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起因

(一)法国侵略越南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就十分密切。回溯历史长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当地设立郡县。公元前207年，南海郡郡尉赵佗乘秦末农民战争之机，吞并了桂林和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自立为南越王，建立起南越割据政权，并且把象郡分为交趾和九真两郡。从秦朝起到10世纪初，现在的越南北方地区一直处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939年，利用唐末大乱的机会，越南脱离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此一直到19世纪，越南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同时还承认中国“宗主国”的地位，同中国保持宗藩关系。

法国觊觎越南，萌生侵占野心，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后期。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遭遇失败，在印度的殖民地大部分被英国夺去；为了补偿这一损失，法国统治阶级力主占领越南。177l—1786年，越南爆发了西山起义，严重威胁越南政府的统治。越王阮福映于是请求在越南活动的法国阿德兰区大主教百多禄作为他的使者，去法国求兵相助。1787年，百多禄带着阮福映5岁的儿子作为人质回到法国，并向国王路易十六呈交了一份关于占领越南的奏议。他在奏议中指出，为了达到与远东地区的英国势力抗衡的目的，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地，是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地理位置，无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法国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正说到了路易十六的心坎上，于是便根据百多禄的奏议，拟订了一个关于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

同年11月，法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约定法国派兵帮助越南政府平定西山起义，越南政府须割让海岛给法国，并授予法国商民在越南经商和居住的种种特权。

然而，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封建王朝自顾不暇，没能履行其对越南政府的承诺。百多禄主教只得到几条船，招募了一些法国军官便回到了越南，帮助阮福映进攻西山政权。1802年，越南政府终于平定了西山起义。阮福映认为，法国政府未能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因此拒绝割让领土。

此时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正在欧洲争霸，放松了对越南的侵略。1815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路易十八继承了路易十六的衣钵，积极谋求向越南发展，向越南提出履行《法越凡尔赛条约》中割让领土的规定。被阮福映拒绝。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后，再次要求越南履行条约内容。

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来到土伦港（今岘港），向越南政府呈递国书，要求准许法国与越南通商。越南政府调兵防备，法军悍然炮轰土伦港，由此揭开了武装侵越的序幕。

1858年，法军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利用侵华法军进攻南圻（越南南部地区），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1862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将南圻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及西贡一带的地区割让给法国，并赔款400万元(约合白银280万两)，还要允许法国商民在越南设立教堂传教、开店、通商。1867年，法国又蛮横地出兵攻占越南南圻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在这六省地方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称为“交趾支那”，设总督管辖。

之后法军由西贡出发对湄公河道进行测量考察，结果发现湄公河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不适合商贸活动”。但是通过这次的勘探行动，另外一条适合“商贸”的红河被发现了！而且让法国人兴奋无比的是：红河上游一直延伸到自己垂涎已久的大清帝国的云南省！

1873年，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法军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扩张，并于11月攻占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

此时的越南国王阮福时再也招架不住，向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老街）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发出了求救信号。

(二)刘永福与黑旗军抗法

刘永福（1837―1917年）原名建业，号渊亭，原籍广西博白县，出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随父母迁居广西上恩。刘自幼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二十岁时加入广西天地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行列。最初，刘永福投奔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手下任先锋，后来又先后投奔王士林、黄思宏等领导的起义队伍。由于他“胆艺过人，重信爱士”，大约有二百名义军士兵成了他的铁杆追随者。1866年，刘永福又转投吴亚忠领导的起义军。他所率领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军旗，因此被人们称为“黑旗军”。随着太平天国被镇压，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剿杀其他反清起义队伍。在广西，清政府四面调集大军，围攻吴亚忠起义军。起义军寡不敌众，加上武器落后，最终陷入困境。在此情形下，刘永福为了保存力量，率领黑旗军退入越南境内，并逐渐控制了越南的安礼、高平、左大、六安、保胜等地。黑旗军“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保护百姓，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因此深受当地群众拥护。

如果没有法国入侵越南，刘永福和他所率领的黑旗军也许会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默默无闻地终老一生。但是，法国妄图侵占越南，进而从西南入侵中国，建立一个所谓的“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梦想……这一切，改变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轨迹与命运。刘永福从一个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领袖，转变成了一个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黑旗军从一支受到清政府围剿的“匪军”，转变成了一支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锋部队。

在接受了阮福时提出的帮助抗法的请求之后，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翻越宣光大岭，疾驰千里，于1873年12月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法军海军上尉安邺急忙率军出城迎战。法军按照步兵战术，排好一字雁队，分前后两排，前排鹅步持枪瞄准射击，后排蹲跪填装弹药，轮番射击，交替前进。刘永福见此情景，知道不能硬拼。于是他把黑旗军分成三队，一队隐蔽于城外西郊纸桥两侧的田埂中，一队埋伏在附近的丛林之中，又亲自率领一队从桥东诱敌深入。两军接仗之后，刘永福假装败退，安邺不知是计，率军紧追不放。突然，设伏的黑旗军大队人马从两侧杀出，刘永福也率队回击。于是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法军被打得抱头鼠窜，此时再也摆不出“一字雁队”，并且无情地丢下安邺不管，一窝蜂逃回了河内城。这时黑旗军先锋营的吴凤典飞快赶上，一刀斩杀了安邺。

