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21岁中进士。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遭受诬陷被贬为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郎中等职，并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官，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一生在仕途上大起大落，在才学上却位列北宋之首。他的诗奔放灵动，格调清新，自成一派，“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他的词慷慨激昂，开创了豪放派的先锋；他的散文气势磅礴，自然流畅，与父苏洵、弟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人称“三苏”。此外，苏轼还工于书法，长于行楷，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他善于绘画，画中讲究“神似”和“传神”；他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颇具影响。此外，他在农田水利、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等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世人对苏轼的评价颇高，黄庭坚曾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晁无咎《老学庵笔记》中说：“苏轼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元好问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对苏轼而言，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

宋朝是十分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宋太祖、宋太宗两任君主在建国之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宋朝巩固统一的必然选择，但也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且越来越严重。

在军权集中方面，961年，即宋太祖当皇帝的第二年，便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太祖亲设宴席，邀请手握重要兵权的石守信、王审琦赴宴，席间欢声笑语不断，太祖便乘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各位将军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尽情享受人生。就这样，宋太祖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心头大患。并且，宋太祖为了防止将帅专兵，实行“更戍法”，即以“习勤苦，均劳役”为名，定期更换军队屯戍的地点，而将领则不随军更戍，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也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减退，致使北宋在对外斗争中失利。

979年、986年，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对辽用兵，企图收复燕云地区，但是屡战屡败。与此同时，党项族的首领李继也积蓄力量，觊觎中原。1004年，辽主耶律隆绪同其母后萧氏共率大军南下，制造欲消灭北宋的声势。北宋君臣束手无策，朝野一片惊慌。最终还签订了屈辱和约——“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暴露了北宋政府甘心示弱于外族政权的怯懦本质。随后北宋还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北宋王朝对外实行消极退让的妥协政策，对内则朝野上下纷纷沉浸在对声色犬马的追逐之中，上至皇帝的贪污腐化，下至官员的互相包庇，这一切使得北宋的百姓受尽了苦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这首当时的民谣可谓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

对外无限制的妥协，对内大加鼓励官僚阶层，这就必然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宋朝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官僚、地主纷纷将土地敛入手中，从而以各种手段逼得农民家破人亡。当时的北宋政府还把有可能造反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之中，致使军队逐渐庞大，军费开支则向农民掠夺。腐败的宋王朝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到亡国的危难之中。

当然，朝中也不乏忠良之臣，他们纷纷要求变法，希望以此缓和危机，换取长治久安。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开始了“庆历新政”。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坚决反对，这次变法历时很短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等人也被罢职。这次新政的失败也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一场更为震惊世人的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苏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痛楚、复杂的年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