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禅定及禅宗

（一）禅的含义和由来

禅，也称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鸠摩罗什将其译为“思维修”，即对思维活动的修持；玄奘译为静虑，系念寂静而正审思虑的意思。

为什么要进行“思维修”呢？为什么要进行“静虑”呢？《俱舍论》中说：“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实了知义。”

“禅”一般与“定”并称。定是由梵语Samadhi即“三昧”“三摩地”译来的，也称“等念”。《大智度论》中说：“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唐朝著名的禅学家宗密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此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源，亦名禅那。……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竺之音也。然亦非离真性别有禅体。但众生迷真合尘，即名散乱；背尘合真，方名禅定。”

宗密提出“定慧通称为禅那”，定是指禅定，慧即指由禅定引发的“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

对此，隋朝天台宗智凯更进一步阐明说：“……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疾登极果？’”

智凯认为，只有定慧一体，才能称之为禅，否则就会有所偏颇，坠于邪见，非愚即狂。

“禅”最早出现于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典》中。《吠陀经典》是雅利安民族所崇奉的圣典，是公元前1300年前的古文献，所载多为赞颂神明的歌曲，包括祭祀咒语、祈福消灾等内容。

雅利安民族南下印度河，留居在今称之为“旁遮普”的地方，成为印度远祖，并孕育出了印度文化，这些印度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先民基于圣典而创立的圣书，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奥义书》，约为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产物。全集有九卷，共计六种。其中就特别注重对宇宙本源与人的本性，从哲理上加以探讨和实践上加以总结，标举“梵我合一”“静虑禅定”“轮回解脱”等等。它那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当时印度上层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并被学术界视为印度哲学史的真正开端，各种学派秉承《奥义书》的旨意而自成一格。

当时，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声论”“吠陀论”“因明论”“胜论”“数论”及“瑜伽论”六大学派，其中以“瑜伽”的“相应”一说，最合乎并总括初期“禅那”，即由“静虑”而达到人神冥契的境界。

据洪修平先生的《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所述，考古学者曾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颗刻有跏趺而坐、作沉思冥想状的神像的印章，还发现一些呈瑜伽坐法的刻印，这些被认为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的文物表明了瑜伽实践的古老性。

胡适先生认为，“禅”起源于古印度的瑜伽功，瑜伽的作用在于“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瑜伽为梵文Yoga的音译，意思是“结合”“相应”。在印度，婆罗门教在《白骡奥义书》和《慈氏奥义书》中，瑜伽派在其经典《瑜伽经》中，系统地提出了瑜伽修持的方法，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的修习，《瑜伽经》中关于修习瑜伽的八个阶段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那、三昧”。可见“禅那”“三昧”的修持，在瑜伽派整个修行阶段的重要性。

婆罗门教为其信徒规定了人生必经的四阶段：其一，为少小离家，谒师习经；其二，为长而回家，娶亲理家；其三，为壮年入林，潜心修道；其四，为清静度日，乞食为生。在这四期生活中，第三期隐居森林，诵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然后凝神息虑、沉思冥想、静入禅定、逐渐成道，此为人生重要时期。

通过凝神息虑、禅定入道的过程，修行者加深了对圣典奥义的理解，因而成为风靡于世的法门。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被奉为古老传统的原始禅观，非但未被抛弃，反经多方采纳，沿用至今。

（二）印度佛教的禅学

释迦牟尼出家之后，曾跟从阿罗陀·伽蓝修习梵行，坐禅入“无所有处定”，还修习过“非想非非想处定”。然而他认为，这些法门终未脱离世间，而至“真解脱门”。

结束了六年的苦行修禅生活后，释迦牟尼独自来到尼连禅河（今利拉詹河）的溪流中沐浴净身，接受牧女的乳糜之供；康复后再到今为菩提伽耶的地方，于一棵毕钵罗（即菩提树）树下结跏趺坐，静心正念，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座!”

