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剧史话

（一）越剧历史溯源

1.孕育时期

（1）越剧的诞生地——嵊州

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目前中国的第二大剧种，最早起源于清末时候的浙江嵊县，即今天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嵊州市，是由当地民歌演化而来，并在发展过程中汲取昆曲、绍剧等剧种之特色而成的。

越剧的发源地嵊州，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神韵吸引着各方名流的慕名拜访，素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誉。这里风光旖旎，秀山环抱，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横贯全境的剡溪，更以其独特的灵动气质，造就了嵊州地区独具神韵的秀美风貌。妖娆多姿的自然风光赋予了这里神奇的魅力，吸引着历代高贤名流纷纷而至，在赏景怡情之余，为后世留下了众多流传千古的不朽篇章。

诗仙李白曾在诗作《别储邕之剡中》里写他游剡溪到剡城的所见：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大诗人杜甫也在游剡溪时作《壮游》赞曰：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在李杜之前，早有东晋“十八高僧”和“十八名士”慕名游剡、王羲之徙居金陵，而同在唐代，更有王维、温庭筠等400多位诗人在此泛舟吟唱，其后，宋代朱熹、王十朋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乃至近代的蔡元培等学界泰斗都纷纷讲学鹿门、设帐城南、执教书院，为嵊州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促进了嵊州文化的多元发展。

嵊州地区民间音乐歌舞发展极盛。民乐有辕门、妒花、绣球、十番、节诗、将军令及民歌看牛调、五更调、工尺调、双看相调、三番十二郎调和宣卷调、道情调等。民间舞蹈有狮舞、龙舞、仙鹤舞、菜瓶舞、高跷、荡湖船、练嘴行、回头拜、调五马、大头和、哑背疯，以及翻表、叠罗汉等。这里还流传着古老的傀儡班、目连班、徽班、乱弹班、调腔班、高腔班以及孟姜班和鹦歌班。外来文化的注入丰富了这里的民间艺术，并在与本土艺术的交融中开花结果，不同文化的碰撞，也为嵊州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与眼界。随着民间写诗填词之风的日益兴盛，能歌善唱的嵊州人更把歌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这里村村有祠堂，堂堂有戏台，保保有庙，庙庙有舞台。“见物唱物，见人唱人”，多才多艺的嵊州人，就这样成为了越剧艺术最原始的创造者，嵊州也为越剧艺术的孕育和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

越剧有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剡剧。而探寻越剧最早的源头，则要追溯到她的前身——“落地唱书”。

“落地唱书”是嵊州地区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它的名字得自于它独特的表演方式。多数曲艺形式在演唱时需要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舞台，而“落地唱书”则完全没有特定的条件要求，在农家檐下门口、台门堂前，站立于地均可演唱，由此而得名“落地”。

“落地唱书”的前身，是嵊州地区的“田头歌唱”，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即低级阶段，称为“沿门唱书”；后阶段，即高级阶段，称为“走台书”。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嵊州地区的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道卷、道情、莲花落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吉利词句，沿门卖唱，俗称“沿门唱书”。

据记载，约在清咸丰元年前后，嵊州马塘村有一位青年农民金其炳，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民歌手。金其炳不仅热爱歌唱，更积极创造，以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进行着歌唱风格与内容的创新。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创造了集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精华于一体的新唱调。这种唱调不仅新颖独特，淳朴流畅，而且在唱词上没有死板的规定，易学易记，很快得到了众多农民的喜爱，并迅速地传播开来。不久，金其炳名声远播，许多青年纷纷跟随他学唱，成为了他的艺徒。有了众多艺徒的金其炳进一步在徒弟们的帮助下，积极创新，大胆改良，不仅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更将宣卷佛曲和工尺调混合编唱，并把佛曲帮腔衬字“阿弥陀佛”改为“箫经”中的“四工上合尺”。以“四工上合尺”为尾声衬字的曲调，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更加雄壮，也更能激发演唱者的情绪。这种由金其炳新创的曲调，被称为“四工合调”，它后来也成为“落地唱书”很长时间内的主要曲调。

