼”的方式让两个女儿走向了成功。我自己小时候也被母亲“逼”过。我家祖辈种地，我母亲从小就念叨要我长大当个“先生”（老师），所以尽管自己不认识几个字，但每天要求我做作业、读书。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我没有资格上高中，她就满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败了她鼓励我再考，终于我被“逼”在第三年考上了北大。如果没有一个严厉的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中国正在日益变得强大。中国的强大，也是被“逼”出来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了中国没有世界。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挨打的对象，人家把圆明园烧了、香山烧了，把东西抢了，到今天都没有还回来。一百多年，在羞辱和悲愤中，我们开始发奋图强，今天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开始赢得了一点民族的尊严和别国的尊敬。也许，今天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和强盗，是他们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生活和成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做某些事情，但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并不是坏事，比如被老师“逼”着背课文，被同学“逼”着参加活动，被老板“逼”着不断工作，被竞争“逼”得天天努力……也许，适当地被“逼”一下，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把我们的安逸逼走，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