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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发展到了唐朝，如日中天，进入我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染翰临池，世袭家传，书家辈出，名作迭现，诸体皆备，各臻其妙。不同风格，争奇斗艳，书风之盛，蔚为大观，足以与晋代书法艺术相媲美。唐代的书法艺术，代表了我国书法的最高成就。在绚丽多彩的唐代艺苑中，颜真卿的书法领袖群伦，冠冕书坛，独树一帜。唐代书法家中，诸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李琶、张旭、徐浩、李阳冰、怀素、柳公权、沈传师等，都以各自特色驰誉中外。然而，论其造诣之深，成就之高，贡献之大，影响之广，仍应首推颜真卿。他的书法艺术极具创造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盛唐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书法史上自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后的又一面革新的旗帜。
唐代是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朝代，历时两百多年，国力强盛。唐朝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采取兼收并蓄又宽松开放的政策，使得文化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太宗对书法极为推崇，甚至以书法作为取仕的一个重要条件，极大地提高了书法艺术的地位。唐朝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判取士。书法被列为国学之一，设书学博士，把书法作为选拔人才的方法之一，唐代从制度上给予书法以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仕人工书，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说起初唐的书法，首先要提到隋朝的书法，隋朝楷书已初步形成较成熟的技法和审美定势，《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初唐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均是在暮年时经历由隋入唐，是把隋的书风向唐延伸的传递者。而王羲之、王献之是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唐之前数百年的东晋是我国书法（尤其是行草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此后南北朝至初唐书法主要是继承二王笔法。唐代封建帝王大多都重视翰墨书法。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注重骨力，书品中多体现了王门书派风韵。唐太宗广求二王书迹，亲撰《王羲之传赞》，谓之“尽善尽美”。但这时的书法取法的单一，视野的狭小，致使唐初一百多年来书坛仍被“王书”笼罩而无法推陈出新，这种局面制约了书法的发展。这时的人们渴望早日摆脱陈旧的书风，从沉闷单调的艺术气氛中走出来，盼望新书风的来临。
盛唐时的思想是较活跃和开放的，思想文化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盛唐时，文学上出现变革，摆脱靡弱诗风后，唐诗以其浩瀚和精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绘画创作空前高涨，是中国绘画史上能突破传统束缚而最有创新精神的时代。音乐舞蹈也达到了高潮，在广泛吸收不同民族甚至外国艺术精华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崭新的唐朝乐舞，其舞蹈的“纵横跳动”“旋转如风”也给了盛唐的书法以有益的启示。富于变革的时代、强盛的国力、宽松的政治氛围、活跃的思想、繁荣的文化构成了以雄壮浑厚为主旋律的“盛唐气象”。颜真卿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伟大时代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书法艺术创作。到了中唐，唐玄宗使大唐帝国达到了中兴与鼎盛，他本人也喜欢书法，推崇隶书，善隶书与行书，其行书也学习王体。他的审美风尚对盛唐书风的兴起有一定影响。此时研习篆隶之风也兴盛起来，这种篆隶的复兴是对南朝、初唐以来“二王”艳美流媚书风的一种反叛，它启发了张旭、颜真卿等大家的书法创新意识。颜真卿继往开来，把这一书风向前推进和发展，创造性地应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书风——颜体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