金其炳等人的“田头歌唱”历经十多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到1863年前后，由于当时嵊州剡江两岸农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民不聊生，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逃荒，金其炳等一部分青年农民，为了生存，便以民间曲艺作为谋生手段，沿门挨户卖唱。“落地唱书”的前阶段——“沿门唱书”就这样产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沿门唱书，艺人们的唱段曲目逐渐发展、积累，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唱书者们开始根据一些民间故事、传说改编成简单的有故事情节的曲目，此后更进一步从宝卷、传书及外地说唱滩簧中移植大量书目，逐渐转向以长篇为主的唱书。为了提高艺术效果，他们还从嵊地古有的“紫云班”（绍剧）的乐队中得到启发，自制枣木尺板、毛竹节鼓（后发展成鳖鼓）作伴奏乐器，音响效果有了进步，同时又发展为两人配档，一人主唱，一人打板接腔。他们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便到各处唱书，逐步发展为半农半艺的半职业艺人。

“走台书”是“落地唱书”的后一阶段，在形式上由“沿门卖唱”转化为进茶楼小舞台演唱。其内容、曲目及曲调都有所不同。此外，在演唱方式上，由以唱为主逐步发展为唱、白、表三者结合，嗓音有了男女老幼的区别，演出形式也从站立于人家门口演唱变为在厅堂、茶楼内演唱，逐渐形成了“落地唱书”的基本形式。“走台书”的命名也是对这种演唱形式的概括。

金芝堂是金其炳的艺徒，也是当时有名的唱书艺人。他原是一个补鞋匠，后出于兴趣，改行从艺。他与其他唱书艺人一起，推动了从“沿门唱书”到“走台书”的进步，也通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由于“落地唱书”最初是用“四工合调”唱四句八对的彩头话和短小书目，曲调与内容并无矛盾，但发展到“走台书”时，内容和曲调开始产生了矛盾，而且，“四工合调”旋律简单，节奏单一，无法适应人物、情节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金芝堂在“湖州三跳唱书调”的基础上，吸收嵊县牧歌和原“四工合”的成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呤嗄调”，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落地唱书”，也为其日后发展为越剧奠定了基础。

在“落地唱书”的长期发展中，由于多种原因，唱书艺人逐渐以剡溪为界分成南北两派，并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内容上有“南记北图”之说，即指南派往往以“记”作为曲目的名称，如《獾猎记》《乌金记》等；北派则多以“图”作为曲目的名称，如《十美图》《七美图》等。在唱词和音乐上则有“南俗北雅”之说。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五十多年的发展，“落地唱书”由单纯的农民自娱歌唱，演变为半职业、专业化的演唱，这一民间艺术也以它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在嵊州农民艺人们的积极学习与努力创新下，1906年，“落地唱书”被正式搬上了舞台，发展成为最早的越剧—小歌班。

2.“小歌班”时期

进入20世纪初，“落地唱书”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小歌班”的应运而生，使得一种民间曲艺终于蜕变为戏曲，越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她作为地方剧种的发展历程。

在落地唱书艺人的积极创新与不断改良下，唱书表演渐渐趋于成熟、完善，在表演上，有主唱、轮唱、对唱、对白，角色之间有呼应、有交流，人物性格更趋明朗。为丰富表现力，艺人们主动向绍兴大班学习，运用“五色嗓音”，即小口、本喉、大嗓等不同嗓音演唱，以区别不同行当和角色，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同时，又加入了道具的因素，按角色需要配以各式身段动作，接近于后来的戏曲表演。

1906年3月27日，在落地唱书艺人的大胆尝试下，他们的表演终于被搬上了舞台。这一天的试演，是越剧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也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分工的专业演出。虽然试演不能一次就获得成功，但这次试演打开了从曲艺迈向戏曲的大门，“落地唱书”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发展，终于修成正果，越剧由此诞生了。

登上舞台的唱书表演当时取名为“小歌文书班”。“小歌”指民歌小调，“文”指无武打场面，“书”指所演戏匀系唱书书目，故人们将它简称为“小歌班”。“小歌班”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十多年，这一时期在越剧发展史上也就被称为“小歌班”时期。这一时期，艺人们在演出实践中逐步发展自身的表演艺术，组织戏班，创编新剧，经过十五年的发展，陆续从农村转入中小城镇，直到后来挺进大上海。进入上海后，“小歌班”积极从绍兴大班、京剧等剧种中吸取艺术养分，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同时在剧目、音乐、服装和化妆等方面进行改革，特别是在越剧语言上掺入了一些上海白话，使越剧语言既不脱离乡音，又能为上海观众接受。通过努力，“小歌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1922年，“小歌班”在上海正式进入“大世界”演出，开始改称“绍兴文戏”。