经过冥思默照达四十九天，他终于证得无上菩提，彻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实乃“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顺逆四字。由此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的道理。天色将晓，世尊抬头望见启明星，心星朗照，霍然悟明，得无上正等正觉。

释迦牟尼佛即是通过禅定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成佛。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皆从定发。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

但是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禅法，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严整，绝非同一时期之“外道禅法”（佛教以外的禅法）所可比拟。如《杂阿含》中记述世尊所传“四念处”“不净观”“数息观”“十六特胜”“十遍处”“念佛观”“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六通三明”“空无相无作三昧”等。

关于禅的种类，佛教的禅主要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小乘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修习的主要内容有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小乘佛教认为，依次修习“九定”中的前八定所产生的境界，仍然摆脱不了世俗世界的生死流转，只有“灭受想定”（亦称灭尽定，与前八定合称为“九次第定”）才是禅定的极致，能超出三界，而达到究竟涅槃。

而大乘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大乘佛教的禅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范围比小乘佛教更大了。

在大小乘佛教的理论和修行实践中，“禅定”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外道禅”不同的是，佛教不再把禅定作为修习的终极目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

（三）中土早期流传的禅学思想

东汉末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翻译了《阴持入经》《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道地经》等三十多部佛教小乘经典；月氏国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在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译出了包括《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禅经在内的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第一次将大乘禅法传到了汉地。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成为汉译佛典的创始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当时的佛教义学分为“禅数学”和“般若学”两支。

“禅数学”是将禅定实践与研习佛教教理结合为一的修习法门。“数”的本义是“法数”，是指用数字概括教义的方法，如四谛、五阴、十二因缘之类。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基础，认为世界万法缘起性空，是由缘而生的假有，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修行者只有把握“性空”之理，才能证悟佛智。“般若”系梵语音译，意思是一种特殊的智慧。

禅作为佛教的修行方式，有佛教就有禅定，即有禅学。在南朝慧皎所作《高僧传》的《习禅篇》部分中，对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等，都有当时著名的习禅者为其立传。在达摩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禅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形成了以鸠摩罗什、道安、佛驮跋陀罗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派别。鸠摩罗什（343—413年），简称罗什。他的父亲从天竺移居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被龟兹国王请为国师，并把妹妹嫁给他，生下了罗什。罗什7岁出家，385年入姑藏（凉州治所，今甘肃武威），在那里，罗什居住了十六年，熟悉了汉地文化。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秦王姚兴派使者将罗什迎至长安，尊为国师。当时跟随罗什学习佛法的有三千多人，一些著名的被称为“什门八俊”“什门四圣”“什门十哲”。

现存罗什主持翻译的佛经和著述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其中有《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无量寿经》《首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禅法要解》《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思惟要略法》等，对中国禅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什说：“佛弟子中有两种人：一者多好一心求禅定，是人有漏道；二者多除爱着，好实智慧，是人直趣涅槃，入暖法中。”他认为：“当学求诸法实相，不有常不无常，非净非不净。”沉溺于禅定，执著于常，或执著于无常，执著于净，或执著于不净，都是执著，都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

另外，罗什在所译的《禅法要解》中提出的“四依凭禅法”，也是后来中国禅宗所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宗旨的重要根据。“四依”即依深义不依于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四依强调了对义理领悟和开启智慧的重要，突出了修行者的主体精神和自觉精神。

属于鸠摩罗什一系的还有僧睿、僧肇等。

罗什对僧肇非常赏识，谦称自己的见解跟僧肇不相上下，但在文辞方面，还是要向僧肇学习。他称僧肇为“秦人解空第一人”。僧肇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般若“空”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承认现象的存在，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的，并不矛盾。他举例说：“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意思是说，因为幻觉而生成了人像，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他是幻化的，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正确的说法是，物是“非有”和“非无”的统一。

在《物不迁论》中，僧肇认为，世界看起来是运动的，而实际是静止的，时间似乎在消逝，实质上却是停留的。他认为，动是假象，而静才是本质，事物只是各自停留在一定的阶段，没有发展、延续和变动。在《宝藏论》中，僧肇举例说，“故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是后来禅宗的基本思想。

在论证心、身、境“三界”的关系时，僧肇认为，因为以“执心”为本的“妄心变化”，而迷失“真一”，由此而现出了“虚妄不实”的“三界”。

他举例说：“譬如有人于金器藏中，常观于金体，不睹众相；虽睹众相，亦是一金。既不为相所惑，即离分别，常观金体。无有虚谬。”“……虽有种种名字，终同一义，或名法性、法身、真如、实际、虚空、佛性、涅槃、法界，乃至本际、如来藏，而有无量名字，皆是真一异名，同生一义。”

僧肇的佛学思想体系非常完整，在中国禅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僧肇已把“法性”“法身”“佛性”“真如”“如来藏”等后来禅宗六祖慧能禅学涉及到的根本问题都提出来了。罗什一系禅法是后来慧能的“即心是佛”的理论基础。

