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这首神州大地经久传诵的《元日》中，宋代大文豪王安石笔酣墨畅地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洋溢着浓浓节日气息的辞旧迎新图：隆隆的爆竹声送走了旧年，和煦的春风将暖意注入浸泡着屠苏草的美酒，家家欢聚一堂，共享天伦。
一夜守岁后，千家万户迎来了曈曈红日，在天亮时分用新的桃符来换去旧符。“桃符”来源于我国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垒二神，百鬼皆畏。后来民间便有以桃木板画二神于门上来驱鬼避邪的风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最初的“桃符”，既是门神的始祖，也是中国年画的雏形。五代后蜀时期，民间开始盛行于桃符板上书写联语，其后改书于纸，又演变成为后来的春联。由此看来，年画也算是春联的“大哥”了。
1．年画始祖——桃符
严格追溯的话，中国年画至少起源于汉代。在班固所著的《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提到：“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挎长剑。”汉景帝的儿子惠王刘越，在自己所住的王府殿门前，贴了春秋时期齐国勇士成庆的画像，短上衣、大裤子、手持长剑。而到了略晚于班固的东汉学者应劭时，他在《风俗通义》“祀典”一卷中引用《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佞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传说上古之时，东海有座景色秀丽的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蟠虬三千里的大桃树，树顶有一只金鸡，日出而鸣。这棵桃树的东北一端，有一枝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直抵地面，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朔山住着各种妖魔鬼怪，要出门就得经过这扇桃枝门。清晨金鸡报晓之时，前一天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域。在这扇通往鬼域的桃枝门两边站着一对力大无比的兄弟，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将它们捉住，用绳子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
汉代时，王公贵族开始流行腊月岁末时在宫中设立桃木削制的神荼、郁垒木俑，“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弓箭），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蔡邕《独断》）。后来，地方上的县官也在腊日或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
随着风俗的传播，这种用降鬼大仙神荼、郁垒和桃木驱邪、避灾的风俗自上而下地在民间流传开来。起初，人们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的形制立于门户两旁，并在门上画上老虎。到了南北朝时，干脆就将神荼、郁垒直接画在桃板上。《荆楚岁时记》：“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还有的人家直接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挂于自家门口，省去了绘画的麻烦。这种桃木板被称作“桃符”，因此桃木在古代也被称为“鬼怖木”。 桃符发展到后来，渐渐分化成春联及门画，其中的门画就是年画的前身。
|
|
2．从神荼、郁垒到秦琼、尉迟敬德——“门神”的诞生
古人认为黑夜里鬼魅出动，为了驱除邪祟，要在门户上绘制辟邪的图画。鸡鸣是古时常见的自然现象，“雄鸡一唱天下白”，随着太阳升起，夜间出没的鬼魅便销声匿迹了，因此人们又为鸡赋予了“驱灾辟邪”的功能，到了晋代，又有了“元旦画鸡于门”的风俗。此说见于王嘉《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氏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画鸡于门上无疑地扩大了年画中的门神题材，至今在河南开封、山西临沂、苏州桃花坞等地的早期门画中，尚有这一形式的画样传世。南北朝直至隋唐，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寻常人家，这种年终岁尾往门户上刻制或描绘驱邪禳灾一类门神画的习俗薪火相传。
至今民间依然流传着“年画起源于唐朝”的传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后，夜间经常梦到在“玄武门之变”中丧生的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化为厉鬼来索魂，大将秦琼和尉迟敬德得知后自告奋勇，手持兵刃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为唐太宗守夜驱鬼，当夜唐太宗安然入睡，但唐太宗不忍心让两位大将夜夜站岗守卫，便让画师将二人画像贴于门上，这便是年画的由来了。当然了，从前文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年画起源比唐朝要久远，但这个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间接的参考信息就是：唐宋以来，门神画的题材不再局限于神荼、郁垒和老虎、雄鸡了。但在宋代以前，刻版印画的技艺尚未成熟，隋唐以前的门神图都是手绘于纸上或者直接画在门上的，由此推断当时贴门神的风俗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普及到每一家每一户。
3．年画转型成熟期
宋代是年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隋唐以前，刻版印画的技艺尚未成熟，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同时出现了雕版印刷术这一革命性的发明。北宋时，当时的京都汴京（开封），出现了雕版印刷佛像的纸马铺。古时人们最重视的一项礼仪就是祭拜神灵，祭祀时要有画有神像的图纸，祭毕随即焚化。先秦时祭祀用牲币，秦代以后演变为用木马。唐朝王玙开始以纸为币。宋代雕版印刷成熟以后，开始刻板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称之为纸马。而当时祭祀时用的神像图纸，都要画上马，因为在古代的交通方式中，速度最快的就是马匹，因此老百姓将马画成神灵的坐骑，祭祀时，祈盼神佛马上降临。当时的纸马铺就是用专门的雕版设备来印刷这一类佛经、神像图纸的店铺。而它的出现也标志着雕版印刷版画的范围扩大，在宋人孟元老追述北宋盛景风貌的《东京梦华录》中提到，一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从此贴门神、挂钟馗以点缀年节活动，渐渐在民间展开。