3.“绍兴文戏”时期

1922年，越剧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绍兴文戏”时期。由于“小歌班”诞生在嵊州，而嵊州隶属绍兴府，“小歌班”与同出于绍兴以武戏、宫闱大戏为主的“绍兴大班”相比，内容更侧重于家庭伦理、儿女情爱，由此被称为“绍兴文戏”。“绍兴文戏”时期是越剧发展的成熟期，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都是男演员，故称“绍兴文戏男班”，后期出现男女混演，并向女演员过渡，称“绍兴文戏女班”。

（1）男班时期

男班艺人们进入上海后，虚心学习、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技艺，使绍兴文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男班艺人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在男子绍兴文戏的鼎盛时期，男班先后在上海的新化园、镜花戏园、升平歌舞台、共和戏院等30多个戏院演出。其中有袁生木班、梅朵阿顺班、马潮水张云标班、王永春白玉梅班等20多个戏班，当时嵊州的名角几乎都集中在上海。

（2）女班时期

1923年，嵊州商人王金水和艺人金荣水在家乡施家岙创办起越剧的第一个女子科班，打破了绍兴文戏全部由男子表演的局面，绍兴文戏进入了女班发展阶段。

绍兴文戏女班的创立，使得当时许多年轻女性冲破社会和家庭的种种阻力和束缚，走上舞台，不仅获得了谋生的职业，也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这一重大的进步更促进了剧种本身的发展。由女性出演全部角色的艺术形式，打破了以往的陈规，促使越剧在音乐唱腔、表演风格、演出剧目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剧种风格的衍变，促进越剧向婉约、典雅的方向发展。

女班的诞生改变了绍兴文戏的发展方向，促进了越剧的全面发展。在唱腔上，男班唱“正宫腔”，而女班独创的“四工腔”，唱腔上更显委婉柔和、悦耳动听，表演风格上比男班更飘逸洒脱，在体现人物感情上，更加细腻缠绵，贴切感人，更能打动观众。越剧女班也成为中国数百个地方戏曲剧种中，唯一一个全部由女性出演的剧种，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女班很快地替代了男班，出现了以后女子越剧大发展的新局面。

4.女子改良文戏时期

在越剧发展史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以男班为主的“绍兴文戏”正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演员集中在上海，女班蓬勃兴起，但活动地区主要在浙江，上海地区虽有女班演出，但多数带有流动性质，在整个上海的文化格局中，地位不高，影响也有限。

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战爆发后，大量女班来到上海发展，并迅速崛起，与此同时，男班则急剧衰落，很快被女班所取代，逐渐形成了以清一色女子演出为特色的剧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演员、班社都集中到了上海。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越剧艺术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也促进了越剧在新环境中的变革，为越剧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相对安定的环境，为越剧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孤岛”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娱乐业的畸形繁荣，使得这里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戏院，客观上为越剧发展提供了后盾与支持。从而使得越剧的中心由浙江转移至上海，并在上海进行了巨大的变革。1938年开始的以姚水娟为代表的越剧改良，迈出了这一时期越剧改革的步伐，这也是越剧适应新环境，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量女班来到上海后，最初演出的剧目都是在浙江农村和城镇常演的传统戏。但是，一成不变的戏曲形态并不能适应上海新兴观众的需求。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越剧急需进行剧目变革的现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最早闯入“孤岛”的姚水娟。原《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在与姚水娟的交流中很快达成了对于越剧发展前途的共识，认为必须要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新剧本。不久，樊迪民就以樊篱署名，为姚水娟编写了第一个戏——《花木兰代父从军》。姚水娟在戏中亦生亦旦、亦文亦武，其中一些战斗场面，还穿插武功。该剧一经上演就引起强烈反响，使姚水娟声誉大振。由此，姚水娟真切认识到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重要性，率先进行改良，推动了越剧的进步，更被戴上“越剧皇后”的桂冠。继《花木兰》之后，姚水娟又演出了樊篱编剧的《冯小青》《范蠡与西施》《天雨花》《燕子笺》等戏。

开始于1938年的女子改良文戏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持续了约四年后便开始有了衰落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孤岛”环境不复存在，时局的动荡也不利于越剧剧场的营业。另一方面，此番改良所存在的局限性和弱点成为促使越剧走向发展危机的决定因素。曾经在越剧改良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痛定思痛，在危机中酝酿着新的突破。1942年10月，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了“新越剧”的探索和实践，越剧发展即将跨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越剧的发展与演变