这一仗，黑旗军缴获枪械一百多支，弹药一批，取得大捷。法军死伤数百人，龟缩在城边几个据点内，任凭黑旗军在外叫阵，再也不敢出战。于是刘永福下令扎长梯七十架，准备强攻。

但是这些年来，越南阮氏王朝已经被法国人打怕了，这一仗赢得胆战心惊，深怕会招来法军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因此急令刘永福撤军。

为了稳定法国人的情绪，1874年3月15日，越南与法国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同时越南国王为表彰刘永福的战功，任命他为“三宣副提督”，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送给他，以示尊崇。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

19世纪80年代，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法国因普法战争失败所伤的元气已然恢复，为了寻求进一步迅速发展，便开始加紧推行殖民政策。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同意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茹费理毫不掩饰地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的每一寸领土，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地、如火如荼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

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政府派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700余人再次入侵越南北圻。4月，占领河内。1883年3月，占领南定。越南形势再度严峻起来。越南国王阮福时一再请求清政府速派援军抗法。

(三)清政府的矛盾与无奈

法国再次加紧对越南的侵略，目标很明确，要把整个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进而以此为基地侵略南中国。

法国的行为，严重刺伤了大清帝国的自尊心。大清帝国此时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是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仍然存在。越南是大清的藩属国，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越南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洋人的苦头，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否则，弄不好就会使局面不可收拾。因此对于是否援助越南抗法，清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大臣中以左宗棠、张之洞和张佩纶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他们的理由是：假如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的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李鸿章提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断不可轻于言战”。况且法越1874年的和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也就是说，越南当初签约时没来征求意见，对大清帝国离心离德，现在我们又何苦为他们出头？恭亲王奕支持李鸿章的观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阶级游离在这两派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形势下，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等人提出走中庸路线，即援助越南官军和黑旗军，打击法国侵略。理由是：一方面，黑旗军英勇善战，能有效地遏制和打击法军；另一方面，清政府可进可退，黑旗军打败法军固然好，法军打败黑旗军则正好为朝廷除患。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清军驻扎在越南北部边境，见机行事，以最大可能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于是清政府做出决定，资助刘永福抗法。

刘永福认为这是他和他的黑旗军由“黑”转“白”的大好机会。于是，刘永福发誓要“为越南平寇，为祖国屏边”。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应越南政府之请，刘永福率黑旗军近三千人，会同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所率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

1883年5月10日，刘永福向李威利下战书，约法军一决高下。19日，李威利率四百余人出河内城进攻黑旗军。刘永福得知消息后，即在十年前打败法军的老地方——纸桥附近再次做伏击部署：令黄守忠部扼大道正面阻击，令吴凤典部伏道左侧为奇兵，令杨著恩部埋伏在纸桥旁边的关帝庙附近，刘永福亲自率领一部为预备队在后面督战。黑旗军刚部署完成，法军已到桥东，向关帝庙中的黑旗军发起攻击。杨著恩部奋勇迎敌，接着假装支撑不住，且战且退。法军主力随即冲过纸桥直驱大道，向黄守忠部攻击，遭到黄部猛烈阻击。突然，吴凤典部从大道左侧杀出，原杨著恩部从右翼攻击。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法军大败。黑旗军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副司令卢眉以及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法军余部被迫退回河内。这就是著名的“纸桥之役”。

越南国王闻听后大喜，为表彰刘永福的军功，晋升他为“三宣正提督”，加赐“一等义勇男”爵号。

(四)《顺化条约》

法军伤亡惨重，不但重演十年前的一幕，在同一地点再次跌倒，而且司令、副司令全部战死—— “法兰西”于是恼羞成怒。

7月30日，法国新任远征军总司令波滑、北圻舰队司令孤拔和法国河内民政特派员何罗芒三人开会制订扩大越南战争的计划。

8月，法军兵分两路，大举北犯。一路由波滑率领1800人，舰船9艘、大炮14门，沿红河向驻守怀德的黑旗军进攻。法军“船坚炮利”，武器精良。黑旗军虽处于劣势，但还是大败法军主力中路和左路。气急败坏的法军深夜炸崩河堤，致使黑旗军营地被淹，损失惨重，只得退出怀德，转移到地势较高的丹凤。

8月底，法军援军三四千人、军舰十一艘相继赶到，分水陆两路进攻丹凤。刘永福派黄守忠、邓士昌紧急带队前去迎敌，两军在堤围上发生遭遇战。堤围内水深没顶，河堤狭窄，弹雨密集。法国军舰又从江面发炮轰击，黑旗军腹背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刘永福即刻派人向清军求援，但清军坐视不管，在多次催促之下仅越南黄佐炎部派来两个营的兵力，调拨一万发子弹，进行支援。双方血战三天三夜，黑旗军艰苦卓绝，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终于转守为攻。

正在这时，另一路法军由北圻舰队司令孤拔率领，不费吹灰之力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越南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在法国人的威逼之下， 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刘永福满腔怨愤，退守山西。

清政府吏部主事唐景崧率桂军两营进驻山西，协同黑旗军作战。10月22日清廷又传旨，给刘永福拨银10万两以应急需，并调集大军数万从广西和云南进入越南北圻。

从此时起，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正式纳入到清政府军事行动的整体之中。

在制伏越南之后，法国开始将侵略矛头开始直接指向中国，除了威逼清政府放弃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外，还要求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及国境条约。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日益逼近。

同年10月底，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被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12月中旬，法军水陆并进，向应越南政府之请暂时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