宋时手绘的年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此时恰好出现了雕版印刷，使得年画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木版年画便在此时应运而生。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年画实物，《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又名《四美图》，阳刻墨版印于高82.5厘米，宽49.5厘米的黄纸上。画中人为我国历史上四位著名的美女：一位是汉成帝的皇后——体态轻盈善舞的赵飞燕；一位是汉代曾经怀抱琵琶出塞和番的王昭君；一位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班昭的祖姑，贤才通辩、雅善诗歌，一度为成帝宠幸的婕妤班姬；还有一位则是后晋石崇的爱姬绿珠。我国民间历来流传着关于这四美的许多动人故事传说。整个画面构图是三女面右，一女面左，均衡庄重。画幅上方刻着“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十个大字楷书。画幅四周饰以鸾凤与蔓草组成的图案。标题下的长方框中，刻有“平阳姬家雕印”的店标，每个美女面部上方刻有各自的姓名。
据考证，这幅作品当为宋金时代（大约13世纪中期）山西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县）一带著名的“平水版”雕印作坊的出品。古代的平水县在平阳府城西南，以印刷业闻名。与《四美图》同藏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关羽像》，应与《四美图》印刷于同时期，高72.3厘米，宽34.2厘米。关羽处于画面中心，端坐于椅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炯炯，美须飘然，神态安详。画面布局丰满，人物描绘细腻生动。画幅周边饰以回纹，上方也有一通栏横披，文字为楷书“义勇武安王位”。该画画框上有“平阳府徐家印”字样。从“义勇武安王位”字样判断，是中国传统供奉神祇画像无疑。这种样式的关羽供奉神像，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四清”之前。制作年代，从关羽封号推断，应在1123年—1128年之间。
可以说，年画正式成为一种民俗正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一时期，人们在岁末除夕开始确立了门神“一年一换”的习惯，正如吴自牧《梦梁录》中说：“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
4．明清年画集大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年画兴盛和全面繁荣的时期，无论印刷技术还是花样种类、题材内容，都推陈出新、争奇斗艳。明代早期，年画还是由木版印出墨线，再由人工赋色完成；到了晚期，雕版套色印刷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画，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年画盛产地，如四川绵竹、成都，江苏苏州、南京，河南的朱仙镇，山西临汾、新绛，天津杨柳青等，其中的佼佼者——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开封朱仙镇更是被誉为“年画四大家”。这一时期，年末除了门神，还印制其他的神像年画，比如灶神、关公、天地爷等。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要贴新的灶神像，上供品，以祈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清代满族人入主中原，不废汉族新年风俗习惯，除夕依旧贴门神、灶君、钟馗等等。
年画在宋代被称为“门神”，明代被称为“画帖”，明代后期，随着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对年画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年画寄寓的祈望，也包括了国家吉祥、生活安定、风调雨顺、生产丰收、夫妻团圆、家庭和睦、健康长寿、子孙繁盛、登科进士、多财富足等等。例如其中的喜庆吉祥年画，就是通过谐音、象征等方式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鸳鸯、蝴蝶象征美好的爱情，荷花象征祥和，牡丹表富贵，蝙蝠代表福，桃、鹤、松等象征长寿，龙凤、麒麟、雄鸡代表祥瑞吉利，喜鹊象征喜庆，梅花象征“五福”，竹叶代表福、禄、寿，佛手表示十全十美等等。
再如，就门神而言，年画在样式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据冯应京《月令广义》记载：“近画门神为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蝠、蟢、宝、马、瓶、鞍诸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由于题材的拓展，出现了童子、美人、文官等形象，“门神”也自然更名为“门画”了，被赋予了喜庆的色彩内涵——清代学人李光庭在自己所撰的《乡言解颐》中提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才有了“年画”一词。此外，清代时由于戏曲、弹词和通俗小说盛行，门神中出现了一系列戏曲传说中的人物，如“燃灯道人、赵公明、赵匡胤、杨兖等，并且还画有故事情节，至此已失去了自古以来敬门神为“五祀”之一的意义，转向具有装饰性的门神形式发展，同时年画也彻底普及到了街头巷尾，当时的贫寒之家为了表示同庆新年，也都买一对门神来装点门面。
清末“西洋画法”的透视技巧、明暗层次的技术东传，更改变了传统以线刻为主的线画风格。海上贸易的日益发达，连带地影响了年画的外销与制作方法的欧化风格。沿海的苏州、天津、泉州、广州及扬州和内地各处版画制作直销东南亚及日韩等地，甚至欧洲各国也有订单，年画销售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太平天国起义增加了反列强帝国主义的情绪，年画题材剧变。像《太平军北伐图》《火烧海望楼》等反映现实的内容成为新年画的表率。年画成为广大民众的历史教科书，其历史意义重大。
光绪甲午海战之后，民间年画呼应维新变法，出现了一种改良式年画，多为办学堂、满汉平等、女权平等等内容，如《爱国大扑满》《女子求学图》等。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间年画又以《攻打南京》《革命大战武昌城》等革命题材示众。
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在解放区和大后方曾绘刻八路军和抗日战士作为“抗战门神”。大后方还曾出现“美军门神”，画来华支援抗战的美国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画解放军和边防战士形象作为新的门画，有的美术出版社还绘制了古代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郑成功作门神。民间门画以古喻今的优良传统，不断在新年的民俗活动中，继承与发展着。
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再到寄托愿望、讽喻时事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民间艺术品，中国年画的背后，凝聚着炎黄子孙几千年来最真切朴素的思想情感和诗意的美好向往。不同于泼墨山水的清高出尘，也不同于宫廷画的工丽细腻，中国年画源于民间，根植于民间，始终传递着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