1.“新越剧”时期

开始于1942年10月的越剧改革，开辟了越剧史上的新纪元，它对后来越剧的形态、风格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浪潮中崛起的“新越剧”，无论是剧目、音乐、舞台形象还是剧团结构、运行机制，都与原来的女子越剧有明显的区别。“新越剧”时期，越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等一批年轻演员成为新一代越剧的代表人物。

袁雪芬是新越剧改革的领军人物。1942年，她率先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进行越剧改革。改革之初聘请的编导多为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为区别以往的越剧，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1944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此后，上海主要越剧团都陆续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越剧”的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的内容更是较以往有很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都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在表演方面，“新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淡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了负责舞台综合艺术的剧务部。同时，越剧的改革也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吸引了大批进步人士的关注和喜爱。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在党的支持与引导下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1943年11月，袁雪芬在出演《香妃》时，与琴师周宝财合作，使之前就有的2—5定弦之唱法更为规范，并由此开始使尺调腔形成若干板类，有整有散，有快有慢，后又发展了各类板腔的反调腔，使越剧唱腔不仅在板式结构上得到完善，在唱腔曲调上亦增强了抒情性和戏剧性，后来经过越剧界的共同努力与不断加工，“尺调”更为完善，成为越剧的主腔，节奏板式也更加丰富，有了多种多样的变化。1945年1月，袁雪芬、范瑞娟共同出演了《梁祝哀史》，并与编导一起对剧目作了重新整理。演出期间，范瑞娟与琴师周宝财合作，创造“弦下腔”，经过后来的加工与丰富，“弦下腔”也成了越剧的主腔。“尺调”和“弦下调”的创造，把越剧唱腔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大大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使剧种的风格更为鲜明。

尽管“新越剧”的改革促进了越剧的大发展，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的改革是在老板雇佣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适应观众的口味，剧目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段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商业化竞争也使有些剧目带有形式主义倾向和小市民情趣。有的演员为了表现自身的“美”，甚至会不顾剧情和人物身份，出现演主角的穷书生穿得比演配角的富公子还华丽的怪现象。直到解放以后，越剧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2.解放后越剧的发展

1949年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戏曲艺术开始进入了有计划、有部署、有重点的改革进程中，越剧也开始了适应新时代的深刻变革。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场以“改戏、改人、改制”为内容的戏曲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此期间，上海、浙江地区的专业越剧团，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三改”的工作，使越剧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革。

1950年4月，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该剧团的建立，为越剧事业在建国后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典型示范的作用。1955年3月，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拍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上海工商业大批支援到祖国各地，上海的许多越剧团体也自发地到各地去演出，有的就在当地扎了根。1956年到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又相继组织了18个越剧团支援西北和其他地区。自此，越剧开始走向全国，并在祖国各地生根发芽。到20世纪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影响日益扩大，这为越剧从一个地方性的小剧种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提供了可能。

3.新时期越剧的复兴

开始于1966年的“十年浩劫”使越剧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十年动乱”结束后，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越剧开始了新时期的全面复兴，迎来了越剧发展史上新的春天。

在历史条件的影响下，越剧的复兴是从男女合演的现代戏开始的。1977年，上海越剧院以男女合演形式重演《祥林嫂》并大获成功，掀起了越剧复兴的浪潮。此后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将《祥林嫂》摄制成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样式的越剧艺术片在全国放映，重新扩大了越剧在全国的影响。传统戏和历史剧也陆续恢复演出，女子越剧重新得到认可，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专业戏曲界首次恢复评奖制度。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1984年前后，浙江越剧界掀起“小百花”热潮，上海越剧界的青年越剧演员在各种广播、电视大赛以及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等活动中，纷纷脱颖而出。

越剧评论家李惠康于1990年3月9日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发表《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此文发表后，在上海、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戏曲界、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上海文化艺术报》为此特辟专栏，陆续选发来自各地的文稿展开讨论。沪、浙越剧界还为此联合举行大型研讨会，对越剧的新老交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时期的越剧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新时期的越剧，创作题材与风格更加多样化，更加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随着越剧全面复兴时代的到来，她的影响不仅遍及全国，更走出了国门，在国际上赢得了盛誉。

2006年，在越剧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时，经国务院批准，越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相信，越剧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