道安（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他早年父母双亡，12岁出家。活跃于东晋、前秦时期，他游学授徒，宣讲佛法，受到前秦王苻坚和官僚及文人的推崇礼遇，门下有僧众数千人，在长安主要主持佛典的翻译。在当时的佛教界被尊为泰山北斗，佛教史上称道安为“僧雄”。道安融会汉代传入的大乘般若学与小乘禅学，成为两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禅观悟入般若，再以般若学具体运用于禅定的修行，认为禅修必须与般若智慧相结合。

道安提出了僧尼应以“释”为姓，出家人皆改称释氏。他说“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他的主张与被后秦昙摩难提译介的《增一阿含经》的经文“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相符。从此，汉地僧尼以释为姓成为定式。另外，道安还制定了僧尼修行的轨范，当时“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认为，只有认识了“无”“空”的“本无”的实质，才能不执著于“有”或“未有”观念；只有真正体悟了“宅心本无”，才能达到心的本然状态与真如实相的契合。

“本无”的观念，与禅宗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如出一辙。道安的思想，与后来禅宗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道安一系的还有其弟子慧远。慧远（334—416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慧远跟随道安二十五年后，辞别道安，于东晋太元六年（381年）入庐山，长期住东林寺，创办白莲社，聚徒修禅和讲译佛典。据说慧远三十年未曾下过庐山，每次送客，以虎溪为界。慧远是东晋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佛教领袖，也是当时禅法的集大成者。慧远传承了道安的般若“本无说”，提出了“反本求宗”“统本运末”的思想，并构造了以“法性论”为核心的本体论，他认为“法性”与“本无”同实而异名，体悟了不变的法性，就证悟了涅槃解脱。

慧远在禅法方面，提倡“大乘念佛禅”。由于慧远倡导念佛，又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佛的像前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因此，他被净土宗尊为初祖。

另外，经过慧远的介绍和提倡，佛驮跋陀罗一系的禅法，在江南得以流行。

佛驮跋陀罗（359—429年）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比鸠摩罗什稍晚一点来到中国。他于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到达长安。后来受到鸠摩罗什门下的排挤，不得不离开长安。他带领弟子南下来到庐山，受到了慧远的欢迎。应慧远之请，他译出了《修行方便禅经》（又名《不净观经》或《达摩多罗禅经》）。后来，佛驮跋陀罗与弟子慧观、宝云在江南大弘禅法，所住道场被称为“禅师窟”。

由于佛驮跋陀罗本人精通禅法，自他以后，习禅之风盛行于中国大江南北。

佛驮跋陀罗所传的《修行方便禅经》（又名《达摩多罗禅经》），以小乘观法为主，《修行方便禅经》全书论述了五停心观、四无量观、阴观（五蕴观）、入观，其中侧重于数息观和不净观，被称为“二甘露门”。

《修行方便禅经》把修行的过程分为“退”“住”“升进”“决定”四个阶段，主张智慧与禅定并重，智慧与禅定结合，在禅定的基础上修习智慧观照，使智慧观照融入禅定修行之中，并循序渐进地深化与提高。

慧远在《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盛赞佛驮跋陀罗传译的禅经贯通大小乘禅法的思想，“搜集经要，劝发大乘”。不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佛驮跋陀罗的禅学影响都很大。

僧稠（480—560年），俗姓孙，北齐人。他从师于佛驮跋陀罗的弟子学习禅法，又得到了佛驮跋陀罗的认可和指点，曾撰写《止观法》二卷。

关于僧稠的禅法，近代高僧太虚将其归入“五门禅”，就是罗什译的《坐禅三昧经》中的用修“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无我观”等“五观”来对治贪、瞋、痴“三毒”。他的禅法观想和对治的对象明确，修习的层次清晰，颇受一般禅僧和民众修习者的欢迎，以至于在当时形成了“高齐河北，独行僧稠”的局面。

佛驮跋陀罗禅学体系中，除僧稠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慧文、慧思、智。

智是天台宗真正的创立者，因其住于天台山，故称天台宗。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旨，故而也称为法华宗。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宗派。

智（538—597年），本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郡治在今河南许昌），后迁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西北）。他18岁出家，先学律学，后来师从慧思，在天台山国清寺讲《法华经》十余年，被称为天台智者大师。

智有近百卷的著述，其中《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此外还有《童蒙止观》（即《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小止观》）、《六妙法门》《四念处》《四教义》《观心论》《观音玄义》《金光明经玄义》《维摩诘经三观玄义》《法华三昧忏仪》等。智把各种禅法纳入其“止观”禅法之中，建立起天台宗独特的禅学体系。智的禅学主要包括“玄义”（即天台宗的教相）、“文句”（解释《法华经》等）、“止观”（行一心三观）三个方面。

智明确提出“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这里所说的“一心”，即是指“真如”“佛性”。他在《法华玄义》中说：“其一法（心）者，所谓实相：实相之相，无相不相。又此实相，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实相非二边之有，故名毕竟空；空理湛然，非一非异，故名如如；实相寂灭，故名涅槃；觉了不改，故名尘空；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来藏。不依于有，亦不附无，故名中道；最上无过，故名第一义谛。”“若谓即空、即假、即中者，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譬如明镜，明喻即空，像喻即假，镜喻即中，不合不散，合散宛然。”

智言简意赅地指出“三谛”是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如“明镜”的明、像、镜，它们并不对立。智认为，运用“止观”的禅法,可以实现“一心三观”，领悟“最上无过”的“第一义谛”。

（四）“宗门”与“教下”——“禅宗”的定义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和鼎盛的重要阶段，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与不同学派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导致“教派”性质的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也为创立宗派提供了社会条件，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魏晋以来，禅智兼弘、定慧双修的风气，终于成为中国禅学的主流，酝酿并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佛教各宗派。

而以“禅”直接冠名的宗派，只有“禅宗”。

释迦牟尼以言语传授，四十九年说法，后来由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下来并加入论述，称为“经、律、论”三藏。

禅宗教徒把据经论建立起的佛教宗派叫做“教”，而自称“教外别传”，是“宗”，称“经是佛语，禅是佛意”。

黄忏华先生在《佛学概论》中这样定义：“禅家者流，谓《楞伽经》有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等语。依此自称宗门，又称宗下；称他家为教门，又称教下。言教者，谓如来所说经教，即不问大乘小乘，不论是显教密教，依经化等之文义者，为教；禅者，谓教外别传之宗旨，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禅。”

这里所说的“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来自佛教经典中关于中国达摩一系的“禅宗”在印度初创时的故事。

（五）“拈花微笑”——禅宗在印度的初传

世尊在入灭前（前486年），有一天，在灵山万众法会上，大梵天王奉献“千叶妙法莲金光明大婆罗花”，请示无上大法，释迦遂拈花示众，时众僧都不明白世尊之意，都默然无语，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深喻其义，故得传正法眼藏的故事。

这则故事，原载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一直未入大藏经，也未被其他佛经收录。据说，唐末来华的日本留学僧圆仁慈觉法师，见此经后即抄回日本，秘藏于某寺内达三百年之久，后来留存的残页被收归日本《断续藏经》的“补遗”编中。

世尊付法摩诃迦叶的记载，最早见于《大般涅槃经》。从禅史资料来看，在五代南唐中主保大十年（952年），由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僧所编现存最古的《祖堂集》中，有引自《涅槃经》载付法一事:“尔时，世尊欲涅槃时，迦叶不在众会。佛告诸大弟子:‘迦叶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吾有清静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付属于汝，汝善护持。’并敕阿难嗣二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过了约五十年，《景德传灯录》问世，稍后又有《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相继出现，到了南宋，经过释普济的整理，将前“五灯”汇为一编，删繁就简，厘定成二十卷本的《五灯会元》，流行迄今。《五灯会元》中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段“拈花微笑”的典故，便由此广为人知。

“正法眼藏”，又称清净法眼、大法眼藏。眼即智慧之义。正法眼藏，如果体会了“正法”的内容，则如同拥有了可以照破一切迷暗的智慧之眼。

“涅槃妙心”，指佛所证得的甚深微妙的智慧境界。

佛把这个有关“实相无相”，又非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微妙法门，传授给对“拈花”的旨意心领神会的摩诃迦叶。

“教外别传”，是指“不立文字”、重在“心印”。证悟了“涅槃妙心”，即便是极尽天下的语言文字，也无法表达其万一。未证无上菩提之人，与觉者之间，不可能直接感通，心心相印。

总之，“拈花宗旨”也就是旨在这一“心印之法”。

摩诃迦叶按照世尊的付嘱，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以直指单传的形式，再传给阿难尊者。迦叶就被后世尊为禅宗在西天（印度）的第一代祖师。阿难传法给商那和修尊者，一直传到第二十七代般若多罗尊者，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付于菩提达摩大师，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曾付嘱达摩大师说：“我灭度六十年以后，你把此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中国，普利众生。”

这便是中国禅宗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