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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说的书籍雏形，也可以称作初期书籍，主要指早期的文字记录，这些档案性质的材料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等。说它们是书籍的雏形主要是因为它们缺乏正规书籍的完整概念，却又是当时人们思想支配下对某种活动的真切记录，是有条理的文字显现。多多少少具备了书籍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书籍的雏形或者初期书籍。
中国的初期书籍可能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就产生了，可惜能够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的就少之又少了。当我们描述中国初期书籍的时候大多以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为例，但是绝不意味着初期书籍就是这时候产生的。初期书籍确实产生在正规书籍之前，但是正规书籍产生以后仍然有初期书籍的沿用。
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甲骨文字是一百多年前在河南安阳出土的。
一百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耕地、挖土时，常常发现大小不等的甲骨。当时农民迷信不懂，就说是龙骨，并且传言可以治病。时间久了，殷墟的甲骨被卖到北京了，正式成为中药。1899年，刘鹗到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正赶上王懿荣抓药治病，其中有味药正是“龙骨”。刘鹗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认定那不是什么中药，而是文物。于是刘鹗开始收集、研究甲骨，从此甲骨便成了文物收藏家搜罗的对象。一百多年来，大概有十万片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从殷墟被发掘出来。
1976年，考古队在对陕西周原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又发掘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大约一万五千片。其中也有带文字的，很有趣的是，这些文字比殷墟甲骨的文字小得多，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可见当时刻写甲骨的技术已经非常精湛纯熟了。商周时代的甲骨，只有少量记事性的文字，而单纯记事的甲骨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记录占卜的结果。
用龟甲和兽骨占卜并把得到的结果和是否应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种习俗。殷商时代，由于科学水平不高，所以占卜之风盛行。凡遇到国家的战争、狩猎、农事、灾害、祭祀等事，都要先占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前将龟甲的背面钻出圆形小坑，或者凿成菱形的浅槽，但是都不能钻透。把要问卜的事情先向神说明，然后用燃烧的木棒在小坑的中央或者浅槽的边缘炙烤。甲骨受热后就出现了形状各异的裂纹，这些裂纹就是卜兆，也就是神灵的旨意。然后占卜者根据裂纹的模样来判断战争胜负、狩猎得失、农业丰歉等。占卜完毕后，要把占卜的时间、事项、结果、占卜者姓名及是否应验刻在甲骨上。这些用过的甲骨由专人在骨片中间钻孔，串联成册，有次序地保管起来。可见此时的甲骨已经有了记事内容，装订形式颇有些正规书籍的特征。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也有刻铸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流行。当然，这也不能算作正规书籍。但是这些记载，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文字的多寡，都是甲骨文不能与之相比的。它的书籍特征更加明显了。
青铜是铜加少量锡制成的合金，铸造出来是青灰色的，因此被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物什就是青铜器。刻在这上面的文字就叫“金文”“铭文”或者“钟鼎文”。
在商周时代，青铜器是非常高贵的器具，是贵族的专用品。它的品类很多，有礼器、乐器、兵器等。特别是礼器，也称“吉金”，这是贵族们无比珍视的。而礼器中的大鼎就更加高级，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国家的象征。失去了，就表明国家灭亡了。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发。如果一国灭亡，总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而战争中即将失败的国家就设法把重器埋藏起来，只要这些重器不丢，就意味着国家没有灭亡，即便首都沦陷了，仍然有复国的可能。
早期的青铜器仅仅刻上主人的名字，后来贵族就把需要纪念的事情刻在上面。如此一来，铭文的文字数量大增。著名的毛公鼎上有铭文32行，共499字，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这些文字一共有五段：其一，此时局势不宁；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其三，给予毛公宣示王命之专权，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的命令，毛公可指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诫勉励之词；其五，赏赐与表扬。这些铭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在石头上刻写文字，是上古很多民族都有的习俗。在现存的石刻中，最早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出土的十个鼓形的刻石。每个石头周身都有文字，人们称这些文字是石鼓文。这十个石鼓辗转各地，流传千年，目前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长期的自然、人为损坏，石鼓上的文字多不清晰，其中一石的文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石鼓上的诗歌是歌功颂德的，是有意创作的诗文；文字的载体虽然是石头，但都经过比较细致的加工，造型似鼓。这些文字虽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可以展卷阅读，但是它所具有的书籍意味，已经远远超过甲骨文、金文了。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石刻文字也看做是初期书籍形式之一。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在石片、玉片上刻字。古时候天子和诸侯，诸侯和诸侯，诸侯与士大夫，甚至士大夫与奴隶之间，为了调和利益常常需要盟誓。立盟后将盟辞中的一份埋入地下，另一份藏于盟府。春秋后期，周王室衰微，奴隶制度风雨飘摇，盟誓更加频繁。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玉质，三分之二是石质，共有五千余方。它们上尖下方，宽度不等，上有用毛笔写就的红色、黑色字。根据专家考证，这些文字大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春秋时的大奴隶主，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赵简子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代表地主阶级向旧势力发起进攻。当时的旧贵族发动反扑，赵简子就与同宗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盟誓。比如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功的奴隶可以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限制奴隶主兼并土地和奴隶的内容，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这些石刻文字，虽然都是古人盟辞，还不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书籍，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书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石上的文字，也看成是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正规书籍也有把石头当做制作材料的。如把儒家的经典刻在石头上，汉代《熹平石经》是中国刻在石碑上的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碑高一丈许，宽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等。后来历朝历代又有三国魏《正始石经》、李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赵宋《嘉祐石经》《御书石经》等。也有把佛教经典刻在石头上的，有摩崖、经幢等，如井陉摩崖石刻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也有将道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2007年，湖南省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摩崖石刻，该摩崖石刻高2.3米，宽3米，共有三方石刻组成。主体石刻《还丹赋》，除标题和末行，每行15字，共25行，353字。除了主体石刻《还丹赋》外，还有两方用以说明石刻《还丹赋》由来的小石刻，分别刻于北宋壬戌年和南宋绍兴辛酉年。考古专家以此断定，主体石刻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南宋绍兴辛酉年。与早期的石刻文字不同，这些文字石刻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以石头为载体的书